“亲仁善邻”出自《左传·隐公六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亲仁善邻”的一般含义是亲近仁义而友好邻邦。以仁爱友善原则与邻国相处,是国与国之间和谐相处的前提条件。关于“仁”,孔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指仁者自己想立身于世,也使别人立身于世,自己想做事通达,也使别人做事通达。自己不喜爱之事,莫强加于别人。能做到如此,可谓至德者。孔子亦曰:“德不孤,必有邻。”其中“邻”,释为“近也,亲也。”又解释为“连也,相接连也”。古语云:“远亲不如近邻。”从中可见中国古人对邻里关系具有深刻认识。邻里、邻国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矛盾冲突的关系,而是唇亡齿寒,守望相助的关系。所以,中国古人主张以邻为伴,要“睦乃四邻”,反对“以邻为壑”,嫁祸于邻,产生了亲善睦邻、“富以其邻”的理念,追求讲信修睦、“聘交邻好”的格局。
“协和万邦”出自《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意指举用族中德才兼备之人,使族人团结一体;族人既睦,辨别彰明百官中的贤德者;百官既明,使诸多邦族之间和睦相处。中国自古是世界上人口众多的地区之一,上古时期,邦国林立,鉴于当时“天下万邦”的社会现实,尧提出了“协和万邦”的理念。不同邦国之间的和谐关系,本质上是宗族和谐向邦族和谐乃至天下和谐的扩展,因而古人主张“修己睦邻”,对内修德,兼施于外,则德致太平之化,百姓无怨且和睦。尧舜时代是中国文化的肇始,“协和万邦”由此成为中华文明的历史基因与核心价值之一。
“天人合一”是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思想渊源。古圣先贤认为“天人合一”是宇宙人生的自然规律,“天”既有自然寓意又有道德之意。“一”是指同,一体则同心。这种“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在国家治理中表现为君臣一体、君民一体、家国一体、天下一体。所以孟子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意为尊敬自己的老人,并由此推广到尊敬别人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孩子,并由此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孩子,仁爱本国的百姓,并由此推广到仁爱别国的百姓,甚至是天下的百姓。
彼此尊重,平等相待是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基本前提。孟子曰:“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古人认为能仁爱、尊敬别人之人,亦能受到同样的仁爱与尊重。反之,如墨子所言:“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国与国相交亦是如此,每一个国家都根植于自己特有的历史生存土壤,孕育了不同的智慧与文化。因此,孔子曰:“和而不同”。尊重不同,不同而和,和而平等。何谓平等?这个平等是道义的平等,即平等对待一切国家,莫因差异而怀偏颇之心。所以,古人强调“国无大小,民无众寡”,皆要以礼相待,以诚相交。
贵信重义,团结互助是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题中之义。信,诚也。《二程遗书》中讲,“学贵信,信在诚。诚则信矣,信则诚矣。不信不立,不诚不行”。中国人自古非常重视诚信,把诚信作为人生而为人、立身处世的基本德行之一。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左传》中提出,“背施无亲,幸灾不仁,贪爱不祥,怒邻不义。四德皆失,何以守国?”失信、失德、失道之国,恐怕没有哪个国家愿意与之交往。交往必有道,否则“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只有以道义相交的邦国关系,才能“永敦邻好”。也只有出于道义去帮助别国、体恤别国百姓,才是真正的同舟共济。因为古人认为“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以仁德之心救助受灾邦国,是符合道义的行为,行道必有福。
和合共生,天下大同是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价值导向。中国人自古强调“以和为贵”思想,主张“和合故能谐”的相处之道,追求“政通人和”的治国境界。《中庸》云,“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意为“和”是天下一切事物最普遍的规律。况且古人认为“天下本是一家”,“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每个国家皆为天下的一部分,犹如共舆而驰,同舟共济,倘若舆倾舟覆,则安危同体,无人能独善其身。此时,必须和谐宇内,“同心而共济”,则家国安平,百姓相亲,从而达到“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民无贫富贵贱之鄙,“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幸福生活,这是人之为人最渴望的生存诉求,也是中国古人孜孜以求的“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理想。
原载: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