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八境台，耸立于赣州古城墙东北角之上。登上楼阁，俯瞰台下，两条河，一左一右，在不远处汇合。左为“章水”，源自南岭；右为“贡水”，源自武夷山。放眼望去，八境台前的两条水，渐渐靠近，其间的陆地也越来越窄，最后，如同一个楔子插进一片宽阔的水面。
□ 李辉
一、章、贡合为“赣”
登上赣州城内八境台，才明白赣江为何叫“赣”。
八境台，耸立于赣州古城墙东北角之上。登上楼阁，俯瞰台下，两条河，一左一右，在不远处汇合。左为“章水”，源自南岭；右为“贡水”，源自武夷山。放眼望去，八境台前的两条水，渐渐靠近，其间的陆地也越来越窄，最后，如同一个楔子插进一片宽阔的水面。章、贡由此汇成一条大河。“章”、“贡”二字，合并为“赣”，于是，这条大河有了新的名称———赣江。以这种合流姿态，章、贡二水告别八境台，再以赣江之势，滔滔流淌北去，奔向南昌……
说是“滔滔流淌”，只是无法改变的习惯性夸张表述。在中国，无论城市大小，要找一条本来意义上流淌不息的江河，并不容易。凡有河水经过的城市，十之八九，大都在市区下方筑一橡皮坝截住水流，这才有可能形成波光粼粼的水面，为城市增加水的灵气。赣州也如此。章水、贡水与赣江，均失去滔滔流淌之势，两水汇合处，远远望去，如一片偌大的湖泊，老河堤上一排又一排树木，点缀其间，倒是有了另外一种山水烟云的朦胧。
漫步赣州古城墙上，不见滔滔江水，毕竟让人遗憾。
苏东坡笔下的赣州水———“涛头寂寞打城还，章贡台前暮霭寒”；“山为翠浪涌，水作玉虹流”；“赣石三百里，寒江尺五流”……
辛弃疾笔下的赣州水———“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如今，读这些诗句，只能引发思古幽情，却难有情景交融的古今共鸣了。
尽管如此，赣州永远值得读了又读。
二、“第二故乡”
在蒋经国先生的日记里，我读到了他与赣州相关的这段文字：
在灵堂前与技工邱旭明谈话，知其为退伍士兵，去年结婚，赣州城内人，闻之甚感亲切，盖赣州乃余之第二故乡，余对其一草一木、一房一桥，无不熟稔，了如指掌。尤其对该地淳朴之亲爱民众，未曾稍忘于怀也。
日记时间：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记录地点：台北。
写日记之时，蒋经国正为父亲蒋介石守灵。一位赣州籍技工的出现，让正处丧父之痛中的他，多了另一重思乡之情。在海峡的另一岸，他的思绪飞越千里，飘落在赣州。抗战期间，他在这里生活、工作大约五年。一生行程中，这段时间并不算长。但是，时隔三十年后，蒋经国选择了“第二故乡”这一特别表述，足见在其情感与心目之中，赣州分量之重，位置之重。
蒋经国在赣州的旧居，就在八境台与郁孤台之间。
走下八境台，溯章水上行约千米，即可见城墙内一处民国建筑。“蒋经国故居”铭牌的介绍，简明扼要：
旧居原为赣州州府衙门所在地，平面为凸字形，系一砖木结构的欧式平房，它西临章江，南向郁孤台，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五年蒋经国偕夫人蒋方良，子女蒋孝文、蒋孝章一直居住于此。
故居铭牌介绍，似有商榷之处。
抗战爆发后，滞留苏联多年的蒋经国，获斯大林允许，携白俄罗斯夫人芬娜(中文名：蒋方良)归国。一九三九年，蒋经国来到赣州，出任江西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兼赣县县长，管辖赣南十一个县。旧居这一建筑，当年并非老建筑，而是由蒋经国本人于一九四○年设计修建。因此，铭牌介绍首句容易产生歧义，恐写为“旧居由蒋经国一九四○年亲自设计，在原赣州州府衙门旧址上修建”，既更为准确，也有历史亲切感。
蒋经国在赣州的生活时间，旧居说明乃至其他相关书籍上，其截止时间均写为一九四五年。当我读到蒋经国文章《东望章贡合流》时，一句话却让人顿生疑窦。蒋经国写道：“我离开赣州以来，事实上正有二年之久。”这篇文章写于一九四五年冬天的贵阳，以此推算，他离开赣州的时间，应该至少在一九四四年的年初。
读旅美华人学者陶涵的《蒋经国传》，找到了相关线索。
据陶涵所写，一九四三年，蒋介石决定成立中央青年干部学校，十二月间，任命蒋经国为中央青年干部学校教育长，负责筹办工作，并从零开始规划课程。此时，蒋经国仍保留赣南行政专员职位，但经常往来重庆、赣州两地处理不同事务。直接导致蒋经国离开赣州，则是侵华日军发动的新一轮攻势。《蒋经国传》写道：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七日，日本发动“一号作战”，数天之内，日军已推进到赣州城郊，经国赶回赣州处理此一危机。
二月三日，蒋经国搭乘D C -3飞机从他替美国人盖的机场起飞。二月五日，日军进入赣州城，已是十室九空。
如果陶涵所写无误的话，那么，蒋经国最后离开赣州的准确时间，应是一九四四年二月三日，而非一九四五年。看来，人们习惯于以抗战胜利的时间为界，我以往写到蒋经国主政“新赣南”的时间，也是如此划分，实有修订必要。
回到贵阳撰文的蒋经国。人虽离开，赣州却常在思念中。在这篇以章、贡两水入题的散文中，蒋经国反复倾诉对赣州的情怀，并道出其“所以然”：
……走过许多地方，山水固然各有其特异之点，动人之处，但我内心始终在热爱赣南，夸张赣南。因为赣南山水的价值，在我的心目之中，已不止是其山容水色，而亦是在情感和精神了。
蒋经国为何对赣州如此难忘？他所说的情感与精神，又该如何来读？
三、“思用之于来日”
于公于私，于情于理，蒋经国都有充分理由留恋赣州。
蒋经国旧居的墙上，悬挂着一位赣州姑娘的照片，她是章亚若———蒋经国来到赣州之后一次婚外恋的主角。一九四二年一月，被送往桂林的章亚若，为蒋经国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七个月后，突然去世。或说死于急病，或说死于暗杀，至今仍为历史之谜。六十年后，双胞胎之兄蒋孝严访问赣州，曾挥毫题词：“千丝万缕情，海枯石烂坚。二○○三年十月十一日，赣州忆母。”这一情景，这一幅题词，不妨说是儿子替父亲蒋经国写下的赣州渊源的最后一页。
晚年蒋经国将赣南称作“第二故乡”，这份深沉情感中，当然包含着他与章亚若的爱情，他在这块土地上两人有过的快乐。不过，就一个政治家的从政道路而言，他的这种“第二故乡”的情感，恐怕在更大程度上需要另一角度的解读。
严格计算的话，蒋经国在赣州主政不到五年，但这却是他迈出的从政第一步。前往苏联留学时，他只有十五岁，离国十二载，一直生活在一个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国度。抗战爆发后，二十七岁的蒋经国一回到中国，就被蒋介石送回到故乡奉化，让他读《孟子》，读曾国藩家书，读孙中山全集，读《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父亲要重新塑造儿子，用传统的书、新的理念，给儿子“洗脑”，让他完全摆脱曾经接受的教育。两年后，蒋经国被派到了赣州。于是，赣州真的如同一个摇篮，让一个年轻人有了在政治舞台一试身手，脱颖而出的机会。
一九八四年，曾发生过一件轰动海峡两岸乃至整个华人世界的大事———旅美华人作家江南(刘宜良)，刚刚出版《蒋经国传》一书，即在美国被暗杀，后查明，系台湾军事情报部门指使台湾黑帮所为，起因或为江南书中对蒋经国和蒋家颇为不敬。即便如此，江南谈及蒋经国归国后的最初从政经历时，仍多有褒扬。江南说，蒋经国在赴赣州之前担任江西“新兵督练处”处长时间虽短，“却留下令人刮目相看的名声———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和士兵们生活在一起，同住宿、同起床，共同吃大锅饭，官兵一体，亲如家人。”显然，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与其他国民党官员大大不同的新形象。
一九四三年，前来赣州采访的美国记者福尔曼(H arrisonForman)，目睹了蒋经国参加群众集会的场景，看到他如何用类似于列宁、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喜欢采用的演讲方式，来鼓动民众。福尔曼在当年美国《柯里尔》(Collier’s)杂志七月号发表的报道中，有如下描述：
蒋经国也有能力让大批群众情绪激昂。有一天夜里，赣南童子军营火大会在赣州大操场举行，他站在讲台上率领数千名群众高呼口号：“中国万岁！打倒日本鬼子！”
……
接下来，小蒋问：“我们应该怎么对付叛徒汪精卫？”
群众高声喊叫：“烧死他！烧死他！”
“我们就这么办！”
汪精卫的凶像被推到操场上，点上火。小蒋敲起大锣，群众高呼：“杀！杀！杀！”同时，数千名年轻人赤膊上阵，在三座营火火光闪烁中，舞出一条长蛇阵。小蒋由讲台跳下，跟着长蛇尾巴舞动起来，他沙哑的呼喊已被群众的喝彩声所淹没。
相似的方式与场面，几年后，当蒋经国在上海负责“打虎”、惩治经济犯罪时，又出现在青年军的集会上。青年军正是蒋经国主政赣南期间所组建的一支队伍，他们是他的从政本钱。青年军在抗战胜利后解散并复员，此时，蒋经国奉命“上海打虎”，便重新召集旧日部下来到上海，使之成为自己得心应手的队伍。他再次以自己在赣州运用过的类似于苏维埃革命的方式，点燃这批青年军人的“打虎”热情。值得注意的是，另一本《蒋经国传》的作者陶涵，谈到蒋经国此时的行为时，也持江南同样的看法———苏联经历对他有着重要影响：
这一时期，蒋经国还在读马克思主义书籍，某个星期天上午，有位部属到他住所晋见，看到他在读俄文本的《列宁全集》。蒋经国也替遍贴全市的海报亲撰口号，其中有一句是“打倒豪门资本！”一般解读，这是影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于是他把它改成“打倒官僚资本”，这又是一个左派词语。
如此看来，蒋经国后来的从政理念、风格、经验等，无不源自赣州最初的尝试。
离开赣州，徜徉于贵阳幽美山水之间，蒋经国遥望滔滔流淌的章水、贡水，合流而成赣江。他将这种留恋，旋而转化为另一层面之上的思索。在《东望章贡合流》一文中，他反思赣州从政经历。显然，赣州经历让他有了从政的自信，也有了更倾心的从政情结。作为一位政治家，赣州无疑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摇篮，蒋经国称之为“第二故乡”，其意义大概正在于此。
四、“白头相见江南”
蒋经国的一些赣州故事，最早还是从黄永玉先生那里听到的。
赣州也是黄永玉念念在兹的地方。抗战爆发后，赣南与闽西、浙西等地一起，形成抗战时期南方地区的一个“小后方”。大量文化人从上海等沦陷区流浪而来，使这一“小后方”地区的文化艺术得以滋生、交融与发展。一九四三年，十九岁的黄永玉从福建漂泊来此，在这里度过了具有人生转折意义的三年时光。
刚到赣州，凭着福建朋友的一封推荐信，黄永玉成了“教育部戏剧教育二队”的见习队员。蒋方良喜爱戏剧，是演剧队的常客，她曾邀请这些年轻队员到家里去，与蒋经国一起包饺子，有了一次愉快而难忘的家宴。
黄永玉印象中的蒋经国，朴实，平易近人。他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日，身着便装的蒋经国走在江堤上，忽听有人落水高声呼救，他一边跑，一边脱掉外套，跳入江水，将人救起，不等获救者言谢，他穿上外套匆匆离去。
我去赣州，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寻访黄永玉的生活踪迹而来。想当年，漂泊中的黄永玉，走进这里，融进了一个文化群体。读他的《蜜泪》，读他的《比我老的老头》，那些关于赣州生活的叙述，如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面。在这些画面里，我们看到了熟悉或不熟悉的画家、诗人的身影———张乐平、陆志庠、荒烟、谷斯范、雷石榆、洪隼、野曼、林紫群、蔡资奋、余白墅……他们一起办报，一起办展览，用各自的作品，丰富着赣州的抗战文化。
走进赣州，有幸查阅到抗战期间信丰县的《干报》和上犹县的《凯报》。人总爱说故纸堆是枯燥的，其实，在寻访中，翻阅它们总有新鲜生动的感觉。至少，当我坐在两个县的档案馆的桌子前，翻阅泛黄的报纸，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与陈旧的事件、地名在眼前接连不断地蹦出来，历史顿时就活了。在大街小巷看到的破旧老房子，河边变化的大桥，过去听说过的故事，恍若都汇聚在故纸堆里跳动闪回。眼前的一切，印证着黄永玉念念在兹的赣州记忆。他的这一种念兹在兹，与蒋经国回忆赣州时所说到的“情感和精神”，有着相通之处。
八十年代初，在离开赣州三十几年后，黄永玉曾受人之请为蒋经国画过一幅画。他画一幅《江南图》，一片水田，远景为一条河，近景为白墙黑瓦的南方老房子。他在画上题写王安石的名句：“三十六陂春水，白头相见江南。”他听说，这幅画后来真的送到了台北蒋经国面前。当年赣州的漂泊者与主政者，这是最后的历史衔接。
很想知道，看到这幅《江南图》，蒋经国想到的是故乡奉化，还是“第二故乡”赣州？远景的那条河，他想象的是溪口故居门口的小溪，还是赣州旧居城墙外的章水，或者，章贡合流的赣江？
◎李辉，作家，著有《封面中国》等，现居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