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梁建楼先生来到中国人民大学，送给我一套六卷本的《法舫文集》（以下简称《文集》），令我大开眼界，使我对这位既熟悉而又陌生的法舫法师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之所以说“熟悉”，是因为在学习近现代佛教史的时候曾经看到过法舫法师的名字，知道他是太虚大师的高足；之所以说“陌生”，是因为我对法舫法师的了解实在很有限。其实不惟是我，即使就现在整个大陆佛教界而言，对法舫法师的了解或者研究也是不多的。我个人觉得这与法舫法师英年早逝有莫大的关系。法舫法师生于1905年，卒于1951年，圆寂时年仅46岁，但当我一页页翻读《文集》时，却不得不感叹法舫法师在如此年轻的年纪就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除了作为出家人自身的修行，法舫法师在弘扬佛法方面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其“国际性”。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当僧俗二界不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在传教方面，开始注意并积极努力与世界接轨的时候，其实早在七八十年前，也就是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法舫法师就已经迈出了这一步，并终生为此而奋斗。
法舫法师的这种国际视野与他的求学和弘法经历密切相关。舫师出身寒室，父母早亡，家庭贫困，因感身世飘零类如转蓬，遂生离尘之想。于17岁时（1921）依姚家井观音寺是岸和尚剃度，后到北京法源寺依道阶法师受具足戒。舫师根性聪慧，勤奋好学，出家不久即就读于太虚大师创办的武昌佛学院，是武昌佛学院第一届毕业僧之一。舫师自民国十三年（1924）6月武昌佛学院毕业，一直到民国十八年（1929）太虚大师回国之前，虽因国事多舛、传法因缘未具而辗转流离，但在这四、五年间，舫师一直坚持勤学修行、寒暑不辍，几年间学养大进，尤善唯识与俱舍之学。民国十八年太虚大师自欧美弘化回来后，于武昌佛学院原址设立“世界佛学苑研究部”，筹备工作由法舫负责，舫师的“国际视野”可说肇始于此。舫师曾前后三次担任民国时佛教界着名刊物《海潮音》的主编。民国二十九年（1940）经教育部同意，太虚大师派遣舫师以传教师之名赴东南亚诸国传教，随同前往的还有达居和白慧二人。达居留在缅甸学习巴利文，舫师与白慧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2月抵达印度，并进入其着名的“国际大学”从事梵文、巴利文和英文的学习及研究。舫师于国际大学修学三年，继而又前往锡兰（斯里兰卡）的智严学院，专门从事巴利文及梵文佛教教理的研究。在短短几年间，舫师已基本可用英语授课，并且还翻译有巴利文经典。直到民国三十六年（1947）太虚大师于上海圆寂，舫师方始回国。后来他又受聘于锡兰国立大学，教授中国佛教文学及大乘佛学。舫师于1951年十月因突发脑溢血病逝于锡兰，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讲学、弘法于东南亚诸国，深受学生及信众欢迎。舫师堪称是第一位中国人在锡兰大学讲授大乘佛学的教授，也是第一位获得教育部资助派遣到印度国际大学任教授，弘扬大乘佛法的人。记得笔者在斯里兰卡留学时，曾听多位斯里兰卡佛教学者谈起过法舫法师，他们对舫师的赞美都是用“very excellent（非常杰出）”来描述，认为法舫法师的学识、品德等方面都非常杰出。正是由于这样的人生经历，使得法舫法师不论是在佛学研究还是在传法、培养僧才方面都具有一种国际视野，他的很多观点至今仍具有前瞻性。具体而言，舫师的“国际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佛学研究的国际视野，二是面向世界弘传佛法、培养国际型僧才。
首先我们来看佛学研究方面。在六卷本的《法舫文集》中，舫师的佛学研究成果是相当丰厚的，《文集》第二卷和第四卷收录的就是其研究论文，由此不难看出舫师佛学造诣之深。但本文在此要着重强调的是舫师的译作，从专业翻译的角度来看，翻译的工作并不仅仅是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这其中也蕴含了译者的研究工作。《文集》第一卷主要就是法舫法师的译作，共包括三个部分，除最后一小部分外，余者皆为舫师的翻译。第一部分翻译经论共六部，分别是：《吉祥经》、《大悲经》、《三宝经》、《婆罗门正法经》、《罗睺罗经》、《陀尼耶经》和《阿毗达摩摄义论》。前五部是小经典，但确是南传佛教常用之经典，最后一部是南传佛教的阿毗达磨论典。该论概括八论之纲要，文简义略，是研究整个南传阿毗达磨最好的一本指导手册。这些经论均译自巴利文原典。第二部分收集了舫师翻译当时国际有关佛教研究现状的文论13篇，这对国人了解世界佛教形势十分重要。这些文章的原文是英文和日文。从法舫法师的译作成果中不难看出，他精通多种语言，正是有了这样的语言基础，再加上他的游学传教经历，促成了其佛学研究的国际视野。法舫法师敏锐地感觉到中国的佛教不能再固步自封，他在《走上世界佛学之路》一文中写道：
中国佛学界，近年已渐渐走上研究世界佛学的途径了。原来在这样文明文化发达的现时代里，是不许我们陈腐地抱残守缺的，而且就人类的要求上或是各方面的环境发达上看，单单的某一部分或某一时期的佛学已不足应供需求了，这是时代环境和人类要求使我们走上这世界佛学之路的。[1]……
本刊今后的责任，想是除了发扬中国佛学之外，同时竭力介绍世界佛学，若锡兰文，暹罗文，西藏文，梵文，日本文，欧美文之翻译和着作，不论它是历史的考证，教理的研究，实行的表证，都为刊布的宣扬，从最近期起就努力向这方面发展，但是这还要希望各方的同志底指导和护助咧。[2]
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就必须保障沟通渠道的畅通，舫师已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在佛学研究方面由于译介文章的缺乏，使得中国与世界脱节。舫师在南亚东南亚诸国游学弘法时经常与欧美学者谈论到中国佛学，他们对中国古代的佛学极为景仰，但对于今日（民国时期）的中国佛学界，除了知道太虚大师外，似乎中国佛学界于世界佛学并没有什么贡献。每当谈到中国佛教，则恨无英译中国佛书可资参研，不得已必须要用时，只得用日本人所译中国之佛书。故而，法舫法师迫切呼吁：“今日国内有大心之士提倡英译佛书，实为应时急务”[3]。在了解欧美翻译佛经现状的基础上，舫师提出三项应注意的问题[4]：
1、今日世界各国英德美法意俄日之佛学研究，皆有百年以上之历史，凡关于佛教重要之典籍，均有英德法诸国文字之译行。法德比意之大乘佛书之译出者，如中观诸论、唯识诸论、因明俱舍诸论、般若经等，且有藏文之校正。俄国所出者似以因明中观为多，且据藏文而译。英文所译出者多为南传上座部小乘三藏。日人以英文译出者有楞伽经、维摩诘经、法华经及禅宗语录。此外英文关于佛教史等着述甚多。故今日国内组织英译佛书事，必须知他人已作者为何，未作者为何，吾人再择要而作。吾人不应有“欧美人不知佛学，不研究佛学之观念”。盖西洋人之研究比吾人之研究有进步也。此应注意者一也。
2、欧美学者之译佛书者，十之八九皆游东方，皆精通印度梵文巴利文西藏文。英译佛书之日本学者，亦深通梵文巴利文。回观吾国佛教学者，不但无人通梵文巴利文，即通达英文者亦极寥寥，将以何种能力而作此广大事业。通达英文而不了梵文巴利者则事实上必有很大错误，且不可能。盖佛经论中之固有名词，专门术语，非用原梵文不可，以英文无法表达，或竟无字语可译也。试读今日所有英译佛书，处处见有原文。今日中国佛学界之贫乏可怜之情况，实无法以否认也。为挽救此缺点，吾人应如何急起直追？吾意吾国各大学应即添设梵文巴利文西藏文，或建立专门学校，从事研究。……十年后，大量人才之养成，则可作英译佛书之大法事也。此应注意者二也。
3、欧美人治佛学者之心理与东方人异，盖西洋人首重理解与科学历史，绝不盲然信从。彼诸学者对佛学多作学术文化宗教之研究。其归命信仰，不知理解者甚少。故吾人从事绍介佛学于西洋人，应先择吾国佛教学者所作佛学着述先行译出。如王小余之佛学着作，太虚大师之《佛学ABC》、《人生佛教》等，汤用彤之《佛教史》等，然后再及佛教经论。此应注意者三也。
在此，笔者不厌其烦地将舫师的三点建议逐一录文，则是因为笔者深深感到自己的能力实在无法改动舫师之文章一字。他的这段文字言简意赅，将欧美学者翻译佛经、研究佛学的状况、特点以及我们应注意的问题囊括其中，无一废字。在文章最后，他还指出翻译佛书的具体实施办法，他在文中写道：“按英译佛书，事体重大，若草草以行，更无组织，随人而作者，则结果无何影响，效力亦微耳。吾意应先有一个团体组织，筹划基金，召集人才。先从小处作起，然后扩大，则事必有成功之一日也。”他为我国的译经事业、为中国佛学走向世界指明了方向。
法舫法师“国际性”的另一方面体现在他注意培养国际型僧才方面。其实这一方面与上面谈到的问题是紧密相关的，笔者为叙述方便、观者清晰，故将其强分为二。因为，要让世界了解中国佛教、要翻译佛书，就必须要有一批这样的人才。故而舫师是最热心于僧伽教育的，他深知这关系到佛教的未来。只要国内有什么地方办僧伽教育，他都会在他主编的《海潮音》期刊上，予以竭力的赞扬。他主张培养国际型僧才，经常鼓励年轻学僧学好外语，在法舫法师写给慈航法师的一封信中，他谈道：
中国佛教如何与国际佛教接合，此是中国佛教徒之一难题！大师在世，名满世界，尚可与国际连系，今后国内僧界中无此国际人才！此次中锡交换学僧之失败，即因大师门下无有能接受国际教友之人才。故今后中国僧教育界必须注意培养此种人才。故学院应开英文班教学英文，培养能说英语，能了解英文之人才。不只是为国际佛教之交际，最重要者，是为研究国际佛教。近二百年来，欧美人士对佛学之研究，极为发达。英德之小乘学，法俄之大乘学，皆极盛行。[5]
舫师不仅鼓励出家僧要好好学外语，同时也鼓励在家信徒同样要学好外语，他在《致妙吉祥居士书》中写道：
我前函劝你努力学日文并兼学英文，是想叫你将来不止做个中国佛学的研究者，中国佛学的健将，同时盼望你能做为一位世界佛学的研究者。这并不难，只需你把日文、英文学通，学得能读、能写、能讲，则将来的光明和佛教依赖是很大的，很需要的。日文佛学之多，你是知道的，英文佛书之多而且重要者亦不下千百种。你若学通了英文，你研究的园地就广无边际了。将来我依了太虚大师的计划建立世界佛学苑，那你也许可以做一位工作者。为了此点，我也极愿劝你师父来印度学梵文，因为唯识宗、空宗、俱舍宗、律宗、六派哲学等，都还有大量的梵本存在。此如安慧的二十颂释、大乘庄严经论、瑜伽师地论、俱舍论称友疏、有部戒律、因明论、集量论释等均有梵本可读，此外还有中国许多未译的梵本，今日东西洋学者都在这方面研究，比我们中国人好得百倍了。假若我们今日发心努力，还可追踪赶上。
此外小乘巴利文三藏及其注疏，皆未经中译，真是大好宝藏无人问津。东西洋学者早在百余年前即已开始研究巴利文及翻译了，中国则无有，能不愧煞。因此我想多劝几位有志的人向这方面努力。你和你师父都是我所最希望的人。[6]
两封信的内容不长，但却切中了中国佛学发展的命脉，对于弘传佛法而言，不论出家还是在家的信众，都具有同样的责任。演培法师曾说：“记得太虚大师示寂后，有心于佛教者，谈到佛教前途时，每以什么人能继承大师遗志，以领导中国佛教，开拓世界佛教为问，凡知舫公之德学者，大都以舫公为答。确实的，大师门下的杰出人才，虽说很多，但能学得大师多方面，并能向国际佛教方面发展的，唯舫公一人而已！”[7]法舫法师在继承太虚大师的遗志方面的确是非常杰出的，例如中锡互换留学僧便是由法舫法师导之以成[8]。法舫法师的才德在同辈中是有口皆碑的，他是当时大家所公认的可以继承太虚大师衣钵的接班人。像后来教内外皆具盛名、德高望重的印顺导师也曾寄希望于法舫法师，希望他将来能承担佛教的领导重担。印顺导师在法舫法师的追悼词中这样写道：
太虚大师的门下，人人都想学大师。但我觉得，大师的伟行壮志面面充实，是很不容易学的，我们虽也算是跟着大师修学的，然自知自己所学的都不过一分，或似是而非的；而法舫法师无论是在思想上，作风上，可算是学习大师，学得最多一些的人。……都希望法舫法师能再多经历几年，能对于佛教，负起领导的责任……[9]
然令人扼腕的是在太虚圆寂后的五年，法舫法师也溘然而逝，这不能不说是佛教界的一大损失。若论舫师的这种国际眼光的渊源，当然来自太虚大师，太虚大师的远大理想之一就是要培养国际型僧才，在国际上负担起弘扬大乘佛教这一重大责任。从这个角度讲，法舫法师堪称是太虚大师成功培养的国际型僧才，而在法舫法师那里又将这种理念加以弘扬。
历史的风云变幻莫测，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太虚大师和法舫法师倡导的使中国佛教向世界佛教迈进的发展策略曾一度终止，然而今天，在国门开放、信仰自由的良好社会条件下，中国的佛教也正沿着太虚大师和法舫法师指引的方向一步步向世界迈进。当年，为了挽救中国佛学界之贫乏可怜之情况，法舫法师曾提议：“吾国各大学应即添设梵文、巴利文、西藏文，或建立专门学校，从事研究。”而今像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以及社会科学研究院等都设有梵文课程或研究中心，诚然这有让人值得欣慰的一面，但是另一面我们也应看到，这还是远远不够的，其整体力量还是相当薄弱的，而且研究也是相当分散，其中僧人的身影更是罕见。就今日之国内佛教现状，与法舫法师之设想仍相距甚远。所幸者，在七、八十来年前，舫师为中国佛教发展所制定的指导性建议，在今天仍然是非常实用的，这不仅是对于僧界，对于俗界也同样实用。因为佛教不仅是佛教信徒的，作为文化它更是世界的。因此，国人——不论僧俗——对于佛教的研究、使其走向国际，是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法舫法师站在时代的前沿，他品德崇高，严谨持戒，学识广博，通达英语、巴利语、梵语等多种外文。他善于演说，着述丰富，办事英明果断，在摄受众生时能运用四摄（布施、爱语、利行、同事）法，融通真俗二谛，理事无碍。他献身于佛教教育文化事业，是我国现代僧人走向国际弘法讲学的先驱者，也是现代佛教国际化的推动者。在此，让我们深深缅怀那位具有远见卓识、为中国佛教走向世界而终身不息的法舫法师，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他的名字应为人们永远铭记。
（作者系斯里兰卡凯拉尼亚大学巴利语与佛教研究生院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副教授）
【注释】
[1]《法舫文集·第五卷》，第254页。[2]同上，第255页。[3]《法舫文集·第五卷·〈关于英译中国佛书事〉》，第280页。[4]余奉命来南海近十年，游历缅印锡诸佛国，与各国之佛教学者信士相接触，且常与欧美人相谈论，彼等对过去晋隋唐宋中国佛学，有极高之景仰，但于今日中国之佛学界，除知太虚大师外，似乎今日中国佛教界于世界佛学并无若何贡献！每一谈论中国佛学，则恨无英译中国佛书，可资研寻。（虽有二三种，但不足列学士之林）不得已则举告日人英译之中国佛书。故今日国内有大心之士提倡英译佛书，实为应时急务。《法舫文集·第五卷》，第281-282页。[5]《法舫文集·卷六》，第90页。
[6]同上，第74页。[7]同上，第402-403页。[8]同上，第457页。[9]同上，第448页。
来源：中国佛教协会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