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学术研究中的大问题与小问题
严耕望(1916—1996),名德厚,字耕望,号归田,安徽桐城人,著名历史学家,以中国中古政治制度和历史地理研究蜚声史坛。严耕望师从国学大师钱穆,是钱穆先生最欣赏的弟子。
前一个时期,前辈学人中往往谈到研究问题的大小。有些人认为要小题大做,才能深入,有所发现,使学术向前推进一步。这大抵是主张专精一派,目的只在求“真”,不涉其他,所以认为一条笔记往往比一篇皇皇大文有价值。但又有些人则认为要选择大问题作研究,才有意义,纵稍疏漏,也无关紧要,鸡零狗碎的小问题不值得研究,纵然做得非常精审,却无大意义!这大抵是主张通识一派。照我的看法,这两派意见,都很正确,但若各走极端,也都有很大毛病。前者走到极端,势必走上钻牛角尖一途,发生瞎子摸象、见树不见林的毛病。后者若走极端,又很容易走上束书不观,有的自逞臆说,没有踏实根据,有的攀附理论(不论是宗派主义的理论或社会科学的理论),毫无实际内容,这是肤浅浮薄的一途,弊病更大!我想讲大问题是应该的,尤其要重视我前文所说的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但也要用做小问题的方法去做。选做小问题也可以,但要注意到这个小问题是否对于某一重大问题极有关系,或是其一部分。或者也可说着手研究的是个小问题,而心目所注视的是某些大问题。那末问题虽小,但可供他人将来研究大问题之用,这也是一项积极意义,但这种意义因去大问题的关系愈远而愈消失!至于究应做重要的大问题或与大问题有关的小问题,则要视各人的才性、兴趣、环境等等之不同而各异,不能一概而论。而且偶尔作些不相干的小问题,作为自己娱乐的小玩艺,也无不可。
此外我还有个想法,青年时代,应做小问题,但要小题大做;中年时代,要做大问题,并且要大题大做;老年时代,应做大问题,但不得已可大题小做。
因为青年时代,学力尚浅,但精力充沛,小问题牵涉的范围较小,易可控制,不出大毛病,但也要全副精神去大做特做。这样可以磨练深入研究的方法,养成深入研究的工作精神,为将来大展鸿图作准备。若走上来就做大问题,大问题要写成长篇大论并不难,但要精采则极难。自己学力未充时就做大问题,结果往往大而无当,并无实际成就,久而久之,习以为常,终至永远浮薄,不入门径!
中年时代,自己见闻已博,学力渐深,或可说已入成熟阶段,而精神体力也正健旺未衰。换言之,已有做大问题的基本素养,又有大规模辛勤工作的体力与精神,这是一位学人的黄金时代,所以他可选择重大问题,做大规模的深入的研究工作,到达既博大又精深的境界,为学术界提出他可能做的最大贡献。
人到老年,学力深厚,就他本人言,可谓学识已达最高阶段,但体力精神却渐衰退,很难支持大规模而且精密的繁重工作,所以只能小规模的做工作,写札记式的论文,最为切当。因为他学力深厚,不妨就各种大小问题提出他个人的看法,是否有当也不必认真提出实证。我常常奉劝老年学人,不必写繁重的研究性论文,只作语录式的笔记,最为轻松,而可把他一生数十年中对于各种问题的想法写出来,留待将来研究者作参考,纵不能代为作进一步证明,也或许有启发作用。薪火相传,成功不必在己!
就我个人的工作而言,凡略识我治学方式的人,皆知我是走专精一路。但若能就我的论著作深一层体察,又当了解我并非走狭仄的小路。我自少年读书时代就喜欢把任何问题都条理化系统化,这也许和我的才性有关。我的记忆力极差,几乎毫无背书的本领,但理解力还过得去。为了应付考试,任何课程的教科书,我只极仔细的看一遍,而加以条理系统化的题识或笔录,以后复习只看题识、笔录,很少再看全书,所以花的功夫不太多,也能获得相当高分。喜欢条理系统化,自然不会专走太仄的小路,而注意较大的问题。不过对付较大问题,我却用做小问题所用的方法,下细密功夫。
记得二十几年前有一位大我好多岁、很有成就的朋友很坦白的说,他很佩服我,一做就是一大篇文章,一大部书,而他自己却苦于没有什么好题目可做。我想这和我的选题与工作方式有关。我的选题方向与工作方式配合起来,自然就会有丰富的文章可写,不愁没有工作可做。
例如我想做《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这个论题自然关乎当时国家大政,论范围,不算很小,但也不算很大,若照一般人工作方式,写一篇长文章就完了,而用我的方式,都督区与都督府制度、佐吏制度、北魏军镇制度、护军制度等等都各为一重要专题,写出来了,各有相当创获性的贡献,因为前人未曾如此深入的探索过。
再例如我研究“唐代交通”问题。这是一九四六至四七年开始的,也是我真正步入唐史研究领域的初期。在开始注意此问题之前,因为知道陈远元写过一篇《唐代驿制考》(刊《史学年报》第五期)颇有名,但我尚未看到。询之劳贞一先生,据他说陈氏该文写得不够好,还可再做一番功夫,若花半年或一年时间,相信可做一篇很好的文章。因此我就决定以交通问题为研究唐史中心目标之一。但用我的工作方式,一两年时间就决不会能完成。到一九六六年已录集资料好几万条,开始撰写,至今十四年,写了五十几篇论文,一百二三十万字,但还有至少五分之一的论题待续写。也许有人认为唐代交通诚然是一重要问题,但像我这样做,未免花费的功夫太大,仍是值不得。甚至有一位很有才气的朋友坦率的对我说:“我很看得起你,是因为多次与你谈话,觉得很有见识。至于你的文章,老实说,没有价值!”大约即指我近几年写的这类文章而言。我想这项工作在目前潮流中,诚然显得有些过分细致,而且一般搞历史的人缺乏地理素养,看到这许多古地名,更加一层隔膜,对于辩论入微之处,更是如坠五里雾中,不能欣赏。加以目前在撰写过程中,一条路一条路的发表,好像多无关大体。不过等到全部完成,作出总结论,绘出唐代全国交通图,将来人研究唐代问题,不论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乃至唐人散文诗篇等各方面,都会有参考价值,因为这些国家大事、社会人民生活,无不与当时的交通情形有关。尤其军事进行、政治控制、经济流通、文化传播,更以交通路线为基本影响因素。不但唐代,研究唐以前或以后的问题,也有参考价值,因为中古时代交通路线先后变化不大。所以唐代交通不能说不是一项大的重要问题。我之所以要彻底解决此一问题,目的在此。
别人对于我的研究过程,尽管无兴趣看,或者看不懂,但我相信他们对于我的结论与图绘定能放心的利用。这也许就是我对中国史学界的点滴贡献。诚然我已是六十多岁的人,时间已不太充裕,而这个问题之外,还有更重大的两项计划要完成,看来可能就为唐代交通所拖累,不能完成,自很可惜。然而也不能贪图更大的成就而放松工作精神,更不能做一项工作而虎头蛇尾,那不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本文来源:《治史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