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风曲阳
1949年1月10日早晨,淮海战场上的枪炮声已经稀疏,国共之间的这场淮海大决战已接近尾声,国民党军杜聿明集团已宣告彻底溃败。
在陈官庄东北一个小村庄,有一间未被国民党飞机轰炸倒塌的农家小屋,这里便是华野第四纵队的俘虏收容所所长办公室。收容所所长由纵队政治部主任陈茂辉临时兼任。
陈茂辉正在跟战俘谈话,纵队卫生处赵云宏处长打来电话称:又抓到了一个国民党军官,有记者和司机跟随,还有贴身卫士,估计是个将官。陈茂辉命令立即把这个身份不明的战俘押送到俘虏收容所来。
足足等了两个小时,卫生处负责押送的干部才进来报告说把那位战俘及随从人员押送到达。
陈茂辉主任看见进来的人40多岁,穿一件普通士兵棉制服,披一件破旧的军大衣,缩着脖子,耷拉着脑袋。乍一看倒很像一个年老的伙夫,很不起眼;但仔细端详却可见此人显得稳重而干练。
陈主任让他坐下,他连忙从衣袋里掏出玻璃纸包装的香烟,先抽出一支香烟很有礼貌地递给陈主任,然后才送一支到自己的嘴上。
坐在一旁自称是“记者”的那个人,竟然连忙掏出打火机打着了火,恭恭敬敬地给他点着了烟。这些细小的动作,使陈主任立刻警觉了起来,他意识到面前这个俘虏绝不是一般的人物。
陈主任开始了审问。
那个“记者”首先开始自我介绍:“我叫尹东生,是《徐州日报》随军记者。”他指着那个40多岁的军官说:“这位是第13兵团的高军需。”说完便各自掏出自己的证件。
陈主任看了证件后便单刀直入问那个高军需:“你是哪个部分的:”
“第13兵团”。
“干什么的?”
“军需处长。”
“叫什么名字?”
“我叫高文明。”
“你们地13兵团有几大处?”
“6大处。”
“你把6大处处长的名字写出来。”陈主任顺势递给他一个写字的本子。他伸手到大衣口袋里去掏笔,掏了半天,掏出一包美国香烟;再掏是一袋美国牛肉干;又掏了好一会儿,从大衣下边的夹层里掏出一包高级水果糖,最后才从棉衣口袋里掏出一支派克金笔。
陈主任当然知道,摆在他面前的这些美国产的香烟,牛肉干、水果糖,为包围圈内的一般军官所享受不到的。就连这支地道的美国货——派克金笔也不是一般下级军官所能玩的。“高文明”手握着这支金笔只写了几个字就写不下去了,气氛顿时就凝固在那里了。
那个记者见状连忙打躬作揖地对陈主任说:“长官,高处长的头脑被炮弹震坏了,由我代替他写吧!”说着便伸手要笔,却被陈主任给制止住了。陈主任对表面上还显得沉稳的“军需处长”说:“还是老老实实的交待吧,你到底是什么人,干什么的,不必顾虑。”说着,陈主任拿起放在桌子上的那份《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念给他听。
过了一会儿,当陈主任将常为杜聿明一伙演戏的京剧团琴师叫来问话时,只见那个“军需处长”一个劲地向火塘里添加高粱秸杆,搞得满屋子里青烟缭绕。直到陈主任让人把那个琴师领走,“军需处长”这才抬起头来,这一切都没有逃脱陈主任锐利的目光。
“军需处长”听工作人员叫“陈主任”,赶忙问:“你是陈毅将军吗”?
陈主任说:“我不是。”随即对他说:“你只要彻底坦白,对我说也是一样。”
“军需处长”脸色阴沉,对陈主任说:“这个地方谈话不方便吧?”
陈主任不屑地对他说:“不要紧,你们空军吓不了我们。你们只要坦白交待,我们一律宽大处理,除了战犯杜聿明。”
开饭了,陈主任叫人端来小米饭,大蒜炒马肝,辣椒炒马肉。“记者”和司机见到饭菜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军需处长”只略微吃了一点,便埋头抽起了美国骆驼牌香烟。
当这个“军需处长”被押解从第13兵团大批俘虏面前经过时,押送人员看到俘虏群力有的军官窃窃议论:“总司令……”押送人员将所见所闻立即报告了陈主任,这就更加引起了陈主任的高度重视。
“军需处长”乘警备人员不注意,顺手操起半截砖头,在自己脑袋上乱砸,一时头破血流。当陈主任闻讯赶到磨房时,只见“军需处长”已经躺在地上,满脸是血。便赶忙叫来医务人员给他检查,好在伤口不打,只是敲破了额角。陈主任眉头一皱,终于明白了:这个“军需处长”是故意在毁容,企图蒙混过关。
回到所长办公室,陈主任立即让人将那个“记者”带来,严令他交待“高文明”是谁。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丧着脸说:“我交待!我交待!他就是杜……杜长官,我……我是他的随从副官。”
这时,敌工部派人送来了杜聿明的照片,陈主任拿着照片到卫生所一对照,那个“军需处长”除了嘴唇上没有一撮小胡子,头上扎了一圈纱布之外,人和照片完全一致。陈主任笑着对他说:“年是军需处长高文明?”
他垂着头,说:“你们都知道了,还问这些干什么?”
原来这个“军需处长”便是解放军总部正式宣布的43名战犯之一,国民党中央委员,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兼前线指挥部主任,大名鼎鼎的杜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