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绝于人民 相声大师刘宝瑞“清队”后离奇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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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生于北京。自幼家境贫寒,曾向崇寿峰学艺,十三岁拜张寿臣为师,学说相声。十四岁赴天津,与马三立、赵佩茹、李洁尘等在南市联兴茶社相声大会演出,并在广播电台播音,开始崭露头角。1940年从济南回北京,在启明茶社相声大会演出,声誉鹊起。后去南京、上海等地演出,被誉为“单口大王”。四十年代末,赴香港演出,首先把相声艺术介绍给予港澳观众。
解放初期,他回到北京,参加中国曲艺团,后调到中国广播说唱团,担任艺术指导。
他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业务,勇于探索,擅于借鉴吸收独角戏、评话、电影、戏剧等姐妹艺术的优点,大胆革新创造,形成了声、容、情、神兼备的独特艺术风格。刘宝瑞的代表作之一、单口相声《连升三级》被选进中学语文课本,同时被译为英、法、日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1968年刘先生在北京病故。
那个该对刘宝瑞之死负直接责任的人,也死了,死前总是梦到刘宝瑞。该是他自知欠了一笔生死债,内心惴惴,夜有所梦吧。真是报应。
从京广线一个名叫窦店的小站下车,东行,经冠名琉璃河的一个厂子(水泥厂?记不清了),就到路村。步行一个多钟头的路。
1968年9月,我随广播局专政队全体转移到路村,到了那里,才发现已有大批人马先到,尽是熟人,原来他们虽然没进专政队,早已在广播局各部门各单位的“清(理阶级)队(伍)”中立案审查,都是“未决犯”。
被“清理”出“阶级队伍”的队伍越来越大。重新编队,我们原先的专政队就打乱了,我不知怎么跟科研所的朋友们分到一块儿去了。
有一天,从田间回来,一进村就解散,正往我住的院子走,又过来一支下工的队伍,走在最后的是刘宝瑞,脸色灰白,指着前胸对我说:“心口疼,实在干不动了,你给我说说。”他用期待的近似乞求的眼光看着我,没等我回话,就赶队去了。他佝偻着背,艰难地蹒跚走着。
我定在那里,想怎么办。刘宝瑞不顾“不许串连”的纪律找我说话,一是实在忍不住了,二是信任我,从1960年相识,有一阵成天一起整理老相声,至今也八九年了;在1968年这一届专政队,我当队长,劳动,生活,明里暗里有些照应,都是心照不宣的。
但到路村,我不是队长了,又不在一个班里,我怎么替他说话?我是跟他一样的专政对象啊,还时时得提防有人打你的小报告。
想来想去,晚饭的时候我找到王决(注释1),他跟刘宝瑞比我还熟。他不会视刘宝瑞为偷奸耍滑,更不会说他装病……我说,看宝瑞那样儿,得让他歇歇工了。王决跟他在一个班里,也许能不露痕迹地向谁提醒一下。
夜里下起雨,天亮也没停,这样的天气照例是学习,想到刘宝瑞跟大伙儿一样不用出工,我心里也踏实了一点。说不定我们求情没用,老天爷才管用。
出屋洗漱,发现刘宝瑞他们那间房子情况异常,小小骚动,却是无声的骚动。我们所有的人都被告知“不许乱说乱动”的,平时便缄口不言,彼此不过话不打招呼。这个早晨,不但他们班里的人板着面孔,还有铁青着脸的“干部”出入。发生什么事情了?
早饭场上仍然鸦雀无声。但从别的班的嘁嘁喳喳里,模糊地听说刘宝瑞死了,——并且说是吃安眠药自杀的。
自杀,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了。他为什么出此下策?要么是看不到前途,一死了之;但也许就是因为“心口疼”,又还得下地干活,难以忍受病痛之苦,自求解脱……
我仿佛又看到他那双凄楚的,绝望中残存着一线期求的眼光。像针扎着我的心。
我辜负了他的信任。昨天我本该立马找到他们的班组长,或是他们原单位的“干部”,直截了当地建议,让刘宝瑞休息,不能再带病劳动;受审查归受审查,看病归看病,“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但我没有这样做。竟是因为自觉被专政的身份!
这想法翻来覆去折磨着我。学习文件的时候一直神不守舍。
忽然通知我出去干活,班里只叫我一个,带上铁锨!
走过一片泥泞,到了生产队一块地边,原就低洼没种什么的地方,叫我们四个人赶在午前挖出一个坑来。
我看看王决,看看张品兴,大家就都一声不响地挖起来。只有下雨的声音,铁锨吃进土里的声音,带着泥水甩土的声音。
雨水顺着衣领流过脊梁。一边出热汗,一边脊梁发凉。
任谁都没说什么。
下午雨还没停。我们四个人又来这里。
这坟坑朝村子一面,已经用淡蓝的塑料布围起半边屏障。
我们没有什么活儿了,修修补补,拖泥带水的也做不出什么样儿来。似乎只等把刘宝瑞的遗体抬下来葬了。
等到下午四点钟。远远听见有一两声汽车鸣笛。广播局保卫处的老处长一行陪着一位客人来到。刘宝瑞的尸体也适时地抬来。那位客人是法医。人群簇拥着他麻利脆快地在蓝塑料障子里做了一套解剖动作,我们自然只能远远地望望,转过脸去,做出漠不关心的样子。
随后刘宝瑞入穴,劈里啪啦往他身上盖土,我内心总以为刘宝瑞会有知觉,土撂在他身上圪圪楞楞,不说打疼也会极不自在;但理智告诉我他不会感到什么了,现在这一切所要折磨的是我们。
等到泥土盖住刘宝瑞的尸体,看不见了,我们连忙加快节奏,好赶快从这次受罪的劳役中逃离。完全没顾上那边保卫处长、法医和其他“干部”们在谈些什么。
在滤去了当时的雨水、仓惶、愤懑、恐惧、歉疚、恶心多种感觉以后,我记得我们看到一个瓶里装着一个脏器,那是刘宝瑞的胃,法医指出这个胃上有个穿孔,刘宝瑞系因胃穿孔致死,胃里没有食物也没有药物的残迹。
法医又被人们簇拥着,到村边上车走了。
这里,保卫处的老处长见我们已把坟坑填平,痴痴地等候着新的指令,就过来安抚地说:“没事了,你们回去吧”,然后又正色警告:“今天在这里看到的,听到的,不许说出去!”我们看到了、听到了什么?
刘宝瑞死而不能复活了,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吗?
当时,我回到自己的班里,果然没人问什么。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科研所的朋友对刘宝瑞不像我那么熟,何况“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这条保密原则,用在专政对象身上,分量更须加码。
1968年10月下旬,集中在路村的审查对象陆续撤去,最后我们这支专政队也“原建制”返城,只少了刘宝瑞。他留在路村了。
“文革”结束以后,我离开了广播局。我不知道那里人们怎样议论刘宝瑞之死。
三十三年过去了。不但刘宝瑞已缄默三十三年,当时主持处理善后的保卫处长也去世了,跟我一起参加挖坑下葬的,王决不在了,健在的只剩张品兴,我,还有一个人,当时印象不深,姓名失记。
我尊敬的丁一岚(邓拓夫人)那年也跟着专政队在路村。她去世前不久,在电话里还对我说起刘宝瑞之死,她记得张纪明在通铺上跟刘宝瑞紧挨着,他是刘宝瑞那最后一夜的权威证明人。
我所尊敬的张纪明,1958年莫须有的“温邹张反党集团”中那个“张”,我原想就刘宝瑞的最后一夜找他问问,后来又想,老人已年近九旬,别再打搅他了。
另一位我所尊敬的老人陈庚,原广播文工团的领导,当时也跟专政队一起在路村。他前年告诉我,那个该对刘宝瑞之死负直接责任的人(他没说此人名字),也死了,死前总是梦到刘宝瑞。该是他自知欠了一笔生死债,内心惴惴,夜有所梦吧。真是报应。
注释(1):王决,资深曲艺作家及研究家,“文革”前和“文革”结束后都在中央电台文艺部曲艺组,已故。早年参与过广播说唱团的创建,与曲艺演员们有良好的工作关系和友谊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