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
（苏辙 公元1079年）
元丰三年，余得罪迁高安。夏六月，过庐山，知其胜而不敢留。留二日，涉其山之阳，入栖贤谷。谷中多大石，岌嶪相倚。水行石间，其声如雷霆，如千乘车行者，震掉不能自持，虽三峡之险不过也。故其桥曰三峡。渡桥而东，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练，横触巨石，汇为大车轮，流转汹涌，穷水之变。院据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于檐上。杉松竹箭，横生倒植，葱蒨相纠。每大风雨至，堂中之人，疑将压焉。问之习庐山者，曰：“虽玆山之胜，栖贤盖以一二数矣。”
明年，长老智迁使其徒惠迁谒余于高安，曰：“吾僧堂自始建至今六十年矣。瓦败木朽，无以待四方之客，惠迁能以其勤力新之，完壮邃密，非复其旧，愿为文以志之。”余闻之，求道者非有饮食、衣服、居处之求，然使其饮食得充，衣服得完，居处得安，于以求道而无外扰，则其为道也轻。此古之达者所以必因山林筑室庐，蓄蔬米，以待四方之游者，而二迁之所以置力而不懈也。夫士居于尘垢之中，纷纭之变，日进于前，而中心未始一日忘道。况乎深山之崖，野水之垠，有堂以居，有食以饱，是非荣辱不接于心耳，而忽焉不省也哉？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今夫骋鹜乎俗学而不闻大道，虽勤劳没齿，余知其无以死也。苟一日闻道，虽即死无余事矣。故余因二迁之意，而以告其来者，夫岂无人乎哉！
四年五月初九日，眉阳苏辙记。
白话文：
元丰三年，我因获罪被贬官到高安，夏季六月经过庐山。我知道那里风景十分有名，却不敢久留。逗留两天，从山的南麓进入栖贤谷。谷中有很多巨石，高高耸立，互相倚靠。溪水在石间奔流，那声音如同雷霆，又像千百辆车同时行进，使人不由自主地产生惊惧，即使是长江三峡也超不过它。所以那桥就叫三峡桥。过了桥向东，沿着山路溪流走，那水平得像一幅白色的丝绢。一旦遇到横挡着的巨石，汇聚成的旋涡像大车轮，旋转激荡，显示出水的无穷的变化。有一个院落建在那溪流的上游，右边靠着壁立的山石，左边下临溪水。那壁立的山石脚下，有一座僧人诵经的房子建在那里。奇峰怪石，好像飞舞在它的屋顶之上，杉树松树竹子横生倒长，各种野草互相纠缠。每逢刮大风下大雨的时候，在堂内的人都怀疑那些山石草木会要压下来。询问那些熟悉庐山的人，他们说，虽然庐山名胜很多，这栖贤大概是数一教二的。
第二年，栖贤寺的长老智迁派他的徒弟惠迁到高安见我，说：“我们这座僧堂从修建到现在已经六十年了，瓦也碎了，木也朽了，无法招待各地客人了。惠迁能够用他辛勤劳作把它修整一新，完整雄壮，深邃严密，不再是原来的样子。愿求您写篇文章把这事记下来。”我闻听有人说过，求道的人不是为了追求饮食衣服居住处所的优越，然而让他们饮食充足，衣服完整，住处安全，使他们求道时无外界干扰，那么他们修道也容易。这就是古代通达事理的人一定要依据山林建造房屋，储存蔬菜米粮，用来接待各地的游客的原因，也是二位和尚不懈努力的原因。读书人生活尘世里，纷乱的变故每天在面前遇到，而内心里没有一天忘记道。何况在深山的崖边，荒野的河边，有屋可住，有饭可以吃饱，是非荣辱见不到也不去想，却怎能把道忘却而不懂了呢？孔子说：“早晨听到道晚上就死也行了。”现在在世俗学问上努力追求不止，却不明根本道理，即使勤恳辛劳直到老死，我知道他也是一无所获死的。如果有一天听懂了根本大道，即使立刻死掉也没有其他事可惦记的了。所以，我借着智迁、惠迁两位和尚叫我写文章的机会，把这个意思告诉来这里的人，怎能没有人了解呢？
元丰四年五月初九日眉阳苏辙记。
《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作者介绍
苏辙，生于公元1039年（宋仁宗宝元二年）3月18日，卒于公元11（政和二年）10月25日，字子由，一字同叔，晚号颍滨遗老，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杰出的文学家，与父亲苏洵、兄长苏轼齐名，合称“三苏”，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辙生时其父苏洵三十一岁，游学四方。其兄苏轼四岁。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苏洵因父丧居家，闭户读书，把自己以学识品行教授给苏轼与苏辙。
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春，苏辙父子三人同游都城开封，途经成都时，拜访出知益州的大臣张方平，张方平以国士礼对待苏辙父子。
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苏辙、苏轼兄弟参加礼部会试，当时欧阳修知贡举，将苏轼、苏辙兄弟置于高等，苏辙名登五甲。 苏辙中第后，上《上枢密韩太尉书》于枢密使韩琦。 四月，母亲程氏去世，苏辙父子回到蜀地。
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至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十月，苏辙随父在开封游历。十二月，全家抵达江陵，苏辙将舟中创作的诗赋一百篇整理为《南行集》。
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苏辙随父从江陵回到开封，父子三人将途中所作的诗赋共七十三篇整理为《南行后集》，苏辙作有《南行后集引》。三月，天章阁待制杨畋奉命调铨（根据考绩迁调）官员，苏辙被授为河南府渑池县主簿。杨畋又举苏辙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同年，苏辙与兄长苏轼在东京怀远驿读书，准备制科考试。
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八月，苏辙参与殿试。策问试卷送上后，苏辙自认为一定被黜落。覆考官司马光将其置于第三等，初考官胡宿不同意。司马光与范镇商议后将其置于第四等，三司使蔡襄也力保苏辙。只有胡宿认为苏辙对仁宗不恭，坚持要求黜落他。 不久后，苏辙被任命为试秘书省校书郎、商州军事推官。 当时苏洵奉命修《礼书》，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判官。苏辙要求在京城侍养父亲，获朝廷准许。
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苏辙出任大名府推官，不久受命差管句大名府路安抚总管司机宜文字。
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四月，苏洵在京师逝世，苏辙兄弟自汴河入淮，顺长江回蜀葬父。次年十月，葬父于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
宋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服丧期结束后，苏辙兄弟一路东游前往京师，于次年抵达。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苏辙上书论政事，即被神宗召见于延和殿。
当时，王安石为相，与陈升之管三司条例司，命苏辙入三司条例司。吕惠卿依附王安石，苏辙和他讨论时多有抵触。
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奏请发给度僧牒几千份作为本钱，在陕西转运司私自实行青苗法，春天发放秋天收还，和王安石意见相合，青苗法便开始实行。王安石派人去寻求尚未收取的财利。朝廷内外知道这些人一定会迎合王安石心意添加事情，都不敢说。苏辙写信给王安石，竭力陈说此事之不可行。王安石发怒，将加罪，陈升之劝阻，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八月被贬出外，任河南府留守推官。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二月，张方平知陈州，征召苏辙为陈州教授。
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四月，守司徒兼侍中文彦博出判河阳军，征辟苏辙为学官。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改授齐州掌书记。
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苏辙改任著作佐郎，又随南京留守张方平任职，为签书应天府判官。当时苏轼也外知徐州，兄弟二人在澶濮之间相遇，一同前往徐州，留居一百多天，创作了《逍遥堂会宿》等诗。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八月，苏轼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被捕入狱（乌台诗案），被责授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辙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不准，牵连被贬为监筠州（今江西高安）盐酒税，五年不得升调。
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苏辙沿赣水至黄州，与苏轼相聚，一道游览了黄州及其对江的武昌西山。于次年（公元1083年）应张梦得邀请创作《黄州快哉亭记》。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七月，苏辙被量移为歙州绩溪县令。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神宗驾崩，宋哲宗赵煦即位。五月，苏辙卧病，至秋痊愈。八月，因旧党当政，苏辙以秘书省校书郎被召回。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苏辙至京师，任右司谏。当时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吕公著为相，想废除新法，而支持新法的宰相蔡确、韩缜及枢密使章惇都被苏辙弹劾去职。大臣吕惠卿以攀附王安石而受重用，后又竭力排挤、陷害王安石，受世人憎恨。到新党被清算时，他自知难逃责罚，请求外授宫观官以逃避贬官流放之罪。苏辙连上三疏把他的奸恶加以揭露，最终使吕惠卿以散官安置建州。
司马光因王安石免疫法之害，想恢复差役法，却不知差役法之害相当于免疫法。苏辙反对。司马光又因王安石设《诗经》、《尚书新义》来考取天下士人，想改变科举，另立新的条例。苏辙也不同意，但司马光都不听。
同年八月，被任命为起居郎，苏辙上疏请辞，旋即权任中书舍人，不久后正式担任中书舍人。
起初，神宗因西夏内乱而派兵进攻，于是在熙河增设兰州，在延安增设安疆、米脂等五寨。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西夏派使者贺哲宗登位，使者返回，尚未出境，西夏又派使者入境。朝廷知道他们有请求兰州、五寨土地的意思，大臣讨论守或弃尚未决定。苏辙建议答应西夏所请，朝廷便允许还西夏五寨。
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苏辙权任吏部尚书。八月，任贺辽国生辰国信使，与刑部侍郎赵君锡出使辽国。
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五月，苏辙被任命为龙图阁直学士、御史中丞。十二月，任龙图阁学士。
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二月，任中大夫、守尚书右丞。 当时苏轼遭人排挤，乞求外任，苏辙也随兄连上四札，也乞外任，但未获准许。
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四月，朝廷命苏辙代理太尉、充任册皇后告期使。六月，任太中大夫、守门下侍郎。十一月，朝廷因郊祀天地而特加苏辙为护军，进爵开国伯，实封食邑二百户。
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哲宗亲政，新法派重新得势。
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门下侍郎李清臣主持科考，出题批驳元祐政事。他上书反对哲宗恢复熙宁新法，被贬知汝州。过了几个月，元丰时诸臣都在朝廷任职，再贬苏辙为左朝议大夫、知袁州。未到任，又于七月降为左朝议大夫、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处分。 苏辙治州有优异政绩，等到他被罢免离开，州里父老送别他的人都呜咽流涕，延绵数十里不断。
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二月，苏辙又被贬为化州别驾，安置雷州处分。此时，苏轼也被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五月十一日，兄弟二人再次相遇于藤州，苏辙送苏轼赴海南。 六月十一日诀别于海滨。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移至循州安置。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作《龙川略志序》、《龙川别志序》、《春秋传后序》。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宋徽宗即位，苏辙移永州、岳州安置，不久受任为濠州团练副使，岳州居住。十一月，复职太中大夫，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因有田产在颍川，他便前往居住 。
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七月，苏轼在常州（今江苏常州）去世，临终前以不见苏辙为憾。苏辙得知后，在悲痛中为其撰祭文，不久又作《追和轼归去来词》，其后作《东坡先生墓志铭》。
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五月，宰相蔡京当国，党祸复起，苏轼等已去世的元祐党人，原追复官告并缴纳；苏辙等在世之人，并不与在京差遣。同年，朝廷削苏辙五官，降授朝议大夫。
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苏辙为避祸，独自迁居汝南。十月，朝廷罢苏辙提举太平宫之职。苏辙住在许州，又被授以太中大夫致仕。
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正月，苏辙在颍川定居，因感于元祐时人所剩无几，于是筑室曰“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终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谢绝宾客，决口不谈时事，将所感皆寄托于诗中。
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九月，撰成《颍滨遗老传》及《栾城后集序》。次年，著《论语拾遗》。
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苏辙复任朝议大夫，迁任中大夫。
政和元年（公元11），撰成《栾城第三集序》。
政和二年（公元11）春，游颍昌西湖，泛赮水，并有诗作。九月，以太中大夫职致仕。 十月三日（公元10月25日），苏辙逝世，享年七十四岁。十二月，朝廷追复苏辙为端明殿学士，特赠宣奉大夫。原拟葬苏辙于眉州祖茔，但后来仍葬苏辙于郏县小峨眉山苏轼墓旁。
南宋绍兴年间，因其子苏迟显贵，苏辙获赠太师，封魏国公；夫人史氏赠楚国太夫人。
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经礼部尚书赵雄奏请，宋孝宗特敕追谥为“文定”。
苏辙在政治上反对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认为青苗法“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则恐鞭棰必用，州县之事不胜烦矣。“王安石听后，亦颇觉有理。
宋哲宗初年”元祐更化“，苏辙在京师，多所论议。当时司马光变熙宁之法，废除雇役法，恢复差役法，苏辙极言不可。他的这类政治主张，与其兄苏轼基本相同
在回河之争中，苏辙与右相范纯仁等主张维持北流，反对文彦博等回河东流之议复起。苏辙虽多次上疏反对，但以高太后为主的中枢始终倾向东流，虽时停时作，至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十月河水已大部东流。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还故道”。
这次黄河回复东流，不过仅仅五年时间，至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黄河于内黄决口，东流断绝，主流又趋向北流，仍至乾宁军一带入海。积极主张回河的吴安持、郑佑、李仲、李伟等被朝廷加罪，结束了第三次回河的争论。
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对于前辈学人，亦尊韩、欧，政治思想，亦近于欧。但韩、欧辟佛道，而苏辙不然。苏辙的文章，与父兄并称当代大家。与父兄相比，虽有所不及，但亦自有特点。
他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史论同父兄一样，针对时弊，古为今用。
如《新论》三篇，纵谈天下大事，论断相当确切。 《上皇帝书》说“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亦切中肯綮。
苏辙史论的代表作品是《历代论》，有些篇章是写得很有特点的。论汉光武、唐太宗，分析相当全面，和苏轼相比，特点确在于“稳”。《六国论》评论齐、楚、燕、赵四国不能支援前方的韩、魏，团结抗秦，暗喻北宋王朝前方受敌而后方安乐腐败的现实。《三国论》将刘备与刘邦相比，评论刘备“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也有以古鉴今的寓意。
苏辙致力最勤的文章，在于政论和史论，史论之文，尤所尽心；但他写得更为自由随便的文章，还是书信杂文。
例如十九岁时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说自己初到京师，“非有求于斗升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乐”；而所愿者，只是“一睹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初生之犊，年少气豪，既不同于韩愈《上宰相书》那样卑躬屈节，也不像李白《上韩荆州书》那样纵横使气。当文人仕途广于唐代的宋代，这样的文章是有时代特点的。与此书相类者，还有《上昭文富丞相书》、《上曾参政书》，都是年少气豪之作。
到了晚年，所为书札，出语虽有所收敛，但依旧洒脱自然。
例如《答黄庭坚书》，其文墨颇似苏轼。
二苏早年之文，气象虽不尽同，但晚年之作，以信札观之，都有平淡自然之语。二苏相比，苏辙之文，未可以一“衰”字尽之。
苏辙的记叙杂文为人所称者，有《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武昌九曲亭记》、《黄州快哉亭记》等。
苏辙还有一篇《东轩记》，造语虽不甚奇，却是写得更加“如其为人”的文章。
苏辙写诗力图追步苏轼，今存诗作为数也不少，但较之苏轼，不论思想和才力都要显得逊色。早年诗大都写生活琐事，咏物写景，与苏轼唱和之作尤多。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早年的作品《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三首，写得洒脱自然，颇见个性特点。
晚年退居颍川后，对农民生活了解较多，抒写个人生活感受之作，艺术成就也超过早期。
苏辙于诗也自有主张。他的《诗病五事》以思想内容为衡量标准，对李白、白居易、韩愈、孟郊等都有讥评。如说李白“华而不实”，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这看法在宋代有一定代表性。
《宋史》称其性情沉静简洁，写文章气势宏大而淡泊，和他的为人相似，不愿被人知道，而俊秀杰出之气终究不可掩饰，认为他的高超大致和苏轼相近。
苏辙的赋也写得相当出色。例如《墨竹赋》赞美画家文同的墨竹，把竹子的情态写得细致逼真，富于诗意。
苏辙与父苏洵、兄苏轼创立了苏氏蜀学，他与苏轼同为苏氏蜀学的集大成者。苏氏的蜀学与荆公新学、二程洛学相对立。“三苏”博通经史，遍采六经百家之说，又吸取老庄道家学说和佛教思想，逐步形成“三教合一”的思想体系。是北宋中期儒、佛、道三教融合的时代潮流的产物，是当时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派别。
苏辙晚年曾著《苏黄门老子解》，反映了蜀学派的思想特色。此派在文学上的建树最为卓著，但认为学术中最重要者并非文章辞赋，注重所谓“性命自得之际”。以文为“寓理之具”，认为“学文之端，急于明理，如知文而不务理，求文之工，世未尝有也。”
苏辙不仅在诗文创作方面才华横溢，而且其书法也颇有造诣。其书法运笔结字与其兄苏轼颇为接近，书法潇洒自如，工整有序。传世墨迹有《雪甚帖》、《雪诗帖》、《车马帖》、《晴寒帖》等。
苏辙著有《诗集传》、《春秋集解》、《论语拾遗》、《道德经解》 、《栾城集》（包括《后集》、《三集》，共84卷）、《栾城应诏集》12卷等，并行于世。曾自撰《颍滨遗老传》，《全宋诗》录有其诗。
《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作品介绍
《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是北宋文学家苏辙所创作的一篇游记。
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79年），苏辙因上书救其兄而获罪，被贬为监筠州（今江西省高安市）盐酒税。他赴任时途经庐山，游览了栖贤谷和栖贤寺。第二年的五月，寺里的僧人二迁（长老智迁和他的徒弟惠迁）新修了僧堂，特请苏辙写一篇文章记述这件事，因此写下这篇文章。
《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文章记叙苏辙游览庐山栖贤寺僧堂的过程，最后以议论作结，表达了作者对求道的看法。全文语言淡泊雅致，朴素自然，简洁畅达，然而生动形象，富于文学色彩，体现了苏辙散文特有的风格。
《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介绍了庐山栖贤寺周围的环境和智迁惠迁二信对重修该寺的贡献，并阐述了“闻道”的重要性，可分为两部分。
《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第一部分写作者游览庐山栖贤谷和栖贤寺的经过。对山中景物的描写绘声绘色、细腻逼真，生动形象，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文章先写谷中山石高耸相倚，再写水声之响，如雷霆，如千车行，用两个夸张的比喻突出了水流的宏大气势，难怪有“三峡”之称。接着写桥东“水平如白练”，可见溪水的澄静，但触及巨石，又“汹涌流转”，穷尽了水的各种变化。写寺，先叙其方位，再描绘僧堂前的号物，用拟人化的手法化静为动，笔致奇特巧妙，给读者深刻的印象。
《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第二部分先交代了作记的缘由。接着在前面写景、叙事的基础上阐发议论。“二迁”这样的僧道之人并不在衣食住行等生活条件上有所追求，但生活过得安定是有益于他们求得佛理的。由此也表明了“二迁”新修僧堂的原因。从僧人求佛理联想到士人求道（即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政治理想），他们处于纷乱、混浊的尘世，却没有忘怀对道的追求。最后，引用孔子的话表明自己的心迹：自己生活的目标就是要闻知大道，一旦闻道，“虽即死无余事矣”。并且点明此记的用意在于将这番人生的道理告知后来之人。表现了作者身遭贬谪、处于逆境仍不颓废气馁，而要积极进取，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的顽强意志和可贵精神。
《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文章构思巧妙，结构新奇，文章的前后部分在时间上，一写元丰三年之事，一写元丰四年之事；在内容和表达手法上，一为写景，一为议论。初看起来，二者似乎没有多大关系，但实际上形成一个对比的结构，作者将自己眼前生活的烦嚣俗杂与庐山栖贤寺的优美闲适进行对比，表达了对尘俗的厌恶，对安闲恬适的向往，以及无论身处何地，都将求道不止的决心。《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摹写景物，鲜明生动。作者描写栖贤谷的景物，鲜明逼真，特别是对水的描写，运用巧妙的比喻，不仅写出水的各种形态，而且模拟水的声音，使人如同亲临其境。《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语言新奇壮美，有别于苏辙文的一般语言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