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神话故事里，善良人诺亚于世界末日来临之前，在神明的指示下建造了一艘方舟，使得一众生灵得以在灾祸之中幸免于难并继续存活下去。
而在我国建国初期，当脊髓灰质炎病毒肆虐于中华大地、恣意侵害少年儿童的健康之时，我国的一位病毒学专家临危受命，用尽了一生之中全部的大好年华，消灭了中国大地上的脊髓灰质炎病毒。
有人说，他就是一艘方舟，载着新中国的孩子，避开了脊灰病毒的劫难。
他，就是我们的“糖丸爷爷”顾方舟！
1926年6月16日，顾方舟出生在上海市的一户普通人家里。
比较不幸的是，顾方舟4岁的时候父亲就早早离世了，母亲周瑶琴是一名助产士，为了家庭她任劳任怨地工作，下了班就赶快回家生火做饭、操持家务，以一人之力，艰难地抚养4个儿子长大成人。
母亲的不易被顾方舟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不仅学习努力，懂事的他还时常为母亲分担家务，事事都征询母亲的意见。
1944年，顾方舟报考大学时不知道该选择什么专业，母亲的意思是让他学医，将来成为一名外科医生。
故此高考成绩优异的顾方舟便在高考志愿书上填报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并于同年9月被顺利录取。
在北大医学院，顾方舟的恩师是早年赴美留学哈佛之后归国执教的公共卫生专家严镜清，那时候，师生二人时常一起研讨医学相关问题。
一次，他们谈起中国刚刚起步的公共卫生事业，言及国内公共卫生观念、制度尚未普及，有不少百姓不懂得避忌恶劣的卫生环境，就在蚊蝇肆虐的臭水沟旁洗衣、睡觉，很多农村垃圾遍地、臭不可闻……
在此种情况下疫病流行蔓延，那几年国内人口的死亡率急速上升。说到此处，严镜清双眼含泪，心情沉痛，顾方舟也深受触动。
由此，顾方舟胸中升起了要致力于发展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想法，他希望尽自己之所能令人们能够远离那些无谓的疾病。
顾方舟在转而投身病毒研究领域之前也曾犹豫过该如何向母亲交代自己“改行”的事，顾方舟思来想去，毅然选择了公共卫生事业，他说：公共卫生多重要啊，做好了全中国的人都能受益。
1951年，顾方舟和多名同学一起被派往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去深造，从事病毒学的学习和研究，并结识了苏联的一位病毒学专家丘马科夫，志趣相投的两个人时间一长就成为了好朋友。
1955年，脊髓灰质炎病毒在江苏省南通市全面爆发，主要侵犯少年儿童，并逐渐随着人群的流动而扩散至全国多个省市，可怕的病毒导致患儿的致死率为28%，致残率为75%。
一时之间，全国陷入了一片恐慌。而那一年顾方舟刚刚学成归国，进入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研究所工作。
不久，顾方舟临危受命，带领着一群知识分子前往昆明，利用荒山深处的疫苗研发实验站来研发脊灰疫苗。他们还捉来西双版纳丛林中的猴子做动物实验，可谓路蓝缕，几多艰辛。
在与病毒的“实战”中获得成长的顾方舟，就此便成为了新中国脊髓灰质炎防疫和研究工作的中流砥柱。
1959年，顾方舟已经和同志们成功地分离出了脊灰病毒，接下来就进入到了研发疫苗的攻坚阶段。
当时，世界上并非只有中国爆发了脊灰病毒疫情，美国和苏联等国也曾爆发了脊灰病毒的感染，美国已经于1951年成功研制出了脊灰疫苗，而苏联正在研制脊灰疫苗并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美国和苏联不会将自己的成果提供给中国。
顾方舟亲自赶赴苏联，想学习研发疫苗的先进经验，虽然得知苏联的活疫苗已经在灵长类动物实验和若干志愿者身上收到了理想的效果，可他们却始终不愿意跟我国分享实验的内容和相关数据。
幸而顾方舟的好朋友丘马科夫也参与疫苗研发实验，他悄悄塞给顾方舟一部分苏方研制出来的活疫苗，希望能助顾方舟一臂之力，让中国尽快走上研发脊灰疫苗的正途。
顾方舟非常惊喜，决定速速回国，以这些脊灰活疫苗的样本为参考，自主研发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脊灰减毒活疫苗。
回到昆明深山中简陋的疫苗研发实验站，顾方舟带着自己的团队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开荒、基建、捉猴，历时近10个月，建成了初具规模的病毒生物研究所。
在那个离市区数十公里远，且不通公路、无水无电无保障的深山老林里，顾方舟和同志们克服种种困难，几乎不眠不休，抢时间研发疫苗。
当时顾方舟已经儿女绕膝，可他无暇顾及家庭生活，吃住都在研究所，把家庭的重担都交给了妻子。
因为随父母长期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深山里，顾方舟的几个年幼的子女都没能接受到系统完整的学校教育，晚年时的顾方舟回忆起来，虽深感遗憾但却从不后悔，他曾说：中国千千万万个孩子的健康更加重要！
病毒的研发到了至关重要的时刻了，随着在灵长类动物身上测试疫苗的实验取得了成功，成人测试活体疫苗的实验也如期开始，可在当时的条件下上哪儿能找到志愿者呢？
顾方舟作为研究所带头人，毅然决定以身试药，当着同志们的面将疫苗药剂一饮而尽。其他同志被顾方舟的精神所感动，纷纷拿起药剂也喝了下去。
之后的10天时间里，他们互相观察、监测身体的状况和各项数据指征，值得庆幸的是，疫苗顺利通过了成人测试，之后便进入了适龄儿童测试阶段。
整个研究所就只有这样一群人：研究员和家属，适龄儿童就只有顾方舟和同志们的小孩。
顾方舟的大儿子当时刚满1周岁，可这个孩子是34岁的顾方舟和33岁的妻子晚婚晚育生下的第一个孩子，是否真的让这个幼小的生命参与未知结果的实验，对顾方舟和妻子来说都是一种痛苦的抉择。
顾方舟的妻子李以莞后来也坦言道：我一定得支持他，不经过这一关就无法知道疫苗确切的安全性，必须走这一步。
顾方舟怕妻子担心，一开始没有告知妻子就给大儿子喂服了测试疫苗。过了几天，他才告诉妻子已经给儿子喝疫苗的事，李以莞听了之后心里不免惴惴不安，她知道万一疫苗失败，这个病没办法治疗，将来的结果就是终身残疾。
在顾方舟的带动下，研究所其他同志的适龄孩子也都参与了试药，服下了疫苗。
此后的10天里，研究所的大人们可以说是度日如年，他们仔细地观测、记录孩子们的身体指征和测试的各项数据，10天过后，看到孩子们都安然无恙，顾方舟没有欢呼，而是流下了久违的泪水。
1960年初，中国人自己研制的脊灰活疫苗终于问世，并开始迅速投产。1960年底，首批500万人份的疫苗走下生产线，在全国11个城市率先推广使用。
顾方舟团队的调研活动紧随其后，很快，他们就发现凡是投放疫苗的城市，流行性脊髓灰质炎的发病高峰纷纷锐减。
之后，小小的糖丸迅速走进了中国的千家万户。1978年开始，脊灰糖丸疫苗正式纳入我国计划免疫行列，全国发病病例数下降非常明显。
而顾方舟并没有停歇下来，因为疫苗液体味道不好，许多儿童服用困难，再加上疫苗需要特定的保存方式，顾方舟再次扎进实验室，最终选择用糖、奶粉和奶油将疫苗液体包裹起来，制成一粒粒奶香四溢的“糖丸”，极大地改善了脊灰疫苗的口感和储运方式。
“糖丸”疫苗要完全发挥作用、令服用者终生免疫，接种人起初要在不同年龄段分期领服，一共3次。顾方舟又坐进了实验室，带领自己的团队将“糖丸”不断地改进，最终研制出了三合一“糖丸”。
也就是说，只需吃1次“糖丸”，便能实现对所有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全免疫，顾方舟也因此而获得了“中国病毒学之父”的盛誉。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证实了中国已经彻底征服了脊髓灰质炎病毒，成为“无脊灰”国家，并为我国颁发了“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时年74岁的顾方舟老先生则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唯一代表在报告上签了字。
如果将时光向后倒转，方可知在40年的漫长岁月里，顾方舟已经从青年才俊变成了耄耋老者，他将青春的骨与血、自己和孩子的健康都奉献给了脊灰疫苗的研制过程，他是14亿国人都该致谢的“救星”！
我们应该把顾方舟院士的名字和他的故事告诉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并向糖丸爷爷致以崇高的敬意，一粒粒小小的“糖丸”背后，是老一辈科学家用他们毕生的心血和努力在默默护佑国人的健康和平安。
再次向顾方舟院士致敬！愿我华夏，经年无恙，人才辈出，屹立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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