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原创作者：青山讲历史
李白是个真正的诗人。他才华横溢，热情奔放，豪气凌云。他生性耿直率真，疏狂高傲，酷爱自由。惟其如此，他可以做大诗人，却绝对做不成好官员。可悲的是，他并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社会。他不能理智地根据自身的条件设计一条适合于自己的人生之路，而是从诗人的浪漫和幻想再加上儒家的事君之道和荣亲之义出发，为自己选择了一条不该属于他的人生之路：从政。
李白从政之心颇为迫切，而且对自己从政的才能也十分自负。他说:“一生欲极主，百代期荣亲”（《赠张相镐》），“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盖”（《赠韦秘书子春》），他认为自己“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为宋中丞自荐表》），对当代皇帝，他有一颗赤子之心。他说:“遥望长安日，不见长安人…一朝复一朝，发白心不改。”（《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
但李白这种强烈的从政之心、济世之情又时时受到道家思想的干扰，当他想积极入仕，去建立功业的时候，又常浮起世事无常的感慨。于是又有了“功名富贵若常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江上吟》），“古来圣贤皆寂寞”（《将进酒》）以及“古来万事东流水”（《梦游天姥吟留别》）的低徊吟唱；这种强烈的空寂感，又推着李白走向学道求仙以及浪游、纵酒、归隐这一消极出世的方向。
所以他的诗中就有“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将进酒》）的豪饮；有“日暮醉酒归，白马骄且驰。意气人所仰，冶游方及时”（《咸阳二三月》）古风第八）的纵马行乐；更有“荣华东流水，万事皆波澜。白日掩徂辉，浮云无定端。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鸾”（《登高望四海》古风第三十九首）的世事无常的感慨。这些思想又都与他积极进取、追求功名的愿望相对立。那么李白又如何从自身的矛盾中寻求一条既能建功立业，又能发展自我的人生之路呢？他是从幻想中而不是从现实中为自己安排了一条先从政、后引退的路。
他的功成身退的思想也与他对统治者的本质有清醒的认识有关，他在《行路难》三中说:“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华亭鹤泪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看来他对君臣之间的微妙关系是深有感触的，对那种“狡免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史记·淮阴侯列传》）的历史惨剧是有警觉的，因此他决不会贪禄恋栈。
只可惜李白第一次从政没有多长时间就被放还了。李白放还的原因，以君王的角度看，是因为他并无安邦定国之才，“上亦以非廊庙器，优诏罢遣之”（《本事诗·高逸》）；从同僚的角度看，是蒙受了毁谤之言，“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李阳冰《草堂集序》）；从他本人的性格看，是过于狂傲，“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苏轼《李太白碑阴记》引夏侯湛《东方朔画赞》语）。
李白令高力士脱靴的故事，是其狂放倜傥的极致，在中国士人风采的审美史上，放射着永不暗淡的光芒。多少备尝屈辱的土人，也借这个故事得以在精神的领域暂得昂首伸眉之乐。这件事情可能是史实。只是它却成了李白放还的导火线，并不如小说和戏剧那样充满了亮色。《旧唐书》本传说:“（李白）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唐国史补》卷上也说:“（李白）后对御，引足令高力士脱靴，上命小阉排出之。”
李白第一次从政就这样失败了。失败给他带来了深沉的痛苦。“未夸观涛作，空郁钓鳌心。举手谢东海，虚行归故林”（《赠薛校书》）“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行路难》三首之一）“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归去来”！（《行路难》三首之二）他把痛苦的呐喊熔炼成这些传诵千古的诗句。
李白很神往春秋战国时期的士，他们一席话便能得到君王的大信任，从而建立奇勋。“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篲折节无嫌猜；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行路难》三首之二）他多么盼望再出现如燕昭王那样渴望人才的君王啊。作为诗人的李白，尽管有如江似海的文才，却缺少审视历史的睿智，他不明白，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尊士为师为友的燕昭王式的君王已永远不可能出现了。比郭隗才能高千万倍的人物，也永远不可能再享受郭隗所受到的尊崇了。李白从政的失败，与这种错误的认识有密切的关联。这种错误的认识，也使得他狂放的个性不能收敛。
作为诗人，他在从政失败之后，大概是很少诉诸理智作些反思的，他只是诉诸感情化成诗篇以作排遣。他仍然相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三首之一）据说，他离开长安时，是“高歌大笑出关去”（任华《寄李白》）的，意气仍然十分高昂。这时是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李白四十四岁，方当盛年，故仍存希望。十一年后，安禄山造反，生灵涂炭，李白的报国热情又一次升腾起来。
他的《古风》五十九首之十九写得很有《离骚》的风味，开始是准备登仙而去：要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异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神仙名）。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这时，他突然看到人间的惨象：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尽冠缨。显然，叛军占领洛阳的消息使李白跌落到人间。
他在报国热情的驱动之下，未作理智上的认真权衡，便贸然参加永王磷的幕府。这是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正月的事。他是怀着“过江誓秋水，志在清中原”（《南奔书怀》）的宏愿从军的。天真浪漫的李白，把永王向东扩展个人的势力看作是为平叛作准备，意气昂扬地写下十一首《永王东巡歌》：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楼船一举风波静，江汉翻为雁鹜地。（其一）
他毫不怀疑永王东扩是奉天子之命而行事，他为自己能跟上这个战略部署而激动不已，幻想着在这场平叛的战争中能成为运筹帷幄的谢安石式的人物：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其二）他期待着永王的部队迅速进攻河南，收复西京:二帝（指玄宗、肃宗）巡避俱未回，五陵（指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之陵）松柏使人哀。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其五）
就在李白沉浸于热情的幻想中的时候，肃宗已完成击溃他弟弟永王的部署。二月间，永王兵败被杀。仅仅在永王幕府任职一个月左右的李白，背上了永远放不下来的黑祸—附逆，他被判流放夜郎。这位五十八岁的老人步履蹒跚地行走于西南的险山急水之中，历尽艰辛，至乾元一年（公元759年）因关中大旱赦还。遇赦虽然使他一阵狂喜，但附逆的黑祸还是坠着他走向穷困缭倒的老境。一直到千百年之后，任职永王幕府仍是他倜傥人生的一个疵点。李白的第二次从政，比第次失败得更惨。
李白的一生，如天马行空，任气纵性。他驰骋着天真浪漫的幻想可以写出飘逸瑰丽的诗篇，却无法操作最讲实际、最用心术的政治。一个雄视千古飘逸狂放的诗坛巨人，是无法从事审时度势、察颜观色、绵密深藏的政治活动的。但是，传统的教育却使士人们都觉得自己有从政的能力，都认为从政才是正果。悲剧就这样铸成了。然而，这又使诗人的诗篇蒙上一层悲怆之美。皮日休《李翰林》一诗称李白是:“口吐天上文，迹作人间客。”真是极妙极切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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