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来了解客家围龙屋的风格！客家围龙屋的风格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源于中原贵族的遗风。因为客家人的祖先大都是中原汉人，而且多是来自中原的大族人家。在这一点上，可以从各姓氏祖堂的堂号和楹联中得到佐证。
中原汉人
如梅州元城路李姓(进士第)的堂号楹联是“犹龙世泽，旋马家声”;又如陈姓的堂号楹联是“颖川世泽，太史家声”等。诸如此类的楹联，每年一度的新春佳节，见得更多。由此而表明，客家人的祖先，在中原时候，因为生活比较安定，文化生活和居住条件比较优裕，于是对于忠君爱国的思想和宫廷制度的习俗、生活、文化等方面的追从，都是采取保守态度的。尽管经过漫长岁月的避乱南迁，依然怀恋故巢，不忍舍弃，因此，来到南方定居之后，在营建新窝时，仍然不失中原大族遗风，仍仿照宫殿式遗风，建造适应新环境的大围屋。
大围屋
二是源于血统亲悄的伦理道德观念。因为自夏朝“家天下”后、至殷周始有完整的国家组织形成以来，民族的意识比较浓厚，在政治方面，已经确立了一种传子的制度。而在理论方面，则因血缘亲情，又是人性本能的天赋，也是群体结合与环境抗争求存的、不可缺少的力量。因此，客家先辈在避难南迁中，对于这方面的体会最深。因为在当时，往往是举家举族同逃的，于是受礼教影响较大，加上族大人众，方能互助相守，抵抗外侮，以利竞争生存;不然，便将被当地主户或土著人户欺侮，难得安身之所，因此，自古流传有“打虎要靠亲兄弟”的俗语，而对其每个家庭成员来说，则一般都能忠于自己的家庭，所以，为了便于血亲族众聚居、生产、议事、抗击外侵等的濡要，于是便设法营建适应上述要求的大围屋。
礼教
三是源于适应环境的需要。因为中原汉族的南迁避难，其初，往往不可能有预定的目的地，一般都是随遇而安，走到哪里安全，哪里有寻食之地，就在哪里住下来。这都是由于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民不聊生，随时随处都有可能遇到各种危险，或遭到抢掠。
兵荒马乱
加上，在宋末元初，又遇元兵的大屠杀，以及明、清之际的战祸频仍。于是，便产生了在居住条件上必求其安全，以防万一的思想，所以‘安全第一”、“百年大计，便成了营造屋宇的指导意识和首要条件，以至在屋内配套水井，池塘等，以备日常的生活用水，或遇意外遭敌围困，或因发生火灾等均可使用，所有这些，都已表明建造封闭式大围屋住宅，确是在辗转南迁时与环境搏斗中逐渐创造和完善的好办法。
客家人南迁
四是源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基础和家族制度。因为中国历来都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所以人们的生活，亦是依靠农业经济来维持。因此，人们在定居建造屋宇时，便首先考虑:在屋基周围，要有种植谋生的耕地或山林;能建独门大院，能有更多的余地，留给子孙世代作为休养生息和繁衍之用。于是，在后来有好些地方，出现一个村落只聚居一个姓的，或以一个大姓为主的乡村。像这样的村落和乡村。
围龙屋周围景观
在今吾梅之客家地区仍有不少。如“隆文一树李”“高思二锅汤’、“坑美一肚黄”、“横径一段萧”之说，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不过，根据多方的考证:也有好些南迁的汉人，他们在新的地方安居之后，初期仍以客为名，但是，在久居之后(大约在北宋以前)，便以其越海系、闽海系、湘赣系和南海系等自居为主，号称为本地人”。而客家却不为他族同化，仍自成一系，当客家民系(在北宋中后期)逐渐形成之后，倒反而成为同化他族的主体。这便成为客家人最重视族谱的原因，而族谱之为体，必溯自上世之源流。按照客家姓氏族谱的记载，尚有不少是古代的贵族，其祖先大都曾经做过一官半职，甚至有做古代帝王的，如:李姓的李渊、李世民就是一个例证。因此，客家人的屋宇正堂，大都供有历代先祖神位，尤其大族还另有专供祭祀或议事的祠堂。
祠堂
这在目前吾梅之地方，较为广众的祠堂有隆文的李氏公祠。它还涉及到省外各地，其最大的主祠堂火德公祠设在福建龙岩上杭(据说现在台湾李登辉和新加坡李光耀的祖根就是本公祠的李氏宗人)。其分祠堂单隆文就有2个，规模颇大，额刻为“光裕李公祠”，即光前裕后之意。其楹联云:“光华日月，裕展山河。”表明了他们原是出于古代帝王的子孙，炎黄裔胃，衣冠望族，名门显赫的声威。
以上便是学者们对围龙屋风格的总结，不知道你在阅读完之后是不是有所启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