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澳银资本创始合伙人、董事长 熊钢
澳银资本是一家低调的投资公司，起于工业发力于科技，投资多年，澳银并没有追风口，实业家的踏实作风反倒让这家机构斩获颇丰。这些年，澳银资本在硬件与科技领域投出了三利谱（002876）、富耐克（831378）、佳讯飞鸿（300213）；在能源环保投出了维尔利（300190）、东江环保（002672）、铁汉生态（300197）；在工业制造领域投出了宏华集团（00196）、亿纬锂能（300014）、浦丹光电（835880）；医疗领域更是有美诺华（603538）、康泰生物（300601）、新产业（830838）等知名公司。
在投资人说（ID：touzirenshuo）的以往采访中，投资人的观点往往直击真相。熊钢认为，芯片行业的缺憾反映出了国内产业中的一系列问题，他将产业的发展分为三个层次，犀利的分析将诸多产业落后的原因公之于众。
1、原理层、支撑层、应用层
关于芯片的新闻最近非常火，一度登上媒体头条，借此机会我想谈谈我对于这个行业的看法。
毋庸置疑，芯片在商业社会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曾经有科学家统计过，在影响人们生产生活的所有物品里，半导体元器件的渗透度已经达到了50%。例如说，我们的手机就是一个半导体元件的集成产品。时至今日，手机等设备对于人们来说已经不可或缺，而半导体也已成为了人类社会的一种底层产品。
追根溯源，每个行业有底层科学的支撑，半岛体的理论基础则来源于量子物理。自然科学的研究对应用性层面的产品影响极大，甚至可以说，底层理论的研究程度是决定这个行业的发展的核心因素。
在底层之上，便是支撑型技术和应用产品。中枢机械、核心工艺、操作系统/平台是芯片行业的支撑层，硬件、软件以及核心工艺一起构成了这一层级。在这一层级，有英特尔、高通等企业，而为了做出精密芯片，还需要制作精密加工仪器和核心装备的公司。其实，中兴的芯片问题只是冰山一角，缺乏支撑型技术，实际上是国内企业面临的普遍问题。
支撑层之上，是应用层。简单来说，处在应用层的企业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单功能应用公司、优化应用公司和集成系统（多功能应用）公司。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大多数处于应用层层面上。
一个产业有其自有的发展周期。从20世纪代量子物理被广泛重视开始，半导体行业用了40年才发明出二极管。二极管的发明，标志着这种底层科学开始发挥实用价值，而随后的故事也就广为人知了。
早期的二极管叫晶体管，它的产品有的被建成了一栋房子那么大。后来，经过人们的不懈努力，将房子大的晶体管“芯片”压缩到了指甲盖大小。这个阶段，又经历了40年。一来一回80年，对于VC来说，这简直是噩梦。但这样的事总要有人去做，一旦做出来就是一个不得了的事。
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原理层和支撑层的时间大概都花去了40年时间。如若把应用层研究的绝对时间拿来和前二者作比较的话会发现，应用层只需花少得多的时间就可以研发出来。中国为什么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出现这么多手机厂商，就是这个原因。
行业里有句话是这么说的：“谁掌握核心芯片，谁就守住了半导体的大门。”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拥有芯片专利技术的国外巨头攫取了整个半导体行业的大部分利润。而真正留给手机厂商的，仅仅是几个点的薄利。
原理层和支撑层经过长期研究后，一旦产品成型开始规模生产，后来者就很难超越了。这就是我们讲的，技术的时间效应。然而在应用层上，遵循的则是“摩尔定律”。产品每十八个月便迭代一次，使得绝大部分应用层企业不得不残酷竞争。在应用型芯片领域，华为、中兴的利润率是差不多的，产品代际也类似，技术所带来的附加值也均不足以构建起核心壁垒。在国际巨头面前，想必未来还要面对多得多的困难。
巴菲特曾经说：“有些事情，就是需要坚韧。”我的意见是，如果中国不能在芯片扎扎实实投入、老老实实开发，想要弯道超车基本是不可能的。
2、模式型“弯道超车”背后的隐忧
我们一度认为，模式类创新可以让中国弯道超车。现在来看，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就我们拿到的数据来看，其实中国政府对核心器件、核心芯片政府的投入其实并不低，然而至今为止我们并未打破芯片垄断，甚至，在特朗普政府宣布对中国进行贸易战后，事态开始向着不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了。究其原因，我认为出在激励机制上。政府在芯片中投入了大量资金，各种各样的半导体累计投入上千亿。虽然做出了“龙芯”等产品，但总的看来，投资效率仍然比较低、效果比较差。并且，从芯片设计再到周边设备制造供给还未形成闭环。
形不成闭环，销售便无法规模化。
芯片制造本身产业链很长，国际化分工明显，想要赶上发达国家也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这个行业，巨头们已经通过大量知识产权构筑了相当长的护城河。要打破竞争格局，则需要长期投入。短期来看，想要在原理层、支撑层有所建树很难，需要一步一个脚印来走。为什么会出现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原因是模式容易抄，但技术就不行。
技术的赶超不能完全依赖于商业投资，在未来，更好的模式是公益投资和商业投资相结合，唯有如此，才能在原理层和支撑层方面有所突破。
在澳银资本投资的项目中，有些项目是处在应用层面上的，如海川智能；也有一些处在支撑层的后期阶段，如浦丹光电。浦丹的产品着重激光制导，它的核心产品激光陀螺仪就是一种应用面很广泛的核心器件，在卫星导航、换芯制导上都用得到。
如果说芯片的原始研究乏力，不如说这种研究的缺憾遍布中国经济的各个产业。未来，想要扭转现实，还需创业者、各类投资机构以及政府的多方支持才行。
3、原理层技术投资：是商业也是公益
从技术的进化周期来看，原理层技术是超长期或者超长线投资，引力波的验证是一个极好的证明例子。
19爱因斯坦发表了相对论证明引力波的存在，但是他自己给出的答案是也许一百年之内人类的技术都很难验证。从1960年开始，美国有科学家进行引力波的探测，但是走了一些弯路，甚至是一度被认为伪造了数据。麻省理工学院从80年代初开始进行引力波的探索，最终建立了由MIT和加州理工学院一起发起的LIGO——激光干涉测试。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投入到2月份验证引力波的存在，接近50多年的超长线投资，最后才完成引力波的发现，这是一个前沿性的探索。
从公益投资的实际情况和演进趋势来看，大部分公益风险投资人都投向了技术，并投向了早期技术原理层的领域。原理层技术投资的超长线投资特点，也使得它必然带有公益性质。
澳银资本希望能够在技术处于原理层的时候就介入，以支持一些前沿的探索。为此澳银资本加入麻省理工学院未来科学基金会（FFS of MIT），做一些公益风险基金的尝试。
最初，我们以个人方式和家族信托的方式与MIT合作，随着去年澳银公益基金会的成立，就以公益基金会的方式跟MIT和FFS做一些前沿的探索，加强了机构与机构之间的合作。借助FFS，我们与学术机构合作，为量子物理、脑科学、数学等基础研究提供支持。
毕竟“已知是有限的，未知是无限的，人类如同站在无边无际的未知海洋当中的一个小岛上，我们每一代的职责就是多寻找一点陆地。” 风险投资人的职责也是这样的：为下一代找出新的生存方向和生存地带。
4、三大发展层下的国内医疗
药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原研药和仿制药，目前中国的绝大部份产品都是后者，属于医药行业中的低端产品。澳银在投资过创新药，但后来就放弃了。主要原因是中国企业在创新药研发实力上的不足，新公司不多。
生命科学，对于药物研发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新药研发可以分为几个部分，我们以小分子药物举例说明：先导化合物的发现/筛选/优化 — 候选化合物的确定— 临床前研究 — 临床研究等几个过程。在临床研究阶段，一般要通过临床一期、二期、三期等多个阶段的试验才可申报上市。
国内在一些关键药、特种药方面有过一些原研产品，结构较为清晰，但创新药少。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药品体系里，最大的品类是抗生素，抗感染药的比重大概占到15%、血液药占11%、心血管10%、神经系统9%、肿瘤9%、消化系统5%，剩下的是内分泌和新陈代谢方面的也占5%，剩下的一些占5%，而中药占4%左右。
以上数据客观上说明药品的结构存在不合理现象，辅助类药品过多，抗感染药品泛滥，和国外以创新药为主的市场形成了鲜明对比。
以前国内小病不用药、大病用特效药，本着自我调节、自我康复的原则，创新药市场不大。类似癌症靶向药这种基本是没有的，也做不出来。
总之，一个国家的用药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对于我们来说，还未在国内发现原料药、仿制药方面有什么大的投资机会，整个行业我的判断是还需要观察。
5、国内医疗的创新之路
医疗项目也是澳银关注的一个行业，我们投资了美诺华、康泰生物等多家公司，后者是我国最大的乙肝疫苗生产商。不过，就目前来看医疗行业同样遵循上述三条规律。原料药处于支撑层，是应用层的底层。
现在，我们重点关注诊断和治疗两大领域，其中包括体外和体内两种产品。在IVD体外诊断领域，澳银投出了几个不错的公司，比如新产业生物和锦瑞生物等；在精准医疗，尤其是基因测序领域，投出了因合生物、微旋基因和粒福特等公司；除这些之外，澳银在例如帕金森综合症这样的特种医药领域也有投资布局。
在我看来，特殊疾病治疗在中国还有一定的可挖掘空间。比如帕金森综合症这类疾病，目前针对于它的治疗手段主要以康复为主。一般患者不会选择住院，而是一段时间内进行复诊。这类疾病并没有特效或者是说标准化体系的治疗手段，除用药之外还有非常多的辅助治疗手段，而这些都为这个领域的创业创新制造了机会。
臻络科技的智能硬件产品就是这样的思路：它的产品是一个智能勺子，在使用中，这款产品可以依据传感器绘制患者手部的抖动曲线，然后调节勺子的防抖动功能。采集到的数据也非常有参考意义，可以远程传输给医生做病情分析。
现在，这家公司得到了瑞士一家帕金森制药厂的上千万合同，药厂可以透过对智能硬件数据的挖掘来决定药品研发的细节，这种技术是原创的，国外还没有类似案例。实际上，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制作智能勺子这类产品的技术是很发达的，这种硬件与治疗结合的项目也是我们持续看好的方向。
在医药领域，中国公司还需要进一步打破国外垄断，和国外公司一起研发原研药，一起享受研究成果。自行研制的难度非常大，除非在研发强度和效率方面重度投资，否则很难看到成效，弯道超车，基本不可能。
还有，药物研发也是一件极为长期的事业。以美国为例，里根政府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向癌症宣战”的口号，到克林顿时期，又大力扶植基因事业发展，直到奥巴马政府也还在延伸精准医疗的思路。通常来说，药物的研发周期是，这一点和芯片非常类似，如果不赶紧研究，未来还将受制于人。
记者 / 苑晶
编辑 / 周文猛
来源 / 投资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