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有一种现象叫‘投献’。在明朝官员是有特权可以免除名下的田产税赋以及徭役的。明初时是作为有一定级别的京官的特权，后来这种特权却泛滥化，不止所有官员都拥有这种特权，连举人也可以凭借举人身份免除一定数量的田赋。
假设本地出了一个官，大家都会争着签土地转让，把自己家的地“献”给官员。因为官员一家的地是免税的。当然这种免税不是白给的，官员会让农民们交私税给自己，这种税当然比朝廷的税率要低。就这样，原本是国家的税收都在打折后入了官员们自己的腰包。
当年徐阶当首辅时，他的家人就凭着他的势力在松江府以及南直隶共占了四十多万亩耕地。幸得海瑞清退了徐家大量的土地，才为国家保住了大量的税收。当然，这些土地后来还是成为了高拱攻击的工具，差点要了徐阶的老命。
另外凭借这些特权，他们还可以免除自己本身及自己名下的家人奴仆的徭役。历代的徭役是比田租更恐怖的存在，司马光就说过有因役而亡者，而无因赋而亡者。说到这你就明白为什么当年范进中了举人，立马就有一对夫妇自愿来做范进的奴仆了。
明朝后来就是因为这些投献被挖了国家的墙脚，最后财政崩溃而亡的。
#乌鲁木齐头条# 好消息！自治区出台6方面28条措施促进消费！
日前，自治区相关部门出台了《自治区促进消费工作重点任务》，从扩大内需推进实物消费、全面促进文旅消费提质扩容、积极培育新业态消费热点、加快城乡消费网络布局、减费降税助力企业纾困解难、打造居民消费升级版等6个方面提出了28条措施，具体为：
▼扩大内需推进实物消费
包括落实新能源汽车购置税优惠政策，促进新能源汽车消费；提高全区新建大型公共建筑物停车场、社会公共停车场、公共文化娱乐场所停车场配套建设充电基础设施的车位比例；有条件的地（州、市），积极组织开展“汽车下乡”“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集中促销活动；坚持租购并举，推进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解决新市民、青年人住房困难；有条件的地（州、市）可试点发放消费券，涵盖餐饮、零售、文娱等领域，着力促进商业消费和服务消费。
▼全面促进文旅消费提质扩容
包括用足用好自治区财政旅游发展专项资金，实施助力旅游兴疆战略落地的各类旅游宣传推广、产业规划等项目，充分发挥自治区旅游专项的撬动作用；指导支持乌鲁木齐创建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实施政策购买演出项目，丰富城乡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安排补助资金支持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和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促进提高场馆运营服务能力；适时组织开展新疆休闲农业精品农庄（园）推介活动，力争培育功能科学、布局合理、设施完善、机制健全、带动力强的休闲农业精品农庄（园）30个等。
▼积极培育新业态消费热点
包括积极推进“智慧海关、智能边境、智享联通”建设；大力推进跨境电商业务模式全领域发展，支持面向“一带一路”沿线试点建设海外仓；依托消费帮扶，集中力量促进已脱贫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生产的农副产品上行外销，加大宣传力度，支持“直播带货”，扩大网上销售规模；推进新疆旅游大数据中心、“一部手机游新疆”等智慧旅游平台建设，提升智慧旅游水平，扩大数字文旅消费；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百县千味”特色美食评选活动，对成功入选美食及企业，录入美食汇编并协调网络平台进行宣传，有力推广新疆特色美食。
▼加快城乡消费网络布局
包括推动提升县级邮件快件共配中心处理能力；对1月1日后，按照“五有标准”（有场地、有人员、有货架、有标识、有固定频次运输）新建或升级改造的村级邮政快递服务站，有条件的地（州、市）对站点给予一定资金支持并对寄递农特产品实行补助。
▼减费降税助力企业纾困解难
包括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按50%税额幅度减征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等；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按照国家统一部署，自4月1日至12月31日，对月销售额15万元以下（含本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对个人购买家庭唯一住房（家庭成员范围包括购房人、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下同）面积为90平方米及以下的，减按1%的税率征收契税；面积为90平方米以上的，减按1.5%的税率征收契税；自1月1日至12月31日，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部分，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所得税；全面深化推广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安排航线补贴资金5亿元，加强航线网络布局，提升航线网络通达性。
▼打造居民消费升级版
包括推动城市一刻钟便民化生活圈改造提升工程；引导各地（州、市）打造一批高质量夜间经济示范街区，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业态多元、管理规范的夜间经济发展格局；开展我区“绿色餐饮”评选等活动，为消费者营造安全放心的餐饮消费环境。
共同富裕就是当下最靓的仔。
城市已成定局，农村就成了不错的选择，乡村的玩法跟城市很不一样，这里宗族力量强盛。因为只讲道理在你发现混不下去的。这就是农村特色也许未来会改变，但当下却是如此。抛开环境讲投资就是耍流氓吗？我们许多企业去了国外不都是交了高昂的学费么？
日本那么卷为什么小日子过的下去，日本的农作物价格可比我国的高很多。
啥时候给进口粮食来一刀反倾销或者提高税率。然后提高粮食出口税率。乡村振兴才有的谈，一边是18亿亩耕地，一边是地粮价。
普通人吃大米低价也就罢了，像白酒行业，食品加工的也那么低就不合理了。
一边大量进口大豆，一边种地亏钱。这问题就搁在那，解决了农民才有钱，农民有钱了才会有市场。你仔细观察会发现农村的物价跟城市里的物价差不多甚至更贵。为什么呢？因为消费者少啊，买的人少就得提高利润率。不然就亏死了。农村要发展还得人才回流，人才流动看就业。只有可能性拉满，人才才会回流。
吴子记得村长还是村书记是兼职的，你想这怎么可能起积极性。
这是个悖论，先给你涨足工资，还是让你先有工作能力
#经济观察D105#
日本的税费制度怎样影响低度酒市场创新
1 日本独特的啤酒税倒挂：啤酒的征税税率要高于烈酒。啤酒的税率大约是烈酒的4.4倍.
2 之所以日本政府对啤酒征收高税，一是出于财政考虑，数据显示，过去，日本国每年每人消费酒精饮料的量都保持在70升左右，而且整个市场的主导品类不是烈酒，而是酒精浓度20度以下的低度酒。所以啤酒高税率可以给国家贡献大量的税收收入。第二是日本用来酿造啤酒的大麦进口依存度高，对啤酒征收高税也可以控制对重要粮食的进口依存度。
3 日本政府3次酒税调整，给日本带来了发泡酒（如三得利首发的HOP'S）、低麦芽浓度发泡酒（Super HOP'S）和第三类啤酒这好几种新的酒类产品创新（非麦芽酿造酒和预调酒，如三得利的爆款甜酒Strong Zero）。
4 日本政府对啤酒征高额税收，考虑之一是控制大麦的对外依存度。这个思路，跟中国政府在当前提的「供应链安全」和种子耕地问题值得创业者关注。
5 啤酒原料大麦，白酒原料的高粱，我国都是世界最大的进口国。
一个判断：在疫情和国际关系都存在各种不确定的情况下，如果未来几年我们要在粮食供应链安全上发力，那么对应到酿酒产业，可能就是更进一步的行业整合，淘汰落后产能，把资源集中到更头部、更有效率的酒类产品和公司身上。当然，第二种思路也有可能是扩大粮食进口名录。
一、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存在十大失衡：
（一）土地供需失衡。（二）土地价格失衡。（三）房地产投资失衡。（四）房地产融资比例失衡。（五）房地产税费占地方财力比重过高。（六）房屋销售租赁比失衡。（七）房价收入比失衡。（八）房地产内部结构失衡。（九）房地产市场秩序失衡。（十）政府房地产调控失衡。
二、建立房地产调控五大长效机制：
（一）长效机制之一：土地。第一，控制土地供应总量。第二，控制用地结构比例。第三，控制拍卖土地价格。（二）长效机制之二：金融。第一，坚决守住开发商用自有资金拿地这条底线。第二，坚决防止开发商多账户借款。第三，认真管好住房抵押贷款。（三）长效机制之三：税收。第一，形成高端有遏制，中端有鼓励，低端有保障的差别化税率体系。第二，适时征收房产税或物业税。第三，研究征收土地增值税。（四）长效机制之四：租赁市场。第一，完善政府公租房体系。第二，培育商品房租赁市场。（五）长效机制之五：地票制度。所谓地票就是指将闲置的农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益公共设施用地等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而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
——黄奇帆·中信出版集团
《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的问题与对策》
#影视公司和明星工作室扎堆海南#【大陆注销200家， 海南增加超2000！】
天价片酬怎避税？请到天涯海角来！
近期，中国内地卷起了一阵明星影视工作室注销狂潮，有媒体统计，75位艺人名下的647公司，已注销200家。
海峡对面的海南岛，却成为温暖的避风港。
据天眼查App显示，6月至今，海南影视、影业新公司注册超2200多家！#为什么影视公司扎堆海南#
现在，税率洼地和宽松的监管，使得大量艺人和资本躲到了“天涯海角”。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海南建成特区省后，内地大力打击走私，这里却爆出了全国最大的汽车走私案；
内地大力打击炒地热，海南却掀起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炒地狂潮，留下了全国最大一片烂尾楼；
内地大力打击黄赌毒时，海南却在堂而皇之申请开放博彩业……
内地已开始纷纷清理整顿p2P时，海南却把北京等地都不肯审批的凤凰金融要了过去……
结果折腾了近半个世纪，拥有全国最优惠政策、拥有最长人均海岸线，最多人均耕地和水资源的海南，人均gdp却依然低于全国平均数，这让那些天天抱怨和意淫“要是当年老人家在我们这里也画几个圈，或者我们也有出海口、如果我们不是因为缺水，太冷，一样能富得流油”的东北、西北人情以何堪？
现在中国又在以举国之力建设海南，给海南更加优惠、无与伦比的全方位优惠的政策……
现在网上一提到农业，农民，农村，必说苦，累，穷三个字。我出生于农村，农民，我觉得苦辣酸甜该有，我出生于1950年，经历过真正的单干，集体及分田到户的单干。常言道：条条蚂蝗都咬人，工人，农民，包含脑劳的劳动者都均有酸甜苦辣。有苦有乐有忙有闲，有累有轻松。但一条是必须的，要想成人上人，必须吃得苦中苦，先苦才有后甜。回忆大半辈子过来的三部曲。一，解放初期真正的单干，我家是中农，家有农具耕牛，房屋，耕地17.0多亩，其中水田13，0亩，旱地4.0亩。解放初期父母加上我们三兄弟共五口人，父母种植13.0水稻，那时一年只种一季稻谷，品种叫八月兰，故名思议，八月中秋前后才收割，该品种杆高穗长，生长期长150天在右，亩产在400至500斤稻谷。那时候没有购粮任务，只交农业税（公粮），税率也是每亩30至40斤稻谷左右，年收稻谷5000斤稻谷左右，自食有余，春种秋收农忙半个月左右，平时父母种些时鲜蔬菜卖，离圩镇二公里左右，做些米贩生意，米生意不什么挣钱，但主要挣点细糠养猪，一年出栏二，三头大肥猪，二头挣钱，一头留过年杀年猪做腊肉。生活水平与解放前好在安宁，免受兵荒马乱之苦。1959.1960.1961三年自然灾害年很苦挨饿。1959年父母都去大办钢铁，修路，修水库了，冬夭食堂没粮停开了，当时我们堂兄弟姐妹十人（大伯父家五个，二伯父家二个，我家三个），全由奶奶一人负责照顾，大伯父家堂哥十五岁最大，当的读初中学校停课回家，由他带领到山里检米椎（板栗之类野果，挖石蒜，挖冬笋）充饥，小孩太多了（伯父伯母均不在家），奶奶把我们三兄弟送去我外婆家（大里面村，约有三公里远）。外公外婆家情况稍好点，免强半饥半饱。一直到第二年春天，父母回家后，生产队也开始分救济粮了，才把我们三兄弟接回来，接着冬天反五风，批斗大队干部，有的大队干部被愤怒群众打残了，后来送县教养，基本都被撤职或者开除党籍。接着取消大队核算，以生产队为基础，允许社员开荒生产自救，贯切落实60条政策。并从桂林驻军派来一个连解放军帮助生产，连续三年，第一年是步兵，第二年是炮兵，第三年是坦克兵。很快恢复经济。随着经济好转，我家添了二个弟弟，加上奶奶又去世了，这样形成人多劳少，父亲也没什么技能特长，但有一把力气，吃得苦，他选择做固定工，出猪牛栏粪，我队有二十多户人家，每户均有二，三个猪牛栏，加生产队饲养场有十多二十个，共有七，八十个栏，生产队采取年包工，每个猪牛栏100分，每月清除一次，这可是脏，累活，我爸一人承担，一人干两人的活，一年挣7000多个工分。我妈当饲养员，（养猪），养猪10头，生产队的办法是：每猪每月长膘15斤，一年十二个月净长膘180斤，10头猪年交猪净膘1800斤，记工分1800斤乘2.0分合全年工分3600分。青饲料，精料，燃料由生产队提供，超膘增工分，欠膘减工分。这样父母可兼顾家务照顾小孩。后来我十三，四岁了，放学回家还可帮忙。有一年我妈就多养五头，共养猪十五头。这样我们家因人多劳少，也有工分钱收入。家庭经济，集体经济均双收。80年代分田到户，我们在村里开加工厂，到桂林城里开公司，经商，现在城中有房有车，村中有房。大车小车均有，还有20多亩耕地。农民苦吗？只要勤奋，就会致富，日子就好过。
#诸葛亮那么聪明，蜀国最先灭亡，原因在哪#
古代的国家不像现代国家，那时候是冷兵器时代，农业时代，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口，土地的数量是成正比的，息息相关
蜀国全盛时期是2，当时占有荆州一半，益州全境以及汉中郡，包含现在的湖北，湖南西部，贵州，四川，云南，陕西南部，但是后来荆州丢失，蜀国就相当于只有现在的陕西南部，四川全境，贵州一部分和云南北部，这些地方除了四川盆地和汉中一小块儿盆地，几乎都是高山，耕地少，人口也少，而且汉中人口早在汉中之战前就被曹操几乎全部迁走了，可想而知蜀国当时的国力当时是最弱的
加上刘备夷陵之败，损失了蜀国很多军队和人才（基本上是荆州派），这就造成了蜀国不但经济实力弱，军事力量损失严重，统治者内部派系不平衡的问题
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统计，东汉末年军阀割据，连年混战，人口锐减，曹魏当时有800多万人口，而蜀国只有100多万人口，曹魏占据着北方和中原，这些地方人口又多，可耕地又多，如果不打仗，一直搞发展，蜀国和魏国的经济实力的差距一定是越来越大
那诸葛亮是怎么稳住这个局面的呢？ 首先是和法正，刘巴等人颁布了《蜀律》，制定法律，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依法治国， 然后派了邓芝去吴国，面见孙权求和，顺利的和吴国又达成联盟
诸葛亮还在蜀国大力发展经济，降低税率，发展蜀锦，盐铁官卖，整修水利，相当于现在降低纳税税率，发展国有经济，帮助私企发展，鼓励出口，建设民生工程，发展农业
在诸葛亮治理下，蜀国三年的时间经济就恢复了元气，紧接着诸葛亮带领军队往南中（云南）征讨叛乱，就是三国演义中七擒孟获的故事，扩充了蜀国的版图和人口，而且从少数民族中简拔了一支善于打山地战的军队，称作无当飞军，提升了蜀国的军事实力，诸葛亮还教少数民族的人养蚕织锦，发展经济
南征之后休养了一年，诸葛亮就开始北伐，他意识到以蜀国的实力，短时间内消灭魏国是不可能的，于是着重于提升蜀国的实力，先占据甘肃，最不济要把甘肃的人口牵到汉中
所以诸葛亮治理蜀国，使蜀国能够延续到263年才灭亡
诸葛亮死后，其实刘禅的日子也不好过，刘禅当皇帝的时候只有十几岁，没有在军队历练过，也没有其他功绩，刘备死后，刘备创业时期的老部下对刘禅是忠心耿耿的，比如赵云，诸葛亮等，其他人比较难说，诸葛亮死后，刘禅的皇帝当的也没那么舒服，后期又亲近宦官，百官离心，所以蜀国内部主降派很多
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蒋琬，费祎等都是文官，不擅长军事，费祎还把魏延当汉中太守时布置的关隘都荒废了，姜维虽然懂军事还是从魏国投降来的，在蜀国内部不太受信任，蜀国的人才稀少，后期懂军事的更少了
这都是蜀国最早灭亡的原因
王安石与司马光有过一次争论。王安石认为，政府完全可以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司马光却说：“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
抛开情感与价值偏好的因素，我们如何看待王安石与司马光的这个分歧呢？是王安石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有道理，还是司马光的“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有道理？
写《苏东坡传》的林语堂说：“不必身为经济学家，尽可放心相信一国的财富方面的两个重要因素只是生产与分配，谅不致误。要增加国家的财富，必须增加生产，或是使分配更为得当。在王安石时代，增加生产绝无可能，因为那时还没有工业化的办法，所以一个财政天才之所能为，只有在分配方面。因为王安石关心的，是充裕国库，而增加国家财富的意思，也就是提高政府的税收。”
然而，在王安石那个时代，通过发展生产来增进社会财富真的“绝无可能”吗？一个明摆着的事实就是：宋朝去唐朝未远，宋朝的国土面积少于唐朝，但宋朝的耕地与亩产量均高于唐朝，社会财富与人均收入水平也高于唐朝。王安石变法期间，“中央政府修建了超过11000个灌溉和防洪工程”，“农田水利法”的施行，给宋王朝增添了一亿多亩农田，按最低亩产量（一石左右）计算，即每年可增收16500—23000万石粮食。这不是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
除了农业水利工程建设，神宗时代的宋政府还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于运河、码头、桥梁的修建，铜矿、铁矿、煤矿的开发，以及对工商业的扶持与刺激。我们看看这组数字，便可想见王安石变法期间的社会财富增长是何等规模：
1）熙宁—元丰年间，宋政府每年铸钱数额，高者达500万贯，铸造两年，相当于整个明王朝200多年的铸钱总额。
2）美国学者郝若贝认为，元丰年间铁的年产量达7.5—15万吨，葛金芳也认为北宋一年用铁约在15万吨上下，而到十八世纪初，整个欧洲（包括俄国的欧洲部分）的铁总产量才有14.5—18万吨。
3）从神宗朝开始，煤矿得到大规模的开采，宋人说“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即始于神宗时代。
4）宋政府设立的市易司，主营商业与金融业，下辖各州市易务，工作人员数以万计，可谓是十一世纪的“托拉斯”。
5）熙丰变法期间，宋政府的市舶收入达到北宋的最高峰，每年大约有二百万贯的市舶收入。作为对比，晚明政府每年从月港贸易（明政府只开放一个月港）中征收的引税、水饷、陆饷、加增饷等，合计不过二三万两银，只是宋朝市舶岁入的一个零头而已。
王安石提出：“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资之天地”正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法门。王安石这么说了，也这么做了。所以，我认同黄仁宇的论断：
“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刻下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