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两会上，部分军方背景的代表，提出一个颇具诱惑力的议案，主要设想：引雅鲁藏布江水注入黄河，从而解决北方缺水问题，即现在爆炒的“大西线调水工程”。
对于该宏大设想，本人初步了解于CCTV的“百家讲坛中”。一般情况下，当一个人脚下有足够海拔时，周遭三维景物就会被感官和意识微缩。比如，当年东山、泰山上的孔夫子。孔圣登高小鲁小天下，同样，当郭开郭老，这个“大西线调水工程总设计师”，从脚踩青藏高原这个地理制高点，移步CCTV这个媒体制高点，以“造物主”的手笔，来指点中国的第一二阶梯，并欲将之“凿通”时，那青藏高原这个离天堂最近的地层隆起，也就被微缩成他眼中的一块橡皮泥。此时此刻，我被郭教授的宏伟蓝图和“创世纪”情怀深深骇住了，以至于半天合拢不了的嘴唇，除了作惊愕的定格状，竟然翕动不出那两句时髦口土禅——太有才了！太JB震撼了！
本来，一个民族是要有梦想的。不甘于“造物主”的挟制，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抗争自然条件的恶劣，趋利避害以营造出一个较好的生存环境来，这是千载以来人类的不灭追求，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信念基石。尤其是我们这样一个国家，降雨量由南到北递减，南方过多的降水白白流入大海，还经常苦于水患肆虐；在北方，则由于降雨的缺乏，水资源严重不足，旱灾频频。翻开中华历史，那些动则带来百万乃至千万饿殍的饥荒，背后都有“大旱”这一魅影。因此，怎样化解这种“南涝北旱”困局，以改善目前的生存态势，就成了一个紧迫课题。在这种背景下，平衡南北水资源的“南水北调”计划以及其从属升级版的“大西线调水工程”，便应运而生了。
对于这种设想的出发点，以及从中表现出的不向自然屈服的能动精神，都是应当给予肯定的。但是，无论是大家早就熟知的“南水北调”计划还是现在的“大西线调水工程”设想，都是基于“南北方远程调水”这一理念。由于“南涝北旱”，引南方剩水（剩余的水）济北方之干旱，在理论上就变得非常有诱惑力。可理论和实际之间，毕竟是有落差的。受诸多条件的制约，很多理论上貌似可行的东西，并不能转化为可操作的现实。
就拿“大西线调水工程”来说吧，该设想中一个关键环节是筑坝截水，即在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筑一个三百米高的大坝。单凭这点，就决定所谓的“大西线调水工程”只能是一个空中楼阁。大家知道，雅鲁藏布江布江不比于长江，长江三峡地处渝鄂交界，周围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利于大规模施工。而雅鲁藏布江峡谷，地势极端险恶，地形崎岖，徒步都难以穿越。许多地方，甚至世世代代生活的藏民都没有涉足，处于和现代文明完全隔离的未开发状态。试问，你如何在这么个地方大规模施工？没有工程机械，靠人的双手能让雅鲁藏布高峡出平湖？即使施工机械和施工场所的难题都忽略不计，那以藏南的现实，周围大规模施工所需的生产和生活区等文明支撑又从何而来？退一万步讲，靠着中国人“战天斗地”的精神，这些难题最终都给摆平了，那该计划以及原来的“南水北调工程”还是不能实施。关于这点，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 应考虑未来的气候变迁因素，这里主要讲两点
1、 忽视了东亚季风气候的周期性变迁。
我国大陆深受东亚季风气候的影响，这种气候的典型特征是季节变化明显，降雨量由南到北递减。总体来说，南方多雨北方干旱。但是，由于季风气候的复杂性，除了“降雨量由南到北递减外”等空间规律外，它还表现出“同一地区间雨量年度不平衡”，以及南北降雨量60年一轮回的周期转化规律。北方目前的干旱，始于大约八十年代初期。笔者出生在70年代的北方农村，对这点深有体会。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降水是很多的。当时村周围经常沟满河平，由于非常喜欢戏水，本人就是在村边的池塘中从童年泡到少年。那个时代，大人还经常到地里排涝，由于积水的缘故，盐碱地比比皆是。大约上初中前后，降雨量开始明显减少，终于，随着村边池塘的干涸，我戏水的乐趣也随着童年一并成了追忆。由于城市都大多傍水源而建，许多北方城市原本都有泉水的。以泉见盛的济南不用说了，就是北京，50年代京郊许多稻田都受泉水的滋养。后来，随着干旱的来临，以及对地下水的过量开采，原本随处可见的的泉水，也渐失往昔汩汩喷涌的风采而归于沉寂。
可以这么说，由80年代初上溯三十年，尽管其间也有过60年左右的大旱，但北方整体来说是说是多雨湿润的。这个相对多雨期，就是所谓的30年“北涝南旱”期。而从八十年代初至今，随着降雨量由北到南的周期性转移，除个别年份外，北方一直被干旱的阴影笼罩着。这个期限，将持续到左右，直至另一轮“北涝南旱”的来临。
因此，无论是“南水北调”计划，还是“大西线调水工程”，在酝酿时，都应考虑东亚季风气候条件下降雨量南北之间周期性转移规律。否则，当糜耗了巨大财力的“远程调水工程”投入应用时，可能会面临这样一种尴尬局面：原本计划中的输出地已无多余地表水可调，而计划中的引入地则在全力抗洪。
2、 应考虑到全球变暖对中国气候的影响
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话题——全球变暖，并着手加以应对。尽管对于未来地球冷暖走向，目前还存在争议，但是，主流观点是支持变暖。而近年来出现的一些现象，如极地冰山的加速溶解、海岸线和沙滩遭侵蚀、高山冰川雪线上移等，都印证了变暖的观点。据科学家估计，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将上升1.1—6.4度。也就是说，随着持续的升温，地球将迎来一个酷热时代。这必将深深地改变我们已经习惯了的气候模式，并给人类环境造成极大冲击。
具体到中国，对于全球变暖可能带来的影响，许多人推测：中低纬（南方地区）和高纬（长城以北）降雨量增加，而中高纬度（广大华北地区），则变得更加干旱。对于这一预测的真伪，最终需要时间来下结论。但从历史上的地球冷暖交替造成的影响来推断，这个推测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大家知道，地球这东西很怪异，时冷时热象是发药子。整个地球演化史，就是一部冰期和温暖期交替的历史。凡温暖期，都是生机勃勃、物种繁盛。而冰河期，轻者，物种萎缩；重者，则物种大规模灭绝，直至另一温暖期新物种粉墨登场，最终勃发成地球新的主人。尤其是深受季风气候影响的中国北方，在地球的温暖期内，从来都是非常湿润的。剑齿虎和“北京人”同台演出的时代，对我们来说毕竟太久远了，不提也罢。单就中国步入文明门槛以来的气候变化史，也足以印证这一结论。
我国著名气候学家朱可桢，根据考古资料及历史文献中丰富的气象学和物候学的记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后，给我们描绘出了中国历史上四个温暖期的气候概况：
① 约公元前3000—公元前1100 年的温暖时期
这个时期被称为“考古时期”，之所以这样命名，主要因为这时期的气候状况主要依据考古来推断。比如，陕西半坡的仰韶文化（5600-6080年）遗址中，发现有獐、竹鼠和貉等亚热带动物的骨骼遗骸。稍后的殷墟（约前1400—1100 年）遗址中，除獐、竹鼠外还发现有象、
貘、水牛等的遗骨。而历史文献《吕氏春秋?古乐》中有：“商人服象”，说明商人能够驯养野象。又《孟子?腾文公下》有“周公相成王，诛纣伐奄”，“驱虎、豺、犀、象而远之”。河南省古称豫州，“豫”字据胡厚宣解释，就是一个人牵着一头象的标志。以上这些都是商代及周初黄河下游有野象活动的证明。
大家知道，貘和象都是东南亚热带森林地区的动物。现代的象目前在我国只能自然生活在云南省南部西双版纳的密林中。而现代的亚洲貘，更仅存于马来半岛及苏门答腊的沼泽森林。这些喜暖的古动物遗骸，指示了当时黄河流域气候的温暖和湿润。考古学家尹达还在山东历城县一处稍晚于仰韶文化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炭化的竹节。现代竹类大面积的生长大体上已不超过长江流域。竺可桢氏据此假设五千年来竹类分布的北限大约向南后退了1—3°纬度，从而证实当时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2℃左右，冬季1 月的平均温度比现在高3—5℃。这些都证明了：当时华北较现在温暖的多也湿润的多。
②从公元前770 年到公元初的春秋、战国、秦、西汉时期，是我国的第二个温暖期
这个时期，气温持续变暖，北方降雨量充沛，遍布沼泽。据历史文献记载，河南和陕西渭河平原，都大面积的种植竹子。武帝元丰元年（前1），黄河大决堤引发严重水患。
③从公元600 年到1000 年的隋、唐到北宋初期，为我国气候又进入第三个温暖期这个时期唐高宗时，永徽元年（650 年）、总章二年（669 年）及仪凤三年 （678 年）的记载，国都长安冬季无冰无雪，其气候的温暖可见一斑。唐玄宗（712—756 年）及唐武宗（841—846 年）时期，都有记录说皇宫及南郊的曲江池种有梅花和柑桔。玄宗的妃子江采苹因其所居种满梅花，而有梅妃之称。唐武宗曾将宫中桔树所结桔子赏赐大臣每人三个。柑桔和梅树只能抵抗-8℃及-14℃的最低温度，而现在的西安，每年的绝对最低温度都在-8℃以下，有时降到-14℃以下，梅树已生长不好，更不用说柑桔了。
这个时代，伴随着气温的升高，北方整体来说是多雨的。唐朝时，关中一带，气候非常湿润。地表径流丰富，有“八水绕长安”之说。
④从公元1200 年到1300 年的南宋中期到元代中期，为我国气候的第四个温暖期。
这个时期，回暖程度不如前三个时期，时间也仅持续了百年，因此，不再多做介绍。
通过以上对中国历史上几个主要温暖期内气候的回顾，不难得出，“伴随着地球的发烧，中国北方的会变得相对湿润”这一结论。有意思的是，在温暖期内，也是中华文明从诞生到成长壮大的黄金时期。反之，在寒冷期由于气候异常，经常出现大的“天灾人祸”。比如：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军阀混战，东晋的“八王之乱”、随后的“五胡乱华”和“五胡十六国”的大乱像，还有唐末以后的契丹党项之乱、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并造成第三次北民浪潮的“靖康之难”以及明末的大饥荒、大战乱和辫子兵入侵等等。因此，依照以往惯例，如果今后地球继续持续变暖，我国北方将迎来一个温暖多雨期。这点，是评估南北远程调水计划时，绝对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 应绕开“远程调水”这一传统思维模式
无论是后中国降雨量会由南到北转移，还是随着地球变暖，北方会“湿”起来的趋向，这些都改变不了南北雨量的地域差别。即便是将来步入“北涝南旱”期，北方较以往“湿润”了，那南方的平均降水量还是要高出北方许多，只不过落差幅度少了些罢了。并且由于季风气候条件下，年度降水的不平衡，在相对多雨期内，北方还是会遭遇到干旱的困扰，甚至像60年左右那样严重的旱情，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现实。尤其是在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生产用水量大幅提升，水资源日紧张的今天，北方的水荒已成为影响人们生活质量并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大难题。
应对这个难题时，我们不妨跳出“调水”这一耗资巨大、利弊难以笃定的“拆补”思维模式，转而采用一种“和谐”的解决方法。比如，加大宣传力度，普及人们的节约用水意识；推广节水产业，通过利益杠杆和技术提升来减少社会对水资源的浪费等。
在农业生产上，可以借鉴以色列的做法。以色列年均降水量低于200毫米，内盖夫沙漠占了国土的多半。和以色列的条件比起来，中国北方怎么也算“天堂”了吧？条件恶劣如以色列者，都能把整个国家美容成一个“大花园”，让内盖夫沙漠这个不毛之地成为“欧洲菜篮子”，那中国的北方又有什么理由做得比以色列更次呢？如果以北方的自然降水，干旱时，依托水库蓄水、地表径流以及密布的农业灌溉机井，再加上不遗余力的推广“微灌”技术，那制约农业发展的缺水问题还那么难以解决吗？同时，加大对农业科技研发的投入力度，利用生物遗传科技培育耐旱作物和高产作物，提升农业产品品质培育高附加值产品，这样一来，对中国农业实现层次的跃升，农民摆脱勤劳却不能致富的低效益劳作，会不会有裨益呢？难道这些做起来，比“远程跨流域调水”难度更大吗？
另外，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北方缺水的原因不能全归罪于自然条件，很大程度上是人祸所致。这点，地表水的颜色和味道最能说明问题。在北方，第一大径流黄河提不上来了，那是“一出昆仑便不清”的。其他的，除了在太行、燕山、吕凉等人迹罕至的大山深处，偶尔还能见到几缕或一泓还算清澈的水，那些人口稠密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你见过洁净的地表水吗？每条河道夺目而来的都是刺眼的黑红，扑鼻而入的都是窒息的恶臭！以至于每过一条河，都是一次对肺活量的严重考验。那些造纸、炼钢、采煤甚至电镀所造就的一条条浊流，从高空看，就像爬在绿色屏风上的一串串苍蝇。有些，上面还漂浮着一尺厚的黄白泡沫，触目惊心的污染啊！长期生活在河两岸居民，癌症发病率大幅提高，有些还患上了莫名的疑难杂症。由于地下水也被渗透污染，再加上许多地方用污水灌溉，那些重金属及其他有毒物质，也通过食物链循环到人体，正无时无刻的不在吞噬着人们的健康。
面对如此可怕的污染，地方政府为了“鸡的屁”装点门面，以及那点可怜的税收，放任不管。而环保部门，则把“防污”经营成一个创收产业。除了上级检查时应付一下，平时主要的职能就是收钱，俨然成了“税务局”第二。以至于“水”，这种最有灵性的生命源泉，竟能被中国人糟蹋得如此不堪。人说“智者乐水”，可见到这种比“老抽”更黑，比“腐鼠”更臭的“水”，还有那个能乐起来？
环境污染，尤其是水污染，正严重的侵害着国人的健康，抵消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这也是造成北方水荒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解决北方缺水问题，首先必须从治理污染下手。否则，放着身边现成的水源不懂珍惜，还怎么好意思舔着脸从别处调水供你一并糟蹋？和计划中的“远程调水”相比，切实地在恢复生态上做好功夫，还人民一个青山绿水，哪个更现实、更紧迫又更有意义？
总地说来，在解决北方缺水问题上，“南北远程调水”是基于一种惯性思维模式，走的是重复建设的老路。它难度高、耗资大、后果还难以预测。而培养节水意识、科技节水兴农、保护改善现有水源等举措，则是一种创新性思维，走的是可持续发展的“和谐”路子，能带来层次上的跃升。这两者相较，高下不是很明显了吗？
三、 学会尊重敬畏大自然，全面评估有可能引发的环境灾难
曾几何时，我们在“人定胜天”的豪情下，蔑视大自然的权威，“与天斗、与地斗”，“敢叫日月换新天”。我们垦殖草场、开荒种粮，结果粮食没打多少，却引发草原生态系统的崩溃，沙漠化进度加快，前锋直抵京郊，每年都要吞噬大片的良田。由此引发的沙尘暴不但肆虐北中国、殃及日韩，甚至漂洋过海落户到北美。最后不得不退耕还草，向自然规律低头；我们垦殖黄土高原，结果造成严重水土流失，黄河越来越“悬”不说，还越来越像孔雀河了；我们围湖造田，结果彭蠡萎缩、洞庭消瘦，吞吐调控长江流量的能力大大削弱。最后，也不得不退耕还湖…….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很多。这些都说明，我们不能再延续“战天斗地”的思维模式，而要学会尊重敬畏大自然。否则，在大自然无情的报复面前，等待我们的只能是一个又一个苦果的被迫吞咽。
因此，对于一些大工程，尤其是那些“伤筋动骨”，涉及到地形地貌改变的超大工程，如果缺乏审慎的科学评估，盲目上马，很容易造成意想不到的环境灾难。
具体到远程调水计划可能带来的环境后果，涉及以前“南水北调”计划方面的，网上已有诸多详细分析，不再赘述。这里，我想着重谈一下“大西线调水工程”可能引发的环境灾难。在郭开教授倡导的“大西线调水工程”计划中，一个首要环节就是在雅鲁藏布大峡谷筑坝，利用300米的大坝挡住滚滚江水，再将之引到诺马滩水库。这里有个致命缺陷，就是雅鲁藏布江峡谷不但是江水外泄的通道，同时，它还是印度洋暖湿气流涌入青藏高原腹地的重要通道。大家知道，喜马拉雅山脉横亘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交界处，是一面挡住印度洋暖湿气流北上的天然高墙。它的几个豁口，能允许气流南北交换，从而给念青唐古拉山以南带来丰沛降水。而雅鲁藏布江劈开东喜马拉雅，滚滚向南。它的峡谷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南北水汽通道。现在，你要在这个通道的咽喉处砌一堵300米的高墙，那南来的水汽不就都给挡在墙外了吗？
一个地方的气候，受纬度、地形地貌、大气环流等诸多因素影响，是亿万年间形成的。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必将改变当地原本磨合好的气候模式。如果计划中的“高墙”起来了，它不但是简单地貌上的改变，还将极大的影响大气环流状况，后果必将是灾难性的。可以预料，由于原来的大气环流被破坏，富含水汽的底层气流北上受阻，那西藏南部必定降雨量锐减。结果，“神山”卸去银装、“圣湖”逐渐干涸，那洒落在高原上翡翠般璀璨的“海子”，最终会蜕变成一个个盐碱泽。于是，念青唐古拉山脉以南的生态环境就彻彻底底的“OVER”了。由于雅鲁藏布江的上游河水都来自这一地区，届时，失去水源补给的大河也意味着失去了生命。也就是说，大坝建成后，挡住的不是想象中可供调遣的江水，很可能只是一堆风吹乱跑的鹅卵石。另外，察隅、墨脱，这两大“美女”，也会被剥去“青丝”，而变得形容丑陋。
雅鲁藏布大峡谷，是上苍赐予中国人最珍贵的礼物。她的珍贵，不在于理论上有多大的水能蕴藏，更不在与她负担不起的“远水解渴”重任，而在于她的奇美、神秘，在于她令人不忍心玷辱的圣洁，她是我们最后一方远离工业文明污染的“净土”。关于在雅鲁藏布大峡谷头上动土的计划，让我想起一则类似的美国故事。当年，美国也是有“郭开”的，出于美好的愿望，他们要在科罗拉多大峡谷筑坝蓄水。而1903年，当老罗斯福总统造访大峡谷时，他在光明天使小径上是这么说的“任何人为干预，只会破坏大峡谷，既然她是上帝的杰作，那就等着上帝来改变它吧”。不知道那些被“大西线调水工程”烧坏了脑筋的人们，见到这句话后，会有何种感受。美国人懂得爱惜他们的“大峡谷”，像爱护自己的眼球般加以呵护。而我们对于自己的“美、奇、险、深、幽”各方面都远超科罗拉多的雅鲁藏布大峡谷，难道不应该倍加珍惜吗？可以这么说，任何可能导致大峡谷遭破坏的计划，无论它的出发点多么美好，那都是对全中国人民犯罪！学会尊重大自然吧，请给我们的子孙保留下最后一块儿净土！
以上关于“南水北调”以及“大西线调水工程”分析，是笔者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得不吐的骨鲠之话。由于本人不是相关专业人士，并且受限于个人知识层面，有些观点可能和科学有大的偏差，因此，希望懂行的专业人士给予斧正。同时，也请广大网友踊跃就这个问题踊跃发表看法。毕竟，这么大的工程，它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作为一介平民，鉴于国情的特殊，我们不奢望拥有炒掉“CEO”的权利。但是，我们有要求他们决策时，倾听我们的呼声的权利。即温总理在答记者问中说的那样“保证人民拥有监督制约政府的权利”。惟其，才能最大限度的保证我们的权益不受侵犯，保证重大决策的科学审慎，从而避免这个国家被继续糟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