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语灯前老少儒
──追着张学良的历史奥运◎郭冠英
唐教授：
奥运虽未成功，能与您共跑一跑，对我这小选手也算受益匪浅。「笑语灯前老少儒」。我若有时间，写下争取办奥运的经过，也为中国历史留下份纪录。
──郭冠英【1】
唐德刚曾说：「写一个人的传，你要比他自己还要了解他。」
唐德刚说的是李宗仁，遇到张学良，他当然视此为不世机遇。他要写本"The Book"而不是"a book"。
可惜，没写出来，但在写的过程中，他比「他自己还了解了他」，了解了一个"a person"。
唐德刚后很感慨的说，张的历史，多已公布于世，但你我讲，就算对，仍只属小道消息；只有他本人讲，才属第一手。可惜张胡涂，对学术市场也不懂，他本可留下本好史，名垂千古的，但由于他性格不成熟，做事冲动，把一件晚年的好事给弄坏了。
唐又说：「我以前没见张，从历史资料来评张，见了张，对他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了解了一个人性格对其行事决策的关系，以前的资料是死的，见了本人才活了起来。张是个爱国者的定论不会改变，但我对他原有的正面推崇确实要大打折扣。」
张学良是一个太子豪杰，李宗仁是一个平民英雄，两个人都称副，一是副总统，一是副司令，但张学良不论是少、是副，他干的却是大事，虽然真正的硬仗，李宗仁打得多，真正的政务，李宗仁认真得多，但是李宗仁即使是干到正，他仍是蒋介石的副角，他仍未能改变蒋所划的局面；而张学良在西安未留片纸只字，甚至对放蒋条件仍讳之莫深，但人人皆知他改变了蒋的剿共大计，他扭转了乾坤。他不但改变了中国的历史，甚至改变了世界的历史（唐语）。
李宗仁？没能改变历史，他只是保持了他做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而已，而这一点，他是比蒋介石高明的。看看蒋身后的假荣实辱，几无葬身之地，其下场实不如李。
李宗仁死后有知，当最感快慰的即是其徒后见张学良，张说：「蒋介石就是李宗仁说的那个样子，一点不错。」
张学良还握了拳说：「马歇尔说得对：『蒋先生就是抓权不放。』你说不干了，你还是在那儿干什么？李宗仁怎么做事？」
但在九○年代，唐德刚却没有这样的机会，中国人也少了一本可以成为最有价值的回忆录。唐德刚是有此自信，若张学良愿合作，他可以写出一本比李传更好的传世之作的。可惜张学良本身是个没常性的人，公子哥儿的脾气不改。要他随兴吹牛可以，要他安心坐下来一天，好好交代回忆其历史较难。他的理由是他想了会激动，会难过，但他又常会激动的讲，没问他也自个儿讲，张根本是个很矛盾的人。如果张被关的五十年中，有个唐德刚与他关在一起，只叫他交代北洋历史，先不提西安事变最关键的那几点，那应该写得出本好书，或张到夏威夷去了，与唐德刚做口述，唐在夏威夷住个年把一年的，也可以，但在九○年代的台湾，张新放不久，仍有疑惧，加上赵四始终消极，生怕张又从上帝那儿回到人间，张又静不下心，一有风吹草动，一件美事就告吹了。
这件事，是历史决定了人，又是人决定了历史，与许多历史事件都一样。
后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布了张学良后来的口述史料，其中谬误甚多，做为一个始作俑者，我并没有幸灾乐祸，只有对历史的痛心。以前常常有人问我，哥大的资料有无新东西？为了历史，我希望它有新东西；为了我的委屈，我又希望它没有新东西。现在证明，有关张学良最主要的东西，他在一九九○年已对唐德刚和我讲了。正如台湾《中国时报》驻美历史记者林博文所说的，那是对西安事变「最详尽、最切实、最坦诚」的口述。
那真是得来不易，稍纵即逝。果真，机会后来再也没有回来。这不怪后来的效颦者，要怪张学良胡涂，做事不认真。他这种性格，大大的影响了中国近代史。
识张经过
最先，天纵英才，张学良有幸认识了我。我早在七○年代就在好友王一方家见过张学良。王父是台湾立法委员王新衡，与蒋经国、张学良关系很深，他们与张群、张大千组成了「三张一王」的「转转会」，轮流各家吃喝。早年我还把张看成叛臣贼子，对他不甚重视，后读史才知张的重要。蒋经国逝后，我叫王一方安排我见张。张见我对他有敬意，对东北事有了解，对我甚喜。一九八九年，我就安排国外历史学者王冀和吴天威见他，也把相关历史图书数据交张，其中有美国加大的傅虹霖写的《张学良的政治生涯》，我特别指出唐德刚作的「三位一体」序，序对张多肯定，格局甚高，未几，张学良即向王一方讲，若唐德刚来，他愿一见，后我知唐到，乃请王一方转知张，约了第二天，我接示后即电《传记文学》的刘绍唐社长，问唐在何处，因唐与刘情笃。刘妻说他们到高雄佛光山去了，我电佛光山，刘绍唐接的电话，开口即曰：「是不是汉公有消息了？」因我已向刘绍唐提过张有意见唐之事，我说马上坐飞机回，明日即见。刘、唐乃即飞回来，第一次在王一方家，只有张、唐、我、王四人。
所以，见唐是张主动的，当然，唐视此为不世机缘，非常高兴。以后就谈了四五次，唐也住在中央新村其岳父吴开先（国民党上海社会局长）的房子，准备好好做访谈计划，但张此时刚放松不久，尚不知外界情形，一道无形的圈子似仍画在那里，他也没找我们谈究竟在政治、安全上要如何应付，计划要如何展开，因为外在环境的变化尚不知数，但在谈时张都是很兴致高昂的，反是王一方，有时急着出去，催着我们早点结束，他说：「来日方长，青山在。」如今想来，实在可惜，但如果没后来那些变化，此事或慢或快，是应能圆满完成的。
第一次谈完了，唐德刚就写了一自传体的首章。但张说他不要写传，只是你问我答（这也是矛盾）。我们就在王一方家中或大饭店吃饭谈话。赵四都不在，否则她一定打扰。
痛斥上帝
张学良常说：「上帝那儿有本帐。」他不愿讲出来伤人。但他其实很想讲，常欲罢不能。经他同意，我录了音。这部分我在二○○一年张逝世后才公布了。
张、唐两人皆重听，口音也不同，沟通上有些问题。我像个传译，也知要问什么关键问题，什么时候问，因此三人进行得很顺利，王一方也在陪听着。
每次谈完了，张还潇洒的抛下一句：「你们要怎么写，我不管。」当然，我们也没那么笨，此事仍极保密，但安全局应知张在见唐之事，因为陪张的李震元组长应不会不知。李后来与我很好，也让我给做了口述。
其中最重要的两次，一次是一九八九年中，张说西安事变是蒋说要用机关枪打学生而逼出来的。那是他在其部下王树常之子，历史教授王冀面前讲的。他主动，我们没问。后来在当年的复活节，他在王一方家喝了酒，在书房中大讲。说蒋介石「失败」、「无雄才」、「喜用特务」、「量窄」、「抓权不放，一句话，能做皇帝他就做皇帝了」，批评得很凶。我还去关了书房门，怕特勤组的陪同人员听见。
最重要的是，张终于开口说，是蒋亲自答应了不剿共，他才放蒋的，我追问：「是他太太转告的，还是他亲口说的？」张说：「当然，他亲自。」「他既然这样答应了，『你去吧。』那蒋先生也是，当时我不说，现在我可以说，蒋先生后来也真是做了，他没说假话，『我不剿共了。』」
有次在凯悦饭店吃自助餐，故录得有点吵，当时是蒋纬国说他老哥没说蒋家不接班的时候。张就说纬国不但「身世不明」，还「身世不清」啊！意指有传言纬国之母重松金子在日本同侍戴传贤和蒋介石哥俩，故是谁的种也弄不清了。张说话时还用汤匙在搅咖啡，我看了忍俊不住。
到了一九九○年张群为张学良做九十寿，张学良还指名要我和唐德刚参加，叫王一方把请帖给我们。王一方在一九九三年五月不幸意外死后，我在他西装口袋还找到这份张的条子：「给唐德刚、郭冠英、刘绍唐各一份。」
做寿完当晚，张即请唐、吴天威、王冀等与贺之教授，在富都聚餐，我们都很高兴，想：一件记史的大事终于可以完成了。
我还把那几天的报纸有关张的消息、评论、文章全剪贴了送给张，讨其欢喜，结果坏事了，后连那一份精心的剪贴簿也不知所终了。
原来是张看了简报上《中国时报》的报导，说唐德刚在台停留半年，已在为张写传，他一看大不悦，加上据说国民党的老臣秦孝仪、张祖诒都问他：「汉公，你要写自传了啊？」张学良乃电王一方，说了他一顿，并要唐德刚写声明，没有写传这回事。
我接一方电话也很懊恼、惶恐。我想张是太紧张了，他政治上已自由，蒋家也不在了，他要写什么谁还管得着？秦、张之语只是招呼而已，并非反对，张却过虑了。后来我把此点向陪张之李震元组长说，他也持相同看法。何况我觉得写声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没用且不智，但张究竟信我不深，此事之实情与应对他也没与我讨论，我们只得写了声明，稿还是我拟的。载于《中国时报》一九九○年六月十二日：
编辑先生公鉴：
顷阅友人前赠贵报六月一日「张学良口述回忆录?历史学家唐德刚洽商撰写」一则报导，不胜惶汗。亲友读报而函电询问者亦日有数起。谨不揣冒昧，略上数语，乞为披露，以明原委。德刚于本年春初由于奔岳丈吴开先先生之丧，来台暂住。开公与已故王新衡先生为挚友。而王公又系张学良将军在大陆时代之旧属、隐居台湾期间之好友，媒体所谓三张一王是也。以此关系德刚有幸得于王府几次饮宴中，拜识张学良将军伉俪。张将军为人豁达，喜谈北洋时代人物，及「老帅」张作霖等之轶事，而德刚嗜史成癖，所以相谈甚欢。唯所谈只限于「北洋时代」（一九一二～一九二八）。「九一八」以后的历史张将军不愿谈论，而德刚只因交浅不敢问深，亦从未触及。加以张将军夫妇笃信基督，认为人生一切，均系上帝安排。国家兴亡固然匹夫有责，而个人荣辱穷通，则藐不足道。说故事则有之，写传记则无心及之也。夫人意志且更为执着。德刚沉迷史籍，虽觉张公伉俪之联合决定甚为可惜，然长者的意志，也非后辈所敢拂逆。谨以实况相报。尚乞垂焉。
唐德刚谨上七九?六?一台北
从此张就对我由信转疑，再不复往日之亲，口述也停了。
事情是怎么漏出去的呢？杀君马者道旁儿，我以为是被刘绍唐说出去了，刘与《中国时报》副总编辑苏墱基极好，我以为是苏叫记者发的消息。后来苏看到我这样写，对我解释不是他泄出去的，是记者从「中研院近史所」问来的。我想苏言是真。
此事，我想最痛苦的是刘绍唐，他最想要张学良写传，《传记文学》几有五分之一的篇幅都与他这个东北老乡有关，他也最希望见到唐德刚来写这篇传，将来在《传记文学》连载出书，结果竟被记者抢新闻抢坏了。
再后来，我又安排了ＮＨＫ访问张，此事弄得也不愉快，又要我来善后。
一九九一年张去美国，丢下赵四在旧金山，一人跑去纽约，在他的「最爱」蒋士云（贝祖贻妻）家中住了三个月。当年生日也是由贝夫人主持。我认为张如此做不好，还写了一首打油诗批他：
溪口一别半世纪，好梦未圆愁夜长
秋后蜢子心犹热，纽约新巢共黄昏。
平生遗憾唯蒋四，旧爱新欢本一人
老伴有主休回顾，更抱佳人赌几回。【2】
刘绍唐后常说是赵四看到我在纽约拍了唐、张与贝夫人在哈德逊河畔的照片，讨厌死我们两人，做传之事当然泡汤。以前我还常与刘嘻辩，我说张与贝夫人老相好，赵四又不是不知，怎会以此怪我等？现在才知刘非戏言，是张老五学森对刘绍唐和唐说的。赵四对张去会贝夫人确实痛心，甚至怪罪到家中亲戚去迎合张先生者，我与唐当难免池鱼之殃。
再起炉灶
贝夫人常带张去纽约上城一家叫「安蒂园」的中餐馆吃饭。张之丙，哥大的中文讲师，在那儿自我介绍，说哥大学生想听张言。张学良见胡适、顾维钧皆出自哥大，对哥大重视，乃去。后张之丙要为他做口述，他认为是哥大要做口述，不知道哥大口述的祖师爷，当代「最活泼深知的历史学家」（李敖语）唐德刚已在为他做，竟答应张女士了。
此消息一出，台北史界哗然。刘绍唐后来一直想挽回此事，他安排了中研院的聚餐，认为至少也应由中研院来写，又致电张，劝张仍应采前议，交唐来写，他于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八日写了一封信给张：
关于吾公回忆录与口述历史事，本有数语奉陈，因恐交浅言深，又易开罪他人，故欲言又止。但反复思之，吾公为国家之人，吾公历史为国家历史一部分，晚如不就所知掬诚以告，心实难安。
关于吾公口述历史事，真所谓好事多磨，据唐德刚教授言，吾公初抵纽约，彼即洽妥时间，与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及过去主持口述历史之负责人（均为彼旧日同事），共同邀吾公餐叙，不料打电话至贝宅，贝夫人未询何事，即言吾公应酬太多，已至乡间暂住，竟未能直接与吾公通话。德刚兄又因一耳重听，电话中沟通颇感不便，乃不得不决定另觅机会。……
又此事如已经不能挽回，吾人则只有相信一切系属上帝安排，如尚可挽回，晚仍重复前函所言：「吾公为创造历史之人，而且是民国史上关键人物」，应与国家历史机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合作，并请唐德刚兄暑假来台进行（唐已有数次访问吾公纪录），德刚兄（纽约市大退休后哥大现聘为客座教授）年逾七十，谦谦君子，彼之史学修养，文笔才华，为吾公作口述历史，实不作第二人想。
以后刘还与张捷迁、王铁汉研商，希劝张改变主意。有次王冀来，张问王冀：「我已答应了哥大，但又有人劝我给中研院写，一马不配双鞍，我为难，你看怎么办？」王冀说中研院可考虑。后他们张家还是自己去查证，看到张之丙女士拿到哥大口述中心的授权，认为是正牌的，乃决定由张女士写。
张学良大概认为只有外国人会保持公正，他仍受威权恐怖之影响，其实就算交给国民党做，在一九九○年后的台湾也不会再改史灭史了，何况是中研院，乃就宁予外贼了。
我后来不好讲话了，再讲张家会误会我和唐德刚是抢不成就来破坏了。事实上张家误会了。刘绍唐从未说张之丙是假冒，他及许多历史学者，只是认为由唐或中研院来做，在学术及写作水平上较好。口述史并不是录音整理，那只要个听得懂东北话的大学生就够了。口述史要查史料，要补史料，要查证，当事人的回忆并不一定人事地正确，要把电报函件等史料全找了出来，考证了各回忆口述的疑点，如「西安事变」共党代表刘鼎之口述，虽为一手，但它与当时的电报多所出入，要两者相辅才能较正确。问张学良事变前见了周恩来几次，他可能记得两次，但说什么内容，为什么见，他可能记得不明确，要找出当时的文字记录，会更可靠，再给口述者看，会激起其回忆，会做更好的补正。张学良有时逃避，会说：「尽信史不如无史。」但此说是指以前片面道听之言而言，以前文字流传不多，说的人也不多，说得也不严谨，考证精神也不够，才会以讹传讹。如果照今天严格的史学分析，还有通联纪录，一部信史还是可以大体得致的。
张之丙能争取到此计划，也算难得，她的姊姊张之宇，中文底子深厚，后来做张家的管家，也记述了一些史料。尤其她劝张不要将其记录一烧了事，在保史上功不可没。但「毅荻书斋」的成立和口述之进行，后来又有很多波折及争议。张性格上的虎头蛇尾，有始无终，实在是误己误事。后来我听说张之丙姊妹与张家闹得很不愉快，我不知曲直，无从评断，只从我的经验来看，我对张氏姊妹还有点同情，只是我对张之宇所写的一大堆谈张的文章，虽喜其中透露了一些新的史料，知其必与张夫妇甚亲近，但对她的文章，语意暧昧艰涩难懂，甚至有很强的反共主观夹杂在内，我认为不太恰当。但这一切只是张的选择，我也无言，只有有次遇到张家之人，谈起张氏姊妹仍难掩忿忿之情。我想，我若说「成功不必在我」，未免矫情；说「幸灾乐祸」，似乎残忍。我最后还是选了残忍。
唐德刚又说，真正把他访张之事阻断的是宋楚瑜，说是王一方问过他：「你与宋有何过节，为何他向张说反对你来访问？宋说国民党内史家济济，为何要找唐？」我听了此节甚感奇怪，因为王一方生前从未与我提此节，我一直认为此事是张自己紧张，他一动摇就易受到太太及旁人的影响，此事主要是张的决定。如果他决定由唐写，他应也不会受到宋之影响，国民党又能为此拿他怎样呢？后我安排唐、宋一见，饭吃得很好，但未谈此事，后我请人问了宋，他说他没讲，他根本不记得有此事。我想，宋应不会隐瞒什么，此事还是因张怪我没守密，对我不信任，他一疑，就退缩了。进谗的人就有了机会，以后误会愈来愈深，愈解释他愈怀疑我有鬼，甚至怀疑唐德刚也想「做他买卖」，他把唐想成西安事变时的阎锡山了，有了成见，什么事也说不通了。
一九九二年我责张，张信谗，我们的关系不好。后靠周玉蔻的政治人脉，我又得访张，做出了《世纪行过》的纪录片。片中张也讲了些心里话。他说蒋用杂牌军剿共是「一斧两砍」、「共产党有人心」、「长征伟大」、「陈仪好人」等。
这期间张谈得最好的是一九九三年四月世贸大楼那次的餐聚。参加者有孙运璇、吴大猷、袁家骝（袁世凯孙）、梁肃戎、刘绍唐等人。张说蒋对中国的统一，有功，但他又指着王一方说：「王新衡就说『蒋介石是把人才当奴才用，蒋经国是把奴才当人才用』。」王一方还推了我一把，苦笑说：「他说就他说嘛，引我爸爸做啥！」
瞎子摸象
蒋对张有气，张对蒋有怨，中间还夹了个宋氏兄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关系极为复杂，不同时间不同对象又有不同的说法，使这件中国近代史最隐讳、最重大、又最戏剧性的关系一直说不清，大家各取所需。我以一个亲炙身教，又深受教训，也把所有史料大致看过一遍的人，愿从较客观的立场，来对此关系中的几个问题做点合理的推断。
一、骨肉仇雠。
张、蒋在政治上相互扶持，「依若股肱，情同骨肉」。双方家庭也来往密切。张失东北、热河，国人多所不谅，蒋也曲意维护。但蒋顽固，执意剿共，张却改变了当初必先安内之想法，认为应以攘外抗日先。也只有儿子敢向老子争，老子能对儿子骂。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那个晚上，两人大吵。张学良说：「我跟蒋先生痛陈，我说你这样下去，不等于投降？蒋先生说，汉卿你真无耻。我从来当军人，没有降这个字。我说你这样做，比投降还厉害，你叫日本人一点点蚕食，就把我们中国一点一点吞了，你不等于比投降还不如？」
蒋介石也事后不安，反省自己是否「说话太过」。张也阴，他气得要拿手枪打蒋，但事后要使蒋松懈，他竟去华清池洗了个澡，使蒋以为张的愤怒只是一时情绪。那知张回去后就布置把他抓了起来，故蒋也气自己「信人太过」。
事变后，蒋在盛怒下是但求一死，但看张仍是要拥他做领袖。太太也来劝：「宁抗日勿死敌手。」他认为张仍是爱护他的，乃答应停止剿共得释。张要亲送，他还坚拒。到了洛阳，下机后第一句话就是：「张副司令哪，要好好照顾他。」张对此话感动了一辈子。
张执意亲送是认为：「我说那首领就是个泥菩萨，我把这泥菩萨已经扳倒了，我自然把这泥菩萨扶起来。」
二、亲送考虑。
但蒋回到南京，新仇旧恨齐上心头，看张闯了那么大的祸，对他又很气，加上南京政府其它大员也对张很感冒，蒋就是要护张也有困难。回京后第二天──二十七日蒋的日记载：「晓见汉卿，彼欲强余以实行改组政府而毫无悔祸之心，余乃以善言慰之并实告以军法会审后，特赦并予以戴罪图功之意，彼乃昂昂然而去。」
现哥大「毅荻书斋」门口展示的蒋的条子：「汉卿，请来小叙。中正。」是蒋在溪口养伤葬兄后，与张在溪口再次见的面，但张态度可能不好，像个满腹委屈的儿子，蒋事后写着：「汉卿胆小怕死，狡狯胡涂，诚不可以道理喻也。」徐永昌看了张也认为他毫无悔改，不可轻放。据闻张在晚年看了这份资料，说：「他也这么说？」
张是以为蒋会放他回西北的，因为宋氏兄妹在西安谈得很好。唐德刚说：「所以汉公讲，蒋公是有大略没雄才？」张说：「这是我批评他，张啸林说句话，他说蒋先生不会做，蒋先生会做，到南京就把你放了，这是历史上一件动人的事。」
一九四一年圣诞节，宋子文在驻美代表任上，致信蒋要求放张，说：「可否宽其约束，嘘枯催生，微兄奚属？」蒋回电说：「汉卿思想与心理至今仍未改变！恐此时一经出外，必受反动分子之包围，于国与彼皆属不利。」
蒋后来认为张已不可用。「杀之不忍，放之不甘」，加上大陆失败，对张怨恨再难消除。
一九五八年，蒋介石才在桃园大溪见张，两人都流下了眼泪。蒋说「西安事变」对国家损害太大，张垂首不能视。
三、宛若仇雠。
张对蒋则是怨懑不已，认为当初自己一心纯洁，为了国家为了蒋好，蒋不应背信扣之。后蒋自招失败，张如危卵。但他又想示好求蒋，待蒋叫他写「反省录」，事后对他称赞，他又很兴奋，乖乖又写了「杂忆随感漫录」的自传。自传与他向唐、我说的故事大致差不多。但又是虎头蛇尾，写到「西安事变」前又停了。许多要写的人物专章也未写。张学良可能认为要复出，就要做个好学生，但看不能复出，他又不上课了。
到了晚年，他又把对蒋的怨懑宣泄而出。也可能对自己曾卑微的求蒋而终不得释引以为耻，因此把蒋说得一无是处。我认为这是张自承的「春性又发」，老年更甚。因脑筋退化，思考更不全面，而张本来就有「不替别人想」的毛病，他在一九九○年对我的批蒋语，尚属公允。以后连蒋抗日也否定，就太偏误了。
四、血染敌襟。
张说蒋不放他出来就是因他「主张抗日」，此话真是「一斧两砍」。蒋不放张是对他灰了心，怕他又乱来，反而乱了抗日之计。张是很想抗日，他说：「千方百计图谋抗日。」七七事变后他写了一封信请缨，信很感人，但蒋仍不允。
可是说蒋不想抗日，只想剿共，还怕张出来领导抗日，这未免太不公允。抗战中蒋把精锐部队投入，没有像汪精卫一样，与日本来「共同防赤」。他坚持到底，这点功劳不应被否定。当然蒋仍不放松防堵共党，抗战后期抗日防共成胶着状态。张说蒋「保权」第一。但共产党在抗战中也是保生存为第一，何能独责蒋呢？
五、遐首云天。
张对共产党的看法，这点最触动国共两党的神经。周恩来口中的「千古功臣」若骂共产党，共产党的历史解释都会大受冲击，故周恩来在「反省录」发表后仍说这是张在非自由意志下所为，并为此「委屈」而流下了泪。我想周是出自真心。只要能救张，他愿尽全力。他在五○年代传说曾带话给蒋，叫不要对张不利，「否则大家将来也不好见面。」蒋、张、周三人间的关系极微妙。
张对共产党的贬褒与他对蒋的爱憎有正比关系。他在一九三六年非常亲共，认为他们爱国、有人心，他要加入共产党，一起抗日。但五○年代又大骂共党。当时也不能说全是为取悦蒋。只是在冷战大环境下约制了他的思维。张骂蒋没中心思想，事实上他才是变来变去。不过晚年我看他基本思想仍是肯定共产党，我未闻他有批评共党之语。对邓颖超一九九一年邀他回大陆的信，他亲笔回信说：「无限欣快，中枢诸公对良之深厚关怀，突深感戴。良寄居台湾，遐首云天，无日不有怀乡之感。一有机缘，定当踏上故土。」张学良最后说：「我就是共产党。」
六、杀杨留张？
杨虎城是因为有杀蒋之意，又不主张轻率放蒋，故蒋衔之，他与蒋又不如张之亲，还想从苏联取军火回国重拾旧部，更遭蒋忌。大陆败退时全家被蒋杀掉，此蒋一生最大的负信。宋子文与杨甚好，但也保不了杨。蒋夫人当然一直在保张，说：「我们对不起汉卿。」但张在口述中称一九四九年蒋夫人威胁蒋说：「不得对那小家伙不利，否则我离开中国，扬露你丑事。」这点张是「哥冠妹戴」，错了。时间也不是一九四九年，是在一九三六年事变后，宋子文怕蒋要背信杀张，如此对蒋说的。
张看了我给他的吴天威的书，上载美驻华大使约翰逊（Nelson TruslerJohnson）回忆宋子文对他如此说，张误看成宋美龄了。
一九五○年四月，蒋夫人来台不久，就要到井上来看张。张在四月十六日致信蒋夫人说请不必来，「井上到新竹往返要五、六个钟头，公路之坏，难以想象。」蒋夫人乃请张学良四月三十日到大溪一见，这应是溪口后两人第一次见面，蒋介石那次没出来见。
张说蒋夫人是他的知己，说他是"Gentleman"。又说：「她很保护我。」
七、看蒋日记？
张学良在「反省录」及自传中都说：「亲见机密日记，知其对日问题，忍辱负重，深谋远虑，具有临最后关头，奋斗到底，坚确的决心。」故台湾小学生都说是张看了日记幡然悔悟。但蒋经国的机要罗启说，张学良有年中秋节喝了酒对他说：「罗参谋，我没看过蒋的日记。」我后来问张，他说他是看了，但看了更生气。我想张是看了，但看蒋对他斥骂之话，又很气。但为讨好蒋，劝服杨虎城放蒋，又挑蒋准备要抗日的那段来讲。
八、冲冠一怒。
唐德刚说：「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是Nothing。」张学良有爱国心，但做事不认真，「春性大发」常误正事。做英雄也不够，但他冲冠一怒，却改变了中国历史，甚至世界的历史。
他是个矛盾的人，一生经历也集矛盾之大成。蒋说保护他，结果真保护了他。都说张学良害蒋丢了天下，其实是蒋丢了天下成全了张的令名；又说张使共党坐大，其实是共党后来的成功造就了张的传奇。而他又长命，使这项传奇跨越了一世纪。
张学良，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最幸运的人。他曾忠告溥仪说：「如果你还摆皇帝老爷那一套，你会把你脑袋玩掉。」溥仪最后被共产党改造成功，对其前半生有了充分的反省。但张学良却没有被蒋改造。那最要砍掉他脑袋的人反而保全了他的脑袋。
后来，我接唐德刚之信，有这话：「曾从认识彼得（按：Peter，张英文名）开始，无一而非缘分也。彼得改写了中华史和世界史，然俱往矣，皮肉犹存，历史已交代矣。」
我还是有憾，史虽存，存得更有系统，更全面，更可读，不是更好吗？但也许，我遇到的这一切曲折，正就是史，史正是以其固有的行事风格叫我们去了解真正的张学良，了解他为什么会不甘愿的接下东北军这个包袱，又不甘愿的去剿共，最后不甘愿的把蒋介石抓了起来，一切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少年登科，大不幸也。」张学良后来一切作为，就是为了抗日，但蒋剥夺了他这个机会，这是对他的最大惩罚呢？还是保护了他呢？若张真能率部抗日，他是血洒沙场呢？还是又想摆脱此一包袱呢？历史没给我们答案，蒋介石没给我们答案。反正，有人抗日了，蒋也坚持到最后，这点，蒋在历史上是被肯定的。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给了蒋许多机会，至少，抗日团结这一机会蒋是把握到了。他俩在这一点上可谓相互成全。
张是中国最会反省的人，他被迫每天反省，也会反省，但就是不做。他把天捅了一个大窟窿，却邀上帝逾格的恩典，可谓「主恩天高厚」。
二○○八年六月
【注释】
【1】此为一九九九年我给唐德刚的信。「老少儒」出自唐德刚致张学良诗，唐老我少。
【2】张被扣后，三月十三日贝祖诒夫妇来溪口看张。张在一九九○年四月赠我万绳栻之诗，有「好梦未圆愁夜短」之句，说可赠给女朋友。张晚年引东北话说自己是：「秋后蜢子，蹦不了几天。」张尝自谓：「平生无遗憾，唯一爱女人。」贝夫人名蒋士云，排行第四。亦称蒋四小姐。贝夫人反对赵四限制张，在纽约常带他去大西洋城赌博。后二句仿马君武诗。
【侧记】
松花江上◎郭采君
历史如果是个胡桃核，我就是我爸爸的胡桃钳（nut cracker）。
一九九三年，我九岁，一个可爱的女孩，如果那年举办奥运，我有资格去唱《歌唱祖国》。我爸爸想叫张学良喜欢我，喜欢我们这一家，开口讲出更多的历史，因为没有人有这个机会，没有人比我爸爸更有这个机会而又知道要认真的把握它。
我爸爸不只是为了记述历史，他想把握历史、导引历史。他想叫张学良回家乡，想为我们中国的近代史最重要、最戏剧性的篇章，留下一个完整的结尾。想给一段中国人最多谈述的故事，留下一个或许是老套，但是一个喜剧的结局。就如童话故事的结尾：「王子与公主后来……。」
我与我哥哥是我爸爸的工具，爱国的工具。他要我们唱《松花江上》。那首
歌，对一个八、九岁的小孩来说，很难唱。他要我们唱给张学良听，要为那个机会做准备。可能在张学良离开大陆后就没听人唱过这首歌，我们要唱给他听，打动他
被禁锢的心灵，希望他能说：「好，走，备马。」
我爸爸想做那牵马的人。
我爸爸在作统战。他要统战张学良，他要统战一切与张学良有关，能够影响张学良的人。团结他们。
是基于他对张学良的爱吗？有一点，是基于对打开胡桃核的好奇吗？有一点，但最大的原因，还是基于他对我们国家的爱。他的爱很深，我们体会不到他的爱，我们只知道他很认真的要我们唱好这首歌，他把歌词的意义讲给我们听，要我们了解，要我们感受到国家之痛，国家之爱，告诉我们国家的历史，上上一代的国难家仇，我们这一代人的何去何从。
二○○四年最后一天，他带我到了松花江边，走上了冰冻的大江。
谁教导我爸爸要爱国，我们是中国人？蒋中正。我爸爸被教育说，我们的国家遭到大不幸，都是因为共匪窃据了大陆，共匪本来已该灭亡，就是因为「西安事变」。张学良是国家的罪人。因此，我爸爸对国家爱，就对张学良恨。在我见到张学良那个年纪，我爸爸心目中最大的坏人就是他。
「这个坏人现在在哪儿呢？」我爸爸的小学老师来自竹东，她说他住在他们那个镇再往里面去的山中，那里叫清泉，但当我爸爸听到张学良这个名字的时候，张学良已离开了山里，回到了人间，他与蒋介石的恩怨，已基本结束。
但是我爸爸小学课本中的第二号坏人杨虎城呢？他的老师答不上来。
「枕中不眠寻诗句，误把溪声作雨声。拥被推敲难入梦，静听头前溪水声。」一九六四年，葛乐礼台风，清泉被冲毁了，现在，新竹县政府要出钱把那个日本房子修复，把张学良当初的照片布置起来，把我爸爸的纪录片放出来，不是做为历史耻辱柱，也不是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只是想做点生意，吸引大陆的观光客来看。
后来，我爸爸离开了新竹，到台北上大学。他进了一个匪情研究所深造，那个研究所叫「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在台湾，研究共匪也可以当博士的。我爸爸不但研究共匪，他的老师有的也是共匪，他后来一交跌进匪窝，竟然成了共匪。人家叫他郭匪。他原来是来消灭共匪，结果他发现国民党原来也是共匪，是赤党。如此认定他们的是张作霖，中华民国的元首，张学良的爸爸，那张作霖是好人？
我爸爸本是训练来做特务，结果他反因此开了眼界，看了机密，其实只是些掩盖的常识，成了一个有独立思考的人。
他发现历史不是小学课本讲得那么简单。张学良不是坏人，「西安事变」是改变了历史，但并不是蒋介石必然失败的因素。国共是兄弟阋墙，但也曾共御外侮。最近国民党党史会公布，他们还欠毛泽东同志七十大洋薪水呢！当然，我爸爸现在说，他那时的小学课本虽然简单，虽然片面，但大体仍算正确，是一部简单的中国历史，不是现在我这一代所读的否定中国的历史、从异族角度来写的无根的伪史。可以这么说，我爸爸小学读的历史充满着技术性、枝节性的错误，现在台湾小学生读的历史是有着基本性、史观的扭曲。我爸爸那个时代教育出的是批头脑有点
不清的中国人，现在台湾想要教育出的是一批仇恨中国的外国人。
但在我爸爸的求知经验里，他在矫枉过正，他想拨乱反正。他愈是发现更多的历史错误，愈觉得张学良是个好人，甚至伟大，一心纯洁，只知爱国，愈觉得蒋介石阴狠量窄，多疑好杀。在我爸爸的心目中，忠奸正邪在转变着。他说他用手摇开了历史（图书馆书库的移动书架），在那一大堆标示着机密的书中，看到杨虎城全家被杀，连八、九岁的稚子也不免时，他泪涔涔如雨下。他那时刚生下了我，知道了生命的可贵。
我父亲这时候发现，历史就在他身边，他看得到张学良，碰得到面。最先是一九七○年，他在同学王一方的家里，那时他对张学良的看法还没转变，只是想他是王家的重要客人之一，后来我爸爸绕了一大圈，飞出了台湾，钻进了书堆，回来告诉王一方：「张学良非常重要，你的责任重大。」
张群曾对张学良说：「你是个宝。」我父亲发现这个宝，是因为他读通了历史。
是王一方给了我爸爸这个机会，他是我爸爸最好的朋友，我爸爸一直感激他，感激到那点小抱怨也微不足道。那是我爸爸每次想把握机会，与张学良做较长的口述时，王一方要出去玩，催着结束，说：「来日方长，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没想到他却在一九九三年的火灾中烧死了。青山遗恨，我爸爸很怀念他。
我爸爸是在大学中结识了王一方，他们很快成为好友。王一方的父亲是王新衡。张学良在负责「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时，王新衡做科长，两人相交。一九六○年张学良放宽管制，准予来台北居住，蒋经国负责张学良的安全，王新衡衔命与张学
良来往，他们与张群、张大千组成了「三张一王」的「转转会」，定期聚首，我爸爸就是这样在王家看到了张学良。
在我爸爸最崇拜张学良的日子里，他甚至幻想要解救张学良。他要为历史拨乱反正。「西安事变」改变了历史，他也要改变那个因改变而被惩罚、被阻隔的那段历史。他想着如何绕过警卫，他没想到他最后会与警卫组长李震元认识，李组长还对我爸爸很好，我爸爸也给他做了口述。不但如此，我爸爸还给他之前的各个组长──段毓奇、熊仲青都做了口述历史。最有名、最被丑化的刘乙光，他的儿子刘伯涵也把他们家的故事全告诉我爸爸，还给了我爸爸刘乙光的日记。还有组员张行端、司机龚永玉，都很乐意的讲出他们那一段的历史。我爸爸把这些口述都写了下来，剪入他的《世纪行过》的纪录片中。他们的历史，比起张学良来说，或许很微渺，或许只算鸡犬附丽，但仍足道。见微知着，从那里面也可以看到大历史，甚至旁观者清。
这里面对我爸爸最好的是熊仲青，他是随护张学良最久的人，有三十年，他死前还抓着我爸爸的手说：「郭先生，你很好。」
他们是坏人吗？是大陆历史书中所说的凶恶特务吗？如果张学良是好人，那看管着好人，随时奉命就要杀掉好人的人是什么人？这些人后来成了爱护他的长辈，他们信任他，把他们的故事说给他听，他们本来或是敌人，后来竟成好友，历史到这里要怎么解释？如何定位？
这也像今天保护「中华民国」，保护那面中国旗，重新给蒋介石公正评价的，仍然是中国人。礼失求诸野，只要野是自己同胞，野没被异族侵占，我们仍是一家人。家务事、兄弟事，总会有个道理，是非暂时摆着，只要劫波过去，终能一泯恩仇，共建家园。
到了八○年代底，王新衡死了，蒋经国死了，张学良，这个「民国的光绪皇帝」，仍健康的活着，虽然一道无形的圈子仍画在那儿。张学良身边最亲信的人是王一方，我爸爸可以真正认识张学良了。我爸爸不但进入了一个历史的宝库，他还想尽量打开库门，叫对张学良历史有兴趣的人，渴望着、争相想在他们画的史龙上点眼的人，进到这个宝库。我爸爸不想在历史知识上藏私，他只想为国、为张学良，留下这一段历史，找诚心看待这段历史的人来记下这段历史，来填空，来补白。他自认为只能做书僮和参谋，他最大的目的，还是想请张学良回家，回东北。
因此，我和我哥哥努力的在唱着《松花江上》。
这时候，我也看到张学良了，但我对他一点不注意。那几年的大年初一中午，王一方会请他大学的一位女同学全家来他家过年。王奶奶很喜欢这个女同学，她的先生是马英九，当时还是陆委会副主委。照例，原来这顿饭是请张学良夫妇的。我们家通常是他们吃完了饭才去，我爸爸借机与张学良谈话，我们小孩领了压岁钱就跑开了。在桌上，我爸爸会问：「张伯伯，几时回大陆啊？」赵四就打断了说：「上帝那儿才是我们的家。」赵四是生怕张学良又回到人间，我爸爸是生怕张学良进了阴间。因此，我爸爸与赵四的矛盾比与警卫都来得大。赵四不喜欢我爸爸，但她还喜欢我妈妈，因此，我妈妈也成了我爸爸的统战工具。
终于，一九九三年，好像是一月间的一个晚上，我们走进了张学良大屯山下的家，我妈妈送了她插的花，我们穿上了最好的衣服，我们在张学良耳边唱了《松花江上》。他耳朵不好，但我想他听得清楚，我们唱进了他的心里，我们把他心扉打开了一点。
那天晚上，他很高兴，他又做了个手帕兔子，在我的鼻子上抓了一下。他给我写了「爱人如己」四个字。最后带我到壁炉前，打开了蒋夫人送他的铜马车灯，他说：「当心，妳看，一会儿马车就会跑啦。」
后来张爷爷坐马车跑了，我们家出国，我再也没有见到张爷爷了。
我爸爸还在努力，他找了周联华牧师、郝柏村等任何有影响力的人，仍在想办法劝张学良回乡。张学良也很想回乡，他曾说：「国家有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但他不知道的是，他被劫持去到的中国那一小块土地，后来又被日本人占了，他的国家没有了，他没有用了，他又体弱老残，最后竟无力点那完整的句点了。死前他在夏威夷，他的看护林渊泉，那位小孩时从清泉就跟着他出来的人，推他散步。他说：「我要到那边去。」看护说：「好，到那边红绿灯，我再推您过去。」张学良说：「不是，我要到那边去。」看护这才知道，他说的是东北。我的爸爸这时又幻想了，如果他在张学良身边，他一定会说：「好，张伯伯，我去安排，我们尽快就走。」
这就是我的故事，我唱《松花江上》的故事，我爸爸爱护张学良的故事。没有人教我爸爸如何去做口述历史，他也没什么口述历史的技巧可以野人献曝，他不是学历史的，不是历史学者，他只是个中国人，想爱国，想知道我们国家的历史，知道他面对的是段重要的历史机遇，他要把握它。他得到张学良的喜欢，这点我也有点力量，取得张学良的信任，他问出了一些关键性问题，或许在那周恩来的三个电报中已有，记载得很详细，但张学良亲口说出来，总算拍了板。
他或算是个记者，赵四为此防着他。因为在长久的幽居经验中，秘密就是安全
一有风吹草动，头上悬的那把刀或就会掉下来。
＊本文为郭采君二○○八年十一月于复旦大学口述史会的讲话
转自/s/blog_4ba1fa560100czwf.html?tj=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