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细节，本来就是容易被忽略掉的。
如果写史记史者，出于某些考虑再故意忽略掉某些细节，那么历史的真实性，就会因这些细节的忽略，变得更加难以辨认。
细节不止是能决定成败，还能决定历史走向。
尤其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往往是那些看似毫不起眼的细节之处，却最终成了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因素。
19堪称中国政治体制变革重大之年，这一年，清帝退位；这一年，孙中山和袁世凯先后就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
如果不对历史的细节加以甄别，那么就极容易仅从同样的“总统”称谓，认为孙就任的总统与袁接任的总统，是同样一个职位，孙总统与袁总统，只是换了个人当。
而如果能够对历史的细节稍加观察，就会发现：尽管是同样的“总统”称谓，但此总统绝非彼总统。
1、孙中山就任的总统是美国式的总统
19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
刚从海外归来的孙中山，在1912月28日召开的17省革命代表会上，以16票当选为首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早在19底，孙中山就与革命党人，在上海开始讨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组织问题。
大家一举推选孙中山任总统，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
争议点则出现在实行什么样的总统制上？
孙中山想当的总统是类似于美国式的总统，即，不设责任内阁制，没有总理。政府设9部，直接对总统负责。
而宋教仁则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即，类似于法国式的总统，总统下设责任内阁，内阁下设部，部长对总理负责。
很显然，在宋教仁主张的责任内阁制下，总统类似于“虚君”，行政权更多地掌握在内阁总理手中。
而在当时的17省代表眼里，这两者制度设计的区别何在都搞不明白，多是简单响应孙中山如日中天的政治威望，孙中山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宋教仁一个人的呼唤，最终被众人嘈杂的声音所彻底掩埋。
19元旦，下午5点，孙中山才从上海赶到了南京，晚上10点，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仪式在南京举行。
内阁9部部长、次长名单由孙中山提出，提交参议院表决通过。
2、清帝退位，袁世凯满票当选总统
孙中山就任的首任民国临时大总统，是一个大权在握的总统职位，其权限由《临时政府组织法》所规定。
举个简单例子来说，如果孙中山想要更换任命一个部长，从法理上讲，他完全可以自己说了算。
根据当时南北和谈双方达成的协议：一旦袁世凯能够成功说服清帝退位，南方的孙中山就将总统一位退让，交由袁世凯来接任。
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这无疑是一个对各方都有好处的妥协方案。
事件的发展也基本上是随着人们的预期而进行。
2月12日清帝退位，中国数千年的帝制，居然能以这样一种平和的方式宣告终结，孙袁二人都表现出了很大的政治智慧。
2月15日，南京方面迅速兑现承诺，召开临时参议院大总统选举会，现任总统孙中山宣布辞职后，又向参议院推荐了袁世凯作为总统候选人。
袁世凯以17票的满票当选，比一个半月前的孙中山还多出1票。
选举结果出来后，南京方面向北京的袁世凯发出贺电称：
——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有华盛顿一人。公为再见。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
3、从《临时政府组织法》到《临时约法》
但事情却并没有表面上看上去的这么平和而美好。
孙中山对辞去大总统由袁接任时，提出了3个条件：
一是定都南京。
二是待袁到南京任职后，他才真正交出总统职权。
三是总统权限从原来由《临时政府组织法》约定改为由《临时约法》约定。
在上述3个条件中，最值得关注的，便是《临时约法》中的细节。
《临时约法》于2月7日开始起草，到3月8日草草完稿，11日正式发布。
与《临时政府组织法》相比，变化最大的：国家政体从原先的总统制，变为了责任内阁制。
这个变化就很趣了：仅在3个月前，当宋教仁提议实施责任内阁制时，以孙中山为首的绝大多数革命党人还一致反对；而在3月后，当总统即将由袁世凯接任时，责任内阁制又匆忙出台了。
《临时约法》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总统发布的命令，必须经过内阁总理副署后，才能够生效。
所以同样名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总统孙中山和总统袁世凯，权限是完全不一样的。
4、袁世凯岂能接受这种戏耍？
革命党人将总统职权区别对待的做法，其用意或许是好的。
但在混迹官场多年的袁世凯面前，玩这一手未免太过天真。
袁世凯对是否实行“共和”国体都表示犹豫不决，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想在政体上再继续对他加以约束，未免就太过于理想化。
乱世未定之际，真正能够决定政治形势的，只有军队、军队和军队。
区区一部《临时约法》，纵使真出于公道正义之心，也未必能被袁世凯认可，更何况这其中夹杂了诸多私心呢？
事实上，在袁世凯的心中，根本就没有什么《临时约法》。
在袁世凯看来，他只要有他手下的这些北洋嫡系弟子，就足够了。
但我们仍不妨假设一下，如果从一开始就按宋教仁说的来做，搞责任内阁制。
至少，袁世凯不会有被戏耍的感觉吧？
3个月后，在任命直隶都督一事上，袁世凯视《临时约法》如无物，未经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副署，直接就发布了人事命令。
在美留学多年的唐绍仪，对此无可奈何，愤而辞职。
更可叹可笑的是：唐绍仪之愤而辞职，并非气愤直隶总督到底由谁来当，而是气愤《临时约法》不被总统所尊重并执行。
而当时包括革命党人在内的各派势力，纷纷争论的却是：到底谁来当直隶总督才合适！
唐绍仪的孤独，时人谁懂？
很显然：诸如民主与法治这样的政治话题，对当时刚从数千年帝制禁锢中走出来的国人来说，实在是个极难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