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以晋人为最工，亦以晋人为最盛。晋之书，亦犹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尚也”。
魏晋时的书法家，顺应书法潮流之发展，互为影响，相互竞争，形成了东晋书坛空前繁荣。王羲之也因成就最高而独占鳌头。
王羲之书法的成功，千百年来一直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纵观他一生的书法活动，我们即可发现，王羲之成为“书圣”并非偶然。这从几方面可以表露。
一、得天独厚的学习条件
首先，他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条件。王氏家族不仅在政治上地位显赫，而且因书法人才济济而蜚声书坛。
其父王旷善书法，史称:其善行、隶书。又说:旷与卫氏，世为中表，故得笔法于卫夫人，以授羲之……。《书林记事》还记载:王羲之十二岁时见前代笔论于其父旷枕中，窃而读之……旷语以大纲，羲之学功日进。
王羲之从伯王敦“工书，得家传之学，笔势雄健。
羲之从父王导，工行、草书“师学钟繇、卫瓘，爱好无厌……。”书风高雅清秀。
羲之从父王廙，书法成就更高，“能章楷，谨传钟法”。
王羲之丧父后，受到他的照顾与培养。王僧虔称:“自过江东，右军之前，惟廙为最，画为明帝师，书为右军法。”庾肩吾说:王廙为右军之师;李绰也写到:(王廙)常谓右军:吾诸事不可法，惟书画可法。
《历代名画记》还记有王廙原话:“余兄子羲之，幼而岐嶷，必将隆余堂构。今始年十六，学艺之外，书画过目便能，就余请书画法。……吾余虽不足法，而书画固可法”。
王羲之从小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且家教甚严。他七岁开始习字，不久就师从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卫夫人。卫氏一门也是名门望族，世代善书，著名的有卫觊、卫瓘、卫恒、卫宣、卫阶等，成就最大的数卫铄、卫恒(著有《四体书势》)。
关于王羲之之师从卫夫人的记载很多。传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称:予少学卫夫人;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称:晋中书郎李充母卫夫人，善钟法，王逸少之师。《和南帖》中说:卫氏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学卫真书，咄咄逼人，笔势洞精，字体遒媚。等等!
王廙与卫夫人同源钟繇，同名天下，而钟繇又是王羲之之前最伟大的书法家。王羲之能跟随这样两位大书法家学习书法，是常人难以企及的，这就是王羲之能成为我国最伟大的书法家得天独厚的条件。
二、见识阅历广泛
传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中，王羲之自述:“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只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岁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
这段文字，当今有两个问题存在很大争议，是其真伪的焦点:(1)蔡邕不可能书《石经》三体书。(2)当时南北对峙，王羲之不可能渡江北上。
如在蔡邕《石经》后加三体书，确实有误，可能是流传中，后人所妄加。因蔡邕所书《石经》是八分书。所以三体《石经》应该是曹魏时的《正始石经》。
至于王羲之能否渡江北游，台湾学者张光宾认为完全可能。他在所著的《中华书法史》中写道:“以为晋室东渡后无由北游，饬为妄言，亦不尽然。盖永和中，殷浩曾入许昌，桓温亦曾规复洛阳，远使修王陵，时王羲之辞官，幽游林下，史虽无具体记录，北游非不可能。”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文字虽不能肯定是王羲之亲笔所写，但它流传已久，不能说它毫无根据。其至少可以说明王羲之书法经历过一个变法时期。
从史料看，王羲之草书追“草圣”张芝，正数则得力于钟繇。张芝与钟繇是王羲之之前最杰出的书法家，而且都对中国书法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张芝，善隶，尤擅章草。后减章草的波磔，创为“今草”，被后人尊为“草圣”。王羲之、王献之皆受其影响。
钟繇，能书隶、楷、行、草诸体，尤善于楷书。是书法史上由汉隶转入楷书这关键时期的代表人物，有继往开来之功。上与张芝并列“钟张”;下与王羲之齐名“钟王”;又与张芝、王羲之、王献之合称“四贤”。
王羲之对钟、张二人是很推崇的，他说“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从时间上看，羲之与他们相距不过百余年，是能见到他们的墨迹的。在王氏家族中，正书基本上都是取法钟繇，而草书、隶书、飞白书多祖述张芝与卫瓘。这也为王羲之学习钟、张奠定了基础。
王羲之自己说:“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歌耽之若此”未必谢之”。实际上他相当自信地认为自己已超过了钟繇，尚不及张芝而已。
孙过庭说他:“彼之二美(钟、张)，而逸少兼之。拟草则余真，比真则长草，虽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总其终始，匪天乖互。”意思是王羲之专精一体的功夫，比钟、张稍逊，但能涉猎博采众长，总的看各有长短。
而南朝梁庾肩吾、宋羊欣则从另一角度进行了比较:“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而工夫过之”;“贵越群品，古今莫二，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若孔门以书，三子入室矣”。
应当说王羲之自己是非常自信而自知的。孙、庾、羊三人的评价立足点虽有所不同，也比较容观。
第三、独特的精神气质
《晋书.王羲之传》称:“羲之幼纳于言，人未奇之。……及长，辨赡，以骨鲠称。”
大凡少时沉默寡言者，多是深沉而善思想者，这一类性格发展成为“骨鲠”似乎也合情于理。而王羲之的行为有时也确有独特之处。
太尉郗鉴叫门生去向王导求女婿，王导叫他自己到东厢选其子弟。回来答:王家诸位少爷很合格，听说我来选婿，都很害羞矜持，唯独有一人在东边床上睡着，不穿服还吃东西，对我不理不采。鉴听后曰:这不正是我的佳婿吗!跑去一看原来是王羲之，于是把女儿嫁了他。“坦腹东床”，这是何等的不拘礼法，同时也显示了羲之“骨鲠”的性格。
“王羲之”传中还有:王述少有名誉，与羲之齐，而羲之甚轻之，由是情好不协。述先为会稽，以母丧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吊，遂不重诣。述每闻角声，谓羲之当候己，辄洒扫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顾，述深以为恨。”王羲之对自己轻视的人不屑一顾，完全不考虑政治前途，一代名士的傲骨显露无遗。
三、精神世界的探求
王羲之的成功，还得益于启迪灵性的老庄思想与佛教思想。王羲之的道家思想很重，进而又对佛教产生兴趣。
他与当时的名僧支遁交往甚密，又同许、谢、支共集家中，共研庄、老之学。当时的书家多是崇尚自然的学者，于玄学与老庄思想、佛学之间相互影响，沉醉其间。
王羲之“出世”逃避现实与老庄思想中“虚静恬淡，寂寞无为”情趣，与佛教中“内心澄静”境界十分相近。他要摆脱内心的苦闷，追求那种“放浪形骸之外”的逍遥人生哲学体现在书法上，就是重情感、重个性、重精神风度、重才情禀赋。
王羲之退隐之后，定居会稽。与朋友一起以游历、垂钓、作书、属文、饮酒、炼丹为乐，寄情庄园式的山水自然之美，无处世意。这种融化在大自然之中的生活，也直接或间接给王羲之书法以启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得“山水之助”。
纵观王羲之一生，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没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没有他独特的精神气质:没有启迪灵魂的老庄、佛教思想;没有给人以艺术灵感的江南山水陶冶，就不可能有王羲之书法的成功，而不能称“书圣”千古而不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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