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都是遵从母亲的命令走入包办婚姻，然而结局却天差地别。从某种角度来看，他们几乎代表着当时包办婚姻的两种结果。
鲁迅从始至终都没有接受妻子，在遇到真爱许广平以后，便丢下妻子，逃到广阔的天地，和爱人相守在一起。
胡适也遇到过两情相悦的女子，却还是将自己的感情放下，选择了母亲定下的江冬秀，婚后也算过得美满温馨。
两种婚姻，无关对错，只不过是选择的不同罢了。
一、鲁迅：婚姻无法施舍
“清官难断家务事”，对于婚姻，许多人都身不由己。
面对母亲擅自做主定下的亲事，恰逢父亲刚去世，鲁迅不愿母亲伤心，也只能怀着牺牲的心，无奈应下。
婚后，鲁迅便将妻子作为“一件母亲送给我的礼物”供养着。这个世人眼里，封建礼教的“逆子贰臣”，明知此婚姻会是一场悲剧，却还是十分平静地接受了。
他对妻子朱安怀着一颗悲悯之心，认为：
“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的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
若说鲁迅从来没有打算接受妻子，其实也不尽然。他曾经对朱安提出两个条件：放足和进学。但朱安并没有做到，并因此彻底失了丈夫的心。
一个大文豪和一个目不识丁的女人，又怎会有什么共同语言呢？
母亲鲁瑞不满儿子的行为，质问儿媳有什么不好的。鲁迅只摇头说道：“和她谈不来。”当母亲问“怎么谈不来”时，鲁迅的回答是“和她谈话没味道”。
鲁迅对妻子说的话，一日里也就三句。妻子叫起床，他答应“哼”，叫吃饭，也“哼”一声。只有晚上妻子先睡，问关门与否时才应一声“关”或是“不关”。
妻子抱怨：“老太太嫌弃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
两人的婚姻一直有名无实。
二、胡适：爱情来源感动
胡适的婚姻，和鲁迅如出一辙。
他13岁时，母亲便已选定了心仪的儿媳，江冬秀。出于孝心，他答应了。
和朱安一样，她也是缠着小脚、大字不识的旧式女子。不同的是，江冬秀一辈子抓住了丈夫的心，甚至于后来胡适爱上了其它人，想要离婚也被她阻止了。
在美国留学期间，胡适也对未婚妻提出了放足和识字的要求。
江冬秀自然明白这一要求背后的意义。为此，她十分努力“放脚”，也开始了学习。
经过了一番努力和学习后，她的脚放大了许多，也可以阅读和通信了。胡适知道能做到如此十分不容易，十分感动欣慰。
后来在日记里，他写道：
“得冬秀一书，辞旨通畅，不知系渠自作，抑系他人所拟稿？书中言放足事已行数年，此大喜也。”
由此可见他溢于言表的喜悦之情。
因为这件事，胡适回国后便举办了婚礼。婚后的江冬秀，在丈夫的影响下，也慢慢向新的生活方式和习惯靠近。
江冬秀虽无法在学术上和丈夫有共同的对话，日常生活里的交流却是平等的。加上她有着旧式女子的贤惠能干，是标准的贤妻良母。
胡适的同乡就曾说：
“江冬秀是一位相当爽朗的老太太，爱打麻将，烧得一手好吃的徽州菜，爱读武侠小说。这一对老夫妇在纽约相依为命，实在看不出他们伉俪之间有丝毫不调合和不寻常之处。”
见过夫妻两的人也说，江冬秀的确有“大使夫人”的风度。
三、选择不同自有得失
两段开头相同的婚姻，却因为中途人不同的选择，驶向了不同的方向。
后来鲁迅和自己的学生许广平相爱，便决心逃离婚姻，抛弃了妻子。胡适也遇到了韦莲司，一度闹到了要和妻子离婚的地步，却还是没能成功。
面对丈夫的离开，朱安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而江冬秀却以死相逼，从此丈夫再也不敢提离婚二字。
鲁迅从“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挣脱出来，去追寻自己的幸福。胡适则放弃自己爱情，回到家庭。
两人的不同选择，也有着不同的得失。
许广平本身就是一位才女，婚后更是放弃了自己的事业，一边保持家务，帮助丈夫的抄录出版等。无论是思想上还是工作上，对丈夫的帮助都很大。
婚后的近四百篇杂感中，“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
胡适谈论过自己的创作高峰期，还是在读书期间。
“那是我一生最闲暇的时期，也是我最努力写作的时期。在那时期，我写了约摸一百万字的稿子。”
在《我们的双生日（与冬秀书）》中，胡适表达了后期自己忙于着作，妻子却总是邀约朋友到家里打牌，对自己影响十分大。
鲁迅去世后，许广平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收集、整理、出版鲁迅着作的工作之中。
夏志清曾不无感慨地说：
“鲁迅去世才两年，就有《鲁迅全集》二十册问世。而胡适去世十六年了，我们还看不到他的全集，这是说不过去的。”
或许这便是有得便有失的道理，不同的选择，自然会有着不同的得失，只要从不后悔，当初的选择便也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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