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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动汇率制改革是汇率从外生变量向内生变量转变的过程，内生于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当一国从封闭经济体到开放经济体，和其他国家的贸易与资本往来越来越密切的时候，汇率浮动的必要性就会越来越高。作为1993年市场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开弓没有回头箭”。
按照国际组织的说法，人民币长期处于低估状态，直到，IMF的评估报告才称人民币“不再低估”。那么，从1994年到，人民币的单边升值历程，就是价值回归。换句话说，过去20多年，人民币都是被低估的。值得探讨的问题变为：人民币为何会被低估？价值回归为什么走了20多年？在这个过程中，决定人民币能否升值、以及升值多少的因素是什么？
1957年，马寅初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表了“新人口论”的主要观点。他认为，生产中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长太快而资金积累太慢，而生产的边界，是由供给要素中的短板决定的。所以，初期经济建设的最大瓶颈，就是资本积累不够。马寅初开的“药方”是控制人口，抑制消费，以此来促进资本积累，提高国民收入。
人口与资本的矛盾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40年，中国实现了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向世界总产出第二的工业国的伟大跨越，这对于一个在改革开放时总人口9.6亿，人均GDP 385元，和城镇化率仅18%的国家而言，可谓之奇迹。那么，奇迹是如何发生的？笔者认为，奇迹恰恰就体现在非市场化或半市场化的重重扭曲之中。但是，曾经促成奇迹的因素，已经转变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在过去，它们有助于中国作为追赶型经济体的后发优势的发挥，但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其阻碍作用愈加凸显。汇率低估就是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发展之路的直接产物，它与中国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强制储蓄和内外失衡的经济结构密切相关。
从消费者的立场来看待汇率高估或低估的问题最直观。如果你是留学生或者是学生家长，如果你热爱出国旅行或者是钟爱国外的奢侈品牌，你都会切身体会到，人民币升值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国外商品都是由当地货币来标价的，如果人民币升值，那么外币兑人民币的比例就会下降，这就等于说，购买同样商品所需的人民币数量便会下降。所以，消费者基本上是支持人民币升值的。
但是，我们作为消费者的同时，还是生产者，有些是企业家，有些是劳动者，不同的身份，所处的行业不同，企业进出口依赖度不同，对汇率的态度也不一样。一般而言，不可贸易品部门——如金融、房地产和一般性服务业的生产者和劳动者是汇率低估的反对者，因为这会提升可贸易品与不可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增加生活成本。
在可贸易品行业，又可分为进口依赖度高的企业和出口依赖度高的企业，前者反对汇率低估，后者支持汇率低估，因为汇率低估会增加进口原材料的成本，但会降低出口商品的国外价格，进而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和需求，增加收入，这对于出口企业的生产者和劳动者都是有益的。大多数情况下，出口型企业同时也需要在国外进口原材料，所以汇率低估的收益不能一概而论，每个企业都需要做成本-收益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