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文章中，我们曾谈到“商鞅变法”的时代背景，及其发生在秦国的社会基础。其实，在我们历史上，“商鞅变法”所终结的“分封制”；与《权力的游戏》中所体现的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是有极大相似性的；所以，我们不妨以其作为切入点，抛开“商鞅变法”的历史定位不谈，去探索“商鞅变法”更深层次的意义。
首先，“商鞅变法”实现了由氏族国家向领土国家的转变
正如我们在《权力的游戏》中看到的；效忠于“铁王座”的七个家族，均有数量不等的“封臣”；每一个“封臣”，背后又都有一个家族；坐在铁王座上的王，不过是藉着七大家族的“宣誓效忠”；而不会去想，七大家族所据的土地，与自己有何关系；这种认识，直到中世纪结束时，才第一次在欧洲出现。而“商鞅变法”的改革，正是基于诸侯国君，这一认识的提升。
由“氏族国家”向“领土国家”的转变，要通过两个层面来实现。其一是领土的统一，一个区域内的领土属于一个国君；其二是行政权力的统一，国君的权力可以行使到，其占有的整个领土上。
“商鞅变法”后，郡县制得以确立；收回了原本由“氏族贵族”，世袭占有的土地；同时，在设置的郡县上，由国君任命的官员，代理国君的权威实行对郡县的管理，初步实现了由氏族国家向领土国家的转变。当然，“商鞅变法”并非我们认为的那样彻底；商鞅被封于商于，便是其不彻底性的体现。
其次，“商鞅变法”打破了氏族贵族的壁垒
西周到春秋，是由“氏族贵族”统治的时期。他们依据“分封制”从周天子、或诸侯国君手中获得采邑；并根据“宗法制”，将采邑、爵位，传袭给他们的“宗子”；在西周到“商鞅变法”前的几百年间，曾演化出众多豪富的氏族贵族；他们势力庞大，能够割地自立（如三家分晋），或废立国君（如田氏代齐），极大的威胁了国君的权力。
“商鞅变法”收回了，他们手中的土地；冲击了，他们世袭继承爵位的权力。并通过推行小家庭制，进一步割裂，他们与其背后庞大的氏族家族，联系的纽带。
再次，“商鞅变法”促成了君主集权国家的形成
“商鞅变法”以前，国家由众多，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聚集在一起组成；当这种组织形式被打破；进而转变为，以地域为基础的小家庭，通过地域的形式构成时；政权的执行方式也随之转变。氏族长在其采邑上的权力，被“由国君任命的官员，所代理的君权”取代。
这种权力形式的转变，为秦灭六国；以至于，抵御戎狄侵扰；凝聚了巨大的国力。尽管如此，“商鞅变法”后的秦国，还称不上“君主专制”；君权依然受到，极大限制（如“廷议制度”）。不容否认的是，“专制”的方向已经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