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晓辉 图片：网络
一个很怕下地干农活的柴禾妞，在二三十年前，改变命运的机会估计只有考大学了，这一点，我很清楚。考上大学的结果不仅我想要，坐在教室里的同学们，没有一个不想要的。可是考大学谈何容易。我就读的是全县高中排名第二的学府，升学率很低，刚去上学就听说上年考上几个几个，每班学生近百人，考上数量是个位数，还基本都是复读生，应届文科班还有挂零的。想想形势有多严峻吧！严峻也得坚持，不坚持连一丝希望都没有了。虽然升学率低得可怜，我们应对高考是很认真的。尤其到了临近高考的六月底，紧张局势更是到了白热化！教室里晚上十点熄灯后，还有一大半人在挑灯夜战，我们挑的灯是蜡烛，买蜡烛都是去批发的，一次买一小捆，每天晚上一支蜡烛不燃尽，是不会回宿舍睡觉的。老师在教室里转来转去，看到不认真复习的同学，就会恨铁不成钢的敲课桌。我有次实在复习到头昏脑涨，拿了一本十月杂志在看，不知道老师什么时候走到了我身后，一把抓起十月，高高举起来，大声说，看看吧，都看看吧，天到这般时候，还有人在看十月，你也不用看十月了，不好好复习，你明年还得十八。那时候身份信息不是电脑联网，都是手动录入，身份证管理不严，每到升学报考的时候，学生的身份信息都是自己写的，名字年龄可以随便写，所以复读的同学，都把年龄填写成十八岁。一公布考生名单，班里一半名字都没听说过，因为有的名字改得太有创意，引起班里一阵一阵的哄笑声，倒是难得的轻松时刻。
我很不想年年十八，我想下一年就去某个大学，那怕中专也行，去那里过我的十九岁。老师们都是段子手，常常说分数线是分水岭，决定你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决定你是穿草鞋还是穿皮鞋。说得我们心里跟猫抓了一样。一二年级的学生六月中旬已经开始放暑假，只有高三的学生留在学校备战七月七八九三天的高考。偌大的校园里空旷起来！老师已经不再讲课，只是每天发卷子，我们的任务是不停地刷题。老师在教室里端坐，谁有问题可以去问。也没有什么人问了，基本都已经认命，但是还是不甘心。考试的日子一天天临近，老师开始让大家适当放松一下。有要好的同学约着一起去拍合影，拍外景一般都会选在河边，寨墙上，也会去山陕会馆里边。很快有了离愁别绪，对高考结果的有望胜似无望，对未来难以预期的心情，都拍在了照片里。有靠着树干作凝神远眺状的，有遥望远方无限神往状的，还有一脸漠然的，更多的是带着淡淡忧伤的。
有同学买了毕业纪念册，很快几乎人手一册，转来转去互相写留言。一群青春过渡期的女孩子，写的都是伤春悲秋的。不知道那时候怎么那么多矫情的词。现在再翻出来看看，老牙酸倒数颗，就差满地找牙了！我的前某任同桌那天发了个图片过来，仔细看看发现是我写给她的毕业留言，居然写了首诗。完全是为写留言强凑数，不忍卒读。人个子不高，字却写得都是大长腿，这是身高不够字来凑吗？我让她赶紧撕了，免得已经上大学的孩子看到笑掉大牙。她非得留着，纯属看我笑话！看来不敢胡写，谁知道她能放二十多年呢？
那年的高考因为知道完全没戏，所以考得很放松。我穿了个嫩黄色短袖，神情淡定地进了考场。三天的考试，没有想象中难熬，照样每餐去学校的大食堂打饭吃。食堂的大师傅专门做了高考餐，好像还是免费吃，每人发了餐券，中午还可以在宿舍休息一会儿。晚上的蚊子照例嗡嗡唱大戏，我也照样不怕蚊子不怕热，睡得很香甜。考试结束后的日子不难熬，因为知道考不上，分数下来懒得去看，被我的两位家长催着去学校看了分数，居然离分数线只差一分！也就是说，我是分水岭这边的人了，穿草鞋的农村人！多差一点也好啊，让我这么不死心，我也是一个差一点就要考上的人，为什么就差了那一点呢？我坐在院里看了一晚上的星星，眼泪流的比天上的星星还多。我的家长们看我哭功了得，对于这个落榜生也不敢说一句难听话了，居然还得哄着！我一直想为什么会少了一分，只能怨我考试的时候穿了黄色的衣服，自然这事儿是要黄了!我妈说我纯粹是手不溜怨袄袖。我总得找点原因吧。我爹愁得找我干爹干妈喝酒去了，据说几杯酒下肚，满腹牢骚都倾诉出来了。“二哥，二嫂，你说你们这闺女可咋办？瘦得麻杆棍儿一样，饭不知道都吃哪儿去了，干啥啥不像，锄个包谷她把草留着包谷苗都锄掉，她这是烧火棍掉到茅坑里，文不得武不得”听听，别说我考上清北，就是考上河大郑大，我爹也不舍得这么把我直接说成是你们闺女，那肯定得说咱闺女！
有什么办法呢？榜上无名，脚下无路，心里没谱，脸上无光。这话我爹没说到我脸上已经很给我面子了。一个已经年过十八岁的成年人，还没有自食其力的能力，还得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养活着。我必须把自尊放得很低很低，低到包谷苗下边的泥土里。再复读一年考上的几率也是很低，这一年离分数线只有一分已经是超常发挥了，再复习，这一分能跨过去吗？我没有一分钱的把握，但还是想试试。我的家长们，显然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索性采取了凉拌，把决定权交给了我。愿意接着上呢，就自己去找学校复读，不愿意上了也是皆大欢喜的，家里二三十亩地，一个蛤蟆四两力，我比蛤蟆强多了。我也凉拌，反正开学还早，复读不复读，都得每天下地干活。日不出就起床，先下地干活。为了节省时间，头天晚上我爹已经安排好，去一块儿离家比较近的地里干活，我妹带我去。没人带我，我会错把别人家地里的草锄干净。到了八九点钟，回家吃早饭，匆匆吃了饭，接着下地干活。这次会走的相对远一点，我妈带队，我和妹妹跟着，一直干到正中午了，我四下看看田野里几乎没人了，只觉得口干舌燥，头晕眼花，心慌气短，我妈还不说让回家，我妹妹小声说，别人都已经回家吃饭了。我妈头也不抬说，不着急，咱们家有人做饭，你奶奶做好饭咱们再回家就行，回去早了饭热，也没法吃。中午头上锄草才好呢，死草！我只好深呼吸一下，用锄头把支着下巴擦擦汗，接着锄草！又干了不知道多少分钟，感觉比连上两节数学课时间还长，我妈还不说回家，我实在坚持不住了。有气无力的抗议，中午锄草不光死草，再干下去的话会死人的！我妹笑了！我更生气，这有什么好笑的！我妈说要不你先回去吧，帮你奶奶烧火，我听令扛起锄头就走，头也不回。
这一眼望不到边的庄稼地，我看都不想看，可是在人屋檐下，必须得低头，我下午还得锄草。锄草，相对于其他农活，还是轻松很多的。但是草的生命力太他妈强了，几块地，锄了这边，那边草已经又长大了，无限循环。我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野草，有了一万个恨意！更可恨的是害虫，尤其是大豆地里的豆虫，长的样让人看一眼就起鸡皮疙瘩，还生命力强得要命，一般的农药毒不死它们，吃起大豆叶子犹如风卷残云，如果打农药下手晚，或者农药不给力，它们能把大豆吃成光杆。那样的话不光自己大豆会减产甚至颗粒不收，紧邻着的邻居家大豆也会跟着遭殃，它们会转移战场，杀到隔壁吃个片叶不留。所以邻居们田间地头干活打农药都会交流一下，什么样的农药让这种可恶的丑虫子死得干脆利索，最好是断子绝孙。我有一个堂哥用了一种新型农药，一遍农药喷过去，豆虫们纷纷口吐绿水毙命，我们都去找他取经，农药名字，镇上哪家农资站买的？那时候最盼着下雨，下雨了可以歇一歇，休息的最佳方式是踏踏实实睡一个午觉，可是这样的机会儿少之又少。小雨，那是斜风细雨不须归，在田里该干啥干啥；如果是锄草，还多了一个工序，锄掉的草要捡起来扔到地边的沟里，免得死而复生。更可怕的是，雨后还有一个难缠的活儿，就是翻红薯秧。想想吧，雨后初晴，碧空如洗，毒辣辣的阳光直晒着大地，还有大地上翻着红薯秧的我们，脚下暑气蒸腾，头上烈焰烘烤，地是锅，天是锅盖，我们在锅里无力挣扎，只顾挥汗如雨。每天晚上，我爹都会分配第二天的农活，去某块儿地，干某种活，要带什么工具。让我对每个明天都很死心，一点美好的幻想都不会有。每次我都想建议一下，明明是一日之计在于晨的，为啥晚上就说的这么清楚，连做个好梦的机会都不给我。每次想到自己尴尬的分数，想到渺茫的未来，我什么都不说。默默听命。
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我认真照了一下镜子，从脖子往上又黑又红，双手的老茧已经很有规模。我已经从一个伤春悲秋的矫情高中生，蜕变为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民了。这，让我再也不敢凉拌了，我要去复读，一开学就走！其实我的家长们也早就知道我不是干活的料子，我爹一直担心我在农村会饿死，这样的又懒又瘦，干一毛钱的活，出一块钱的力。曾经有一次跟我爹去施肥，我爹前边刨坑，我负责在后边把化肥抓到坑里，再用土把化肥盖上。我爹已经在前边远远超越我，回头一看我蹲在地上吐了一堆没来及消化的午饭，只好把我送回家吃药，我被臭肥熏中毒了。就这样一个人，嫁到谁家也是个累赘，谁睁着眼往坑里跳！
所以我一说要去复读，我当了多年小学校长的大伯，一大早就坐早班车进县城，找他以前的学生，把我安排到县一高。一高，顾名思义，本县排名第一的学府，升学率最高，换个好学校，考中几率会高很多吧！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那时候我们全家都有让我去一高赌一把意思！自己的孩子，怎么着也不能让在农村饿死，我爹我妈这是怀着多么悲天悯人的心，在那样的条件下，又让我去复读了。我剪短了头发，拿出壮士断腕的豪情，收拾好高中三年的所有课本，打点行李，又约了个一起去一高复读的同学，走过让我爱恨交加、心情复杂的田野一起去一高报到了。
作者简介：张晓辉，社旗县兴隆镇罗庄村马庄人，妙龄大妈一枚，当年瘦小离家到大城市郑州谋生。热衷自主创业，匆忙半生，并无建树。白天忙生存，夜晚码文，感性和理性并存，一直认为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明天的苟且，但一定有诗和远方，一直坚信住什么房子不重要，和谁住一起更重要。坚持吃粗茶淡饭，过简约生活，写温暖走心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