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一部成本73万的中国电影《杂嘴子》，和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蓝》、罗伯特·奥特曼的《银色·性·男女》一道，入围第50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最终它获得「国会议长」金奖，时任评委会主席的彼得·威尔（《死亡诗社》《楚门的世界》）对它盛赞不已。
这部片的导演叫刘苗苗，那年她31岁，却已和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等并列同侪。
刘苗苗早慧，16岁就考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与陈凯歌、田壮壮、张军钊、彭小莲、吴子牛、李少红、胡玫等都是同班同学。
当时她不但是班里最小的，也是全校最小的学生（年纪最大的那个学生叫张艺谋，28岁，摄影系）。后来这批人陆续成名，形成中国电影史上着名的「北电78届」。
▲北电78级导演系，星光璀璨。第二排左一就是刘苗苗
「78届」的陈凯歌在1984年拍出「第五代」的开山之作《黄土地》。一年后，刘苗苗也执导了处女作《远洋轶事》，那是一部讲述船舶行业的影片。
▲《远洋轶事》，1985
1987年，刘苗苗又率领剧组在川藏高原拍摄了故事片《马蹄声碎》，采用独特的视角，细腻地展现了几个女兵在红军长征过程中追赶大部队的故事。
时代为她铺开堆满鲜花的路。
1993年在威尼斯获奖后，她更是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电影厂——宁夏电影制片厂的厂长，拍摄了故事片《家丑》，使当时负债40多万、规章设备都不齐全的宁夏厂，开始了故事片的生产，投入了运营当中。
▲《家丑》，1994，王志文、何冰等主演
这一切对于刘苗苗来说，顺风顺水。然而但或许是命运的捉弄，让本来前途一片大好的刘苗苗开始遭到了一系列的挫折。
1994年，她的身体先是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病症；之后亲人的相继去世又给她带来沉重打击，她患上了双向情感障碍，住进了医院。
疾病所带来的痛苦反复折磨着她，药物反应让她的双手颤抖不止，精神状态的不稳定也让她的创作变得断断续续。
，刘苗苗携新作《红花绿叶》重新出现在观众面前。
对于她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复出」，对艺术的野心，她不曾放弃过。
01
，刘苗苗萌生了「重回西海固」的想法。
宁夏作为她的第二故乡，西海固这个地方让她产生了一种和自己的父亲兄长以及少年时代紧密关联的感觉，因此成为了她情感的寄托；
又因为她在西海固拍了《杂嘴子》，这代表她在事业高峰时期的一个象征符号。
▲《杂嘴子》，1985
在这些想法的基础上，她想要回到西海固，重拾信心，疗愈内心。
通过导演朋友介绍，刘苗苗结识了宁夏着名作家石舒清，而当时的石舒清已经凭借短篇小说《清水里的刀子》成为了鲁迅文学奖的得主。
此后，刘苗苗便与石舒清开始了合作。他们曾经合作过石舒清的两部小说，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最终没能拍成，直到这一部最新的《红花绿叶》。
《红花绿叶》改编自石舒清的短篇小说《表弟》。
小说讲的是，有一个对爱情婚姻失去信心的一个青年人，意外地娶到了一个能干美丽的媳妇，他们能走下去吗？这打动了导演。
尤其是在有了之前两次合作的失败经历后，这次从一开始导演和编剧就确立了继续走塑造人物的路线——而这恰好也是导演所见长的部分。
好的现实主义题材影片的创作，塑造人物是最重要的。
人们所关注的现实议题也好，所呈现的情感困境也罢，还是矛盾事件的张力核心，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上。
只有把人物形象塑造得形象丰满起来，事件才能够立起来，才能够更为直接地引发观众的共鸣。
因此这部影片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是一部展现人物生存状态，刻画人物情感关系的生活流影片。
从小说到电影有不小的改动，首先整个影片的调性。
原小说《表弟》的故事可以说是比较苦情的，影片让它趋于温暖，甚至多了一些幽默，既没有甜的腻人，但是也并非凄凄苦苦。
刘苗苗当时决定把它发生的背景放在当下时代，就决定了它的调性，不是那么悲苦的。
原本对爱情失去信心的青年古柏，相亲时遇到了温柔美丽的阿西燕，他们各自有「隐秘」的往事，却猝不及防地走进了「包办」婚姻。
原本陌生与疏离的两颗心，因朝夕相处而被慢慢拉近。此时，他们各自隐藏的秘密却被揭开……
整部影片都没有出现太多强烈的戏剧冲突，而是将更多的笔墨着色于人物关系的刻画，以及人物情感的展现上，给人一种恬淡质朴的感觉。
刘苗苗导演从剧本阶段就和编剧石舒清确定了这样一种调性，希望这部电影尽可能地像生活本身，而并非是一波三折起承转合和这种戏剧性特别明显的影片。
这么做当然也是出于成本和演员的考量。
影片在有限的成本下，在短短27天内完成了拍摄。所有的演员都是此前从未接触过电影的非职业演员，需要避免情感表达充沛和需要展现张力的这类非职业演员无法完成的戏，而这么做刚好也贴合了影片所要呈现的气质。
更重要的是，这么做就不会让事件在电影里抢掉了人物的「风头」。
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从一开始的受到故事悬念的牵引，慢慢转化成将注意力聚焦于这对情侣之间的情感关系和内心塑造上。
正是因为意外的相遇，反而促成了一段彼此吸引的动人恋情，这才是影片所重点希望表达的，也就是：面对生活的苦难时，我们仍满怀希望心向美好。
片中有一句非常动人的台词：
「哪怕是一个残缺的麻雀，它的指望也是全美的。」
这句话或许是导演渴望透过影片所表达的她对于人生、对于情感、对于现实的领悟。
尤其是在经历了自己人生的磨难之后，对于这些问题已经变得更加通达与满足。
如何面对生活里的不完美，这是一种处世的哲学。
人生中的苦难与磨砺虽然不是我们可以决定和控制的，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尽可能改变，朝着美好踏实迈进。
整部影片正是以男主角古柏的视角，融入了他的大量旁白和独白，将他对于一个女子从吸引到赌气，从体贴到依恋的状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厚重苍凉的西海固土地上孕育出这样一段细腻动人的普通感情，在宏大的地域背景下又展现出一丝情感上的层次力度。
古柏和阿西燕的爱情，也就如同这西北黄土地上绽放着的红花与绿叶，互相扶持，属于彼此。
呈现美好而非批判苦难，正如文章中前面提到的那样，导演选择感叹来抒发自己内心对于真善美的追求，这也是一种力量。
茫茫人海，或许只有找到彼此才能够有勇气一直走下去。至于那些生活中不完美的琐碎片段，又有谁能说得清呢？
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在于，作为曾经「第五代」群体中女导演的中坚力量，李少红、胡玫、刘苗苗三位在今年都迎来了自己新作的公映，巧合的是，三位女导演也都是阔别大银幕多年。
刘苗苗的《红花绿叶》依然坚守在自己所擅长的情感关系议题上，用普世的传统价值来温柔包装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和感悟。
无论是商业片还是艺术片，三位导演都不约而同地透过新片向观众们传达了对于这个时代的回应。
片子去年在平遥影展首映，也在今年北影节上露面。对于这位蛰伏已久的前辈级导演，业内还是给了颇高的评价。田壮壮说：「大师之作。拍的真好，只怕能爱的人不多，大家对电影已经不认识了，只记得电影院。」
凭长片处女作就获得金马最佳影片的《八月》导演张大磊在平遥露天看的，「好久没有看过这样质朴单纯、古典深情，没有任何算计和耍聪明的学院派电影了，尤其在这个乱七八糟的年代里。」
古典、质朴，是多数人对它的评价。刘苗苗正是带着这些久违的气息，归来了。
02
我们谈到「第五代」时，我们总是会想到那些家国的、民族的、伤痛的宏大叙事和情感体验，但刘苗苗的作品里似乎并没有这些标签，更多地充满了独立的个体的情感表达。
对于这点，刘苗苗导演表示，一方面因为自己比其他导演年纪都要小。
▲大学时代的彭小莲与刘苗苗。彭小莲导演生前也看了这部成片，评价是：安静又不拖沓，很见功力
文革发生的年代正是那些班上的那些男同学们心智开始成熟，开始对整个社会产生认识的阶段，因而走出创伤后的他们所关注更多的自然就落在了对于现实的批判和反思上。然而自己当年由于年纪较小，历史的进程还不足以完全影响到她对于世界的认识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解上。
另一方面，可能也是自身作为女导演的原因，她所关心的更多的是一些和人的个体生命有关的维度。
我记得侯孝贤说过一句话，他说不要批评，批评是没用的，没有意义的。我很同意这句话。
去批评，就好像是我们要通过批评改变一个人一样，我觉得那个意义不大。
这个社会要变好，依赖于这个社会每个个体的自我修为。我觉得我们作为艺术家，有艺术家的身份。过多的批评是没有意义的。
因此，她选择了用感叹代替批判，表达情绪。
正如刘苗苗导演的性格一样，她对于如今世俗的许多评价标准，始终保持着很强的独立思考和警惕观念。
你如果说我新潮，那我也很不喜欢『与时俱进』这个词眼，如果是按照当代人的理解的话，它是短视的，急吼吼的一种状态。
但中文就是这样暧昧，或许在某些固定的语境下，这些词汇才会拥有精准的含义吧。
这种矛盾，或者说对于问题的深入思考能力，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刘苗苗对于很多事物的态度和看法。不轻易被标签化，同时又不惧怕被定义。尤其是在经历过人生的起落浮沉后，刘苗苗面对生活面对创作也变得更加从容淡然。
▲去年10月，刘苗苗（左四）和《红花绿叶》剧组在平遥
2002年，张艺谋的《英雄》引领了中国电影市场「大片」的热潮。之后，一部接一部高投资大场面的商业大片开始走向市场走向观众，而她所坚守的小成本文艺片创作道路，似乎也与同学们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方向。
之所以会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当然是受到了身体状况的影响，但更多的可能还是与导演的性格有关系。在她看来，这是个人的选择。
文学艺术史上很多的文学艺术家，恐怕有多半都选择了一种，很自然、自在、朴素的生活方式，这个和他们的创作也息息相关，这种生活方式也决定了他们作品的风格，和他的作品中传递出的生命态度和思想情感。我觉得都很正常。
但对于自己日后是否也会尝试走上商业道路这个问题，她直言已经不敢往太商业的方向尝试了。
「现在拍电影成本越来越高，市场压力越来越大，我还是老老实实的做点中低成本的片子，这样我在市场上压力不大，我还可以把风格做得独特一些，仍然保持作者电影的这种道路，挺好的。」
甚至在创作时面对「女性导演」、「少数民族导演」的这些身份时，她也没有太多的压力，也没太过多地考虑身份给她带来的「创作局限」。
我到今天这样是因为比较早地在电影学院受教育，而且是赶上了改革开放，中国电影人才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然后就趁着那个机会闯出来了，其实和我是不是回族没有关系。至于是否因为自己的这些性别、民族等身份就需要为相应的群体发声，我信奉九个字：
『有感而发，词达意足矣。』
活得通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