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华真正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良渚古城（下）

作者：老老王

让中华真正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良渚古城（下）

老老王

距今七千年前，也就是大约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时候，在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宁波-绍兴）上，出现了一个名为【河姆渡文化】，在我国南方最先进入农业革命的新石器时代人类遗迹。因为它第一次发现于浙江宁波余姚的河姆渡镇，故而如此得名。

这是上古中国南方“百越”族群的始祖，也是当今东亚诸多民族的共同起源。

——南方稻作文明的火苗，就此被河姆渡人悄悄点燃。

在那个遥远的年代里，河姆渡先民们培育出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水稻，制作出了精美的陶器和骨器，尤其是河姆渡特色的黑陶，更是成为了河姆渡文化的标志性象征物。

此外，伴随着水稻农业的兴起，河姆渡先民们在宁绍平原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村庄。由于当地湖泽密布，洪涝频繁，所以河姆渡人的房屋，基本都是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先在地面上打许多木桩，然后在木桩上铺设木板，最后在木板上盖屋子。

河姆渡人的干栏式茅屋（高脚屋）

简单来说，基本上就相当于现代东南亚依然颇为流行的高脚屋。

既然宁绍平原气候潮湿、河湖众多，河姆渡先民们从定居种稻开始，就点亮了水运的科技树——在河姆渡遗址，出土了中国最古老的独木舟和船桨。而且，河姆渡先民们并不是仅仅在内陆的小河小湖上泛舟，还勇敢地驾船冲入大海，在舟山、岱山等浙东岛屿，建立了许多聚居地，并且制作了鱼叉和标枪，从海洋中获得宝贵的蛋白质补充。在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之中，考古学家甚至发现了鲸和鲨鱼的骨头，可见河姆渡先民有着明显的海洋文明属性。

舟山群岛上的河姆渡文化遗迹

与此同时，在遥远北方的黄土高原上，也孕育出了一丛名为【仰韶文化】的文明火苗——跟河姆渡的黑陶、高脚屋和稻作农业不同，西北的仰韶先民喜欢烧制彩陶，种植粟和黍，住的也是一半在地下挖出来的半地穴式房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窑洞的前身。

仰韶文化

嗯，不过虽然彼此之间有着这样的差异，但两者至少都养猪。

河姆渡黑陶上的猪

——黄土高原和江南水乡，粟米和水稻，窑洞和高脚屋，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未来纵贯整个中华历史的南北竞争，在远古文明火苗燃起的这一刻，就已经初显峥嵘！

河姆渡人的生活环境，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当然，七千年前的河姆渡古人，并不知道遥远的大西北，有一群人过着跟他们完全不同的生活。他们只知道自己祖祖辈辈面朝大海、背靠高山，每天挥汗如雨地种植水稻，或是扛着长矛进山狩猎野猪，也可以泛舟出海，捕捞鱼类、虾蟹和贝壳，享受一顿海鲜大餐。万一偶尔想要文艺一把，就煮上一杯热茶，望着远方的大海和夕阳，感慨一番世事的无常。

河姆渡人生活图

——没错，我国最早的饮茶文化，早在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考古学家从遗址里挖出了河姆渡人用过的茶釜和茶叶渣！不过，当时的河姆渡人还不会人工种植茶树，也没有这么做的必要，只是有针对性地采集一些野生植物叶片晒干保存，用于煮茶喝罢了。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正是河姆渡人朝夕相伴的大海，逐渐吞噬了曾经属于他们的家园。

在这段海退时期，中国和日本一度相连，可惜当时人类文明尚未萌芽。

——几乎就在河姆渡文化兴盛起来的时候，地球上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海侵”，也就是全球气候变暖，陆地冰川融合，导致海平面不断上升，给沿海居民带来了灭顶之灾。

当河姆渡文明兴起之后，却发生了海侵，宁绍平原整个儿成了海底。

在公元前4000年，也就是距今6000年前左右，这次海侵到达最高峰，江浙沿海的海岸线，一直往西后退到了今天的【无锡-苏州-嘉兴】一线，而东边的地方则变成了一片浅海。20世纪70年代，为了防备核战，我国曾在宁波、余姚、嘉兴、绍兴一带城区，开挖人防工程，发现在地表以下10～12米之间，普遍存在着一层海洋牡蛎贝类化石！

也就是说，在六千年前的时候，因为海水上涨的缘故，半个长江三角洲都被淹没了！

杭州湾北岸的长江三角洲，因为这场远古海侵而少掉了一半。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就更是“覆巢之下、无有完卵”——从地图上看就可以知道，位于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即使在现代经过多次围垦填海之后，总面积也只有四千八百平方公里，在古代的面积还要更小，估计可能还不到两千平方公里，基本上就是夹在山与海之间的一条狭长滨海平原。

由此可见，河姆渡先民们拥有的地盘，真的是挺狭窄，连个转移挪腾的空间都没有。

结果，随着海侵的加剧，滔滔海水一直冲到了四明山的脚下，从绍兴到宁波，整个宁绍平原完全被淹没，变成了暗礁、滩涂和盐沼。

——而这片土地肥沃的滨海平原，恰恰正是河姆渡先民的家园！

于是，遭受灭顶之灾，丧失了家园的河姆渡先民，不得不四散逃亡。

其中一部分人选择往高处跑，爬上了南方的四明山，重新建立起了村寨。但山区难以开垦水稻田，而当时的河姆渡人，又没有培育出水稻以外的其它旱地庄稼，导致他们几乎倒退回了渔猎部落状态，文明水平自然也是一落千丈，最终逐渐变成了后来的东越、山越。

浙江四明山，这样险峻的地形，显然不容易开辟水稻田。

不过，这些上了山的河姆渡遗民，虽然日子混得不太好，但【续命大法】却是炼得炉火纯青。根据现代考古发现，浙东四明山上的河姆渡遗民生活废墟里，各种人类居住活动的痕迹，居然从河姆渡时代一直绵延不断地持续到了宋朝！在废墟的上层，还出土不少唐宋瓷器。一直要到南宋覆灭之后，这里才因为蒙元南侵的战乱，而被烧杀一空，从此渺无人迹。

另一部分勇敢的河姆渡先民，则选择了迎难而上，登上小舟拿起船桨，到大海的另一边去寻找新家园！就这样，他们一批接一批地渡过了杭州湾，来到了北方的长江三角洲。

渡海寻找新家园

虽然当时的长江三角洲，也在这一轮“海侵”浩劫之中损失了不少土地，但相比于整个儿被淹没到了海底的宁绍平原，还是残留了相当广袤的一大片水网平原，适宜水稻种植。

遗憾的是，当河姆渡人北上迁移的同时，这片地方已经有人住着了——基本上就跟河姆渡文化差不多同期，太湖南岸也兴起了一个名为马家滨文化的人类聚居地。他们从河姆渡文化学到了水稻的种植，又从北方学会了玉石的雕琢，文明程度并不比河姆渡人落后多少。

上古洪荒时代，各个先民部落总是不停地互相打打杀杀。

然后，就跟未来不打不相识的炎黄部落一样，河姆渡人与马家滨人之间，也展开了一场史料未曾记载的漫长混战，间或夹杂着通婚、贸易等等其它交流。双方经过一番不甚友好的博弈之后，最终还是只能选择和平相处，逐渐将前者的黑陶文化与后者的玉器文化融合为一体，于是在上海西部的青浦区崧泽村，诞生了良渚文明的前身——【崧泽文化】。

上图为上海崧泽文化博物馆，下图为崧泽文化模型

在今天，青浦区是上海直辖市最远离海岸的地方。而在距今五千八百年前，这里却是长江三角洲的最东端海岸，以及位于海岸线之外的一连串沙洲群岛，到处都是芦苇荡和沼泽地，以及数不清的小河沟与小池塘。从杭州湾南岸陆续渡海登陆的百越先民们，就在这里盖起高脚屋，开垦稻田，纺织麻布，捕捞鱼虾和蚌贝，烧制陶器，偶尔把玩一下从北方和西边流传过来的玉石，过起了如同司马迁在《史记》里描述的那种“饭稻鱼羹”的生活。

虽然上海西边这片沿海沼泽地的食物来源还算充沛，但自然环境实在恶劣，一旦海潮倒灌，或者天降暴雨，再来个台风什么的，那日子可就没法过了。而沼泽地的环境，也容易滋生蚊蝇和疫病，再加上人口繁衍，以及后续移民的陆续抵达，这片地方渐渐就不够住了。

——跟海啸这样短时间内造成巨大破坏的天灾不同，发生在远古时代的海侵事件，就跟现代的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一样，总体而言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

因此，由于失去土地而从宁绍平原渡海北上的百越先民，也是一批一批过来的，大致可以类比为欧洲移民陆续移民美国的过程。于是，上海的崧泽文化，也不得不开始扩张，逐渐向内陆挺进，一边“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一边跟土著原住民打来打去。

——或许是出于对海水淹没故乡的恐惧，这些百越先民们在进入内陆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通常都喜欢在浙西的各处山丘上生活，以躲避洪水和海潮的侵害。然而，由于他们的唯一粮食作物就是水稻，因此又无法完全脱离低洼多水的环境，搬迁到深山之中。

这样一来，先民们只能在长江三角洲的各处丘陵间迁徙游荡，在山丘的顶端居住，在海拔较高的平缓河谷里耕田，然后一旦山洪爆发，就又得搬家，如此过着“游耕”的生活。

与此同时，海侵的巅峰时期渐渐结束，海水停止上涨，重新下降，进入“海退”阶段。曾经被海水淹没的广袤平原，再一次逐渐露出水面。百越先民也开始慢慢走下山丘，走出芦苇荡，向着山麓和平原发展。而百越先民的历史，也从崧泽文化走向了良渚文明。

（崧泽文化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崧泽本身的废弃，在良渚古国之中，崧泽依然是一个重要的边缘聚居地。大致可以类比为日后中国的王朝更替。）

——大约公元前3300年左右，在河姆渡文化和崧泽文化的基础上，以水稻、黑陶和玉器为特征的良渚文明开始萌发。而日后的良渚古城，起初是良渚文明的宗教中心之一，后来渐渐成为了宗教圣地和神权中心，大致上类似于天主教的罗马，伊斯兰教的麦加。

从地图上看，良渚古城并不是位于良渚文明的版图中央，而是严重地偏斜于西南一角——良渚文明的核心腹地，是天目山以北的环太湖流域。而良渚古城却位于天目山以南。

相对于良渚文明的分布版图，良渚古城的位置明显偏向西南

虽然良渚古城可以通过纵横交错的内河水网，与环绕太湖分布的良渚文明繁华区域保持联系，但终究还是不太方便——那么，良渚古国为什么要在这里筑城定都？或者说，良渚古城为什么能够在竞争之中压倒其它的良渚文明聚居地，成为这个文明的最高权力中心？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貌似不太合理的情况，其背后自然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前面已经说过，就像全球绝大多数的人类古文明一样，良渚文明也是一个非常迷信，流行巫术的文明。而良渚文明的巫术和宗教信仰，又跟他们的玉石崇拜联系在了一起。

以五千年前的交通条件和社会发展程度，我国的上古先民们，还很难进行长距离的远程陆上贸易。因此，良渚文明进行宗教仪式所需的玉石，主要产于太湖西南岸的天目山区里。

海滨危险，玉石产自天目山，所以都城也要往天目山靠近

在这种情况下，越靠近玉石原产地，显然就在这场信仰竞争之中越为有利。

但是，直接把宗教中心放在深山中的玉石矿坑，在天目山上修建神庙，以当时的社会条件，也是不太可行的。光是粮食供应就很难解决，而且香客和信徒们又该如何来朝圣呢？

自古以来，很少有人把香火旺盛的宗教圣地，建设在交通不便、人迹罕至的地方。现在看似远离海岸线的耶路撒冷和麦加，在过去都曾经是人来人往、旅人云集的贸易枢纽。就算是自诩为“返璞归真”、“心灵净土”、“最后的香格里拉”的藏传佛教，两大活佛依然驻跸于日喀则和拉萨，定居在青藏高原上环境条件最好的雅鲁藏布江谷地。而不是隐居到阿里（孔繁森殉职的地方）这种穷乡僻壤和可可西里那样的无人区。

西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

所以，无论再怎么崇拜山里的玉石，良渚文明的宗教中心也不能放在天目山的深山老林里，而只能在玉石和粮食两大资源之间进行折中，在天目山外围的山麓之间兴建神庙。

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良渚古城坐落在远离太湖的天目山南麓，而不是面对着太湖的天目山北麓，或者说今天湖州市所在的位置呢？

明显是天目山的北麓，更加靠近太湖周边的粮食主产区和人口稠密带啊！

在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类似的例子——为什么中国古代最强盛的汉唐时代，要定都于相对狭窄的关中之地，而不是把京城建立在当时最为繁华的中原腹地？

原因很简单：汉唐两朝之所以定都关中这个“四塞之地”，是出于军事和防御的考虑。

同理，就整体而言，作为良渚文明核心版图的整个长江三角洲，到处地势低洼，水网密布，几乎无险可守。但是，由于天目山的存在，使得在长江三角洲的最南端，也就是今天良渚古城所在的余杭区一带，形成了一个很小的半独立地形单位。

在今天，海岸线已经往东推移了很多，所以这片土地的封闭性还不明显。但在良渚古国诞生的五千年前，上一轮大规模海侵才只是刚刚结束，如今的杭州市区基本还在水底下，而诗情画意的西湖，则是涛声阵阵的一汪海湾，潮水能够一路涌进今天的西溪湿地。

繁华精美的杭州城，当时还在海水底下。

目前杭州的八个区之中，那会儿能够露出海面的，基本只有萧山区的南部丘陵地带，以及良渚古城所在的余杭区西部而已。当时杭州湾的海岸线，距离天目山最东端其实很近。

如此一来，良渚古城所在的长江三角洲最南端这一小片土地，就被大海与天目山，跟北面的杭嘉湖平原主体分割了开来，只有天目山与大海之间一条很窄的沿海通道，还有穿过天目山的几条山谷河流，可以让它跟三角洲主体保持联系——如果把环太湖流域比喻为良渚文明的“中原”，那么良渚古城所在的天目山南麓地区，就相当于是良渚文明的“关中”。

（当然，鉴于良渚文明的体量有限，这个“中原”和“关中”都是迷你版的。）

在良渚时代，由于海岸线更靠西，所以良渚古城所在的平原，变成了长江三角洲最南端的一个“小口袋”，在群山和大海的拱卫下，有着天然的战略优势。

这样一来，相对于整个良渚文明而言，良渚古城就像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一样，拥有了进可攻、退可守的绝佳战略地位。一方面，当形势不利的时候，良渚古城可以凭着天目山和大海，只需把守几个关隘，就能抵挡住来自北方太湖流域的敌人。另一方面，当形势有利的时候，又能杀出天目山，北伐太湖，甚至走海路玩两栖登陆，从上海包抄敌人的后路！

上古文明部落的统一和扩张，都离不开血与火的考验。

就这样，通过一系列史书上未曾记载的战争和外交活动，天目山南麓这座良渚古城的统治者，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到公元前2900年左右，基本征服了整个良渚文明，完成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统一。在年代上估计稍晚于古埃及王国的统一（上埃及征服下埃及）。

古代中东的士兵

然后，在良渚古城的统治者击败了杭嘉湖平原范围内的其余对手，能够调动整个良渚文明的人力物力资源之后，良渚古城就迎来了大兴土木的建设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