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一篇虚拟的对话。来源于“人口问题发言人”（简称“发言人”）平日里与朋友们的交谈，以及在网络上发言人与各色人等的交流记录，还有发言人与假设的提问者之间的会话。与发言人对话的所有对象统称为“对话者”。】
对话者：前面我们讨论了人口红利的问题，你的看法是，无论生育控制要不要放松，起码不能为了“人口红利”而增加人口。但是，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通过多些新人口来中和一下人口结构，不好吗？
发言人：关于人口红利问题，我使用了一个很刺耳的词。为了保住人口红利而主张放开二胎，我说是一个“无耻的理由”。单纯从劳动人口的数量上看，20-59岁年龄组人口为8.39亿，而且还有0-19岁年龄组3.23亿的后备军，说句极端的话，即使一个不生，一个民族要是有一点起码的自信的话，3亿劳动力什么样的人间奇迹创造不出来呀？！关于人口红利问题要补充的一点是：无论少生还是多生，人口红利都是注定要消失的。因为在一个科技进步的文明经济时代，人口红利必然要让位于制度红利、创新红利，简单说就是要依靠“人”的红利，而不是“人口”的红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说，贪恋人口红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思进取、没有出息的表现！
现在我们来谈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首先，老龄化是一个全球性的人口趋势。两个原因：一个是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一个是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降低。发达国家人口发展呈现出，随着财富增长和社会进步，人口自然增长率自发地降低的规律。从深层次看，这可能是由于经济社会文化形态的变化，引起人们的生活观念与生存哲学的改变，即现代人的自我意识更加强烈、更加注重自我的存在与展开、更注现世的享乐，而不愿意多生育，为抚育下一代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人类总是追求进步的，发达国家的人口发展路径就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发展的未来趋势，人口老龄化是迟早要遇到的。人口老龄化作为世界人口的趋势性现象，也是人口健康与人类成熟的表现。人类自身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历了稚嫩的婴儿期、生机勃勃的青年成长期和稳重的中年期，开始步入成熟的老年社会，这是必然的规律。
对话者：但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非常明显，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老龄化是不是来得太早？
发言人：这正是我要谈的关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由于我国国民整体的生活水平还很低，人们的生育行为主要受传统生育伦理的支配，人口增殖不存在自发的可以信赖的自我约束机制，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总人口增长将失去控制，越来越积重难返。事实上，现在的人口基数已经是积重难返。幸亏中央政府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经济体制开始破除计划体制的同时，对人口发展反而采取了强硬的计划体制，才有效控制了我国总人口的继续膨胀。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人口总和生育率逐步降低到人口更替水平以下，也就是说，我国通过采取主动的、预防性的，同时也是外在的、强制性的生育限制措施，也做到了发达国家那样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这就必然使得我国较其他发展中国家更早出现人口老龄化。
所以，的确是计划生育使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这一点无需否认。这个结果是推行计划生育可以预见的结果，我不认为提前到来是坏事。迟早要来，早来好过晚来。我把中国人口老龄化概括为“跨越式人口老龄化”，（程恩富把我国在人均收入较低条件下到达老龄化水平，同时劳动力仍然大量相对过剩的情况，概括为我国人口领域的“二元结构”。）就是在我国尚未成为发达国家、但在迈向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在必须实行计划生育的情况下，比发达国家较早出现人口结构老龄化现象。这是我们别无选择、必须接受并完全能够应付的结果。
对话者：你认为我国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发言人：最大的难题当然是养老负担。但光这样说，问题的指向还不明确。我国老龄化社会的难题，难就难在老龄人口的数量太过庞大。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年龄组人口为1.78亿，如果人口再生产维持1.8总和生育率，未来50年老龄人口数量持续上升，大约在2050年左右达到3.31亿高峰，接近半个欧洲人口，之后老龄人口数量会慢慢减少。
我国养老的社会总负担大，根子还在人口基数太大上。从这个角度看，继续实行计划生育，可以在未来总人口抵达某个峰值后，降低养老的社会总负担。相反，如果放开二胎，且不说新增人口要抚育，也是担负，问题是将来老龄人口数量降不下来，养老社会总负担始终是一个大问题。因此，我是绝对不赞成通过新增人口去缓解人口机构老龄化的，那只是人口结构上看起来好看，养老的问题反而更难了。
对话者：那你认为该怎样解决养老的问题呢？
发言者：相对于我国的财富水平，特别是制度保障来说，的确是不大容易解决的问题。但不是不可以应对，发达国家既有成熟的经验，也有成功的范例。照着做就是了。无非三个办法：
第一，提高生产力水平，增加财富储备。相比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我国创富水平可提高的空间至少有十倍。从经济上看，这是解决养老问题的根本途径。
第二，一定要认识到，养老是个社会问题，或者说养老一定要寻求社会化解决的途径，就是要建立完善的、覆盖全体国民的，也要公平、均匀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这是现代政府应该做的事，我国财政收入年年增长，这30年确实是“国富”了，还有那么多钱购买外债，不如用那些钱搞养老和国民教育。
没有一个国民可以仰赖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人“养儿防老”的动机就不可能消除。从一个社会来说，鼓噪“孝道”，眼睛盯着老百姓的“道德观察”，实际上掩盖了政府的不作为和不尽责。
第三，人类的健康水平已经允许将退休年龄适当延长，让过去年龄限的所谓老年人老有所为、自给自足，这个办法在效果上立竿见影。
对话者：老百姓始终担心老了谁来养，央视春晚，旭日阳刚一首《春天里》之所以打动人，无非是一句“老无所依”勾起了无数人的辛酸与未来的忧虑。独生子女政策对养老问题是个大的挑战，不是吗？
发言人：这的确反映了现实的问题。计划生育断了个人或家庭养老的后路，但同时社会化养老的机制还没完全准备好。但是，因此而试图多生孩子来解决养老的问题，在方向上还是错的。
就个人或家庭来说，即便在社会化养老保障体系还未健全的情况下，理智的做法也应该是，通过个人的勤勉与合理安排为将来养老做好充分的准备。一个人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如果连为将来储蓄的能力都不能够的话，我们怎么相信他有足够的能力抚育子女和善待后代呢？再者说来，中国过去几千年的生活表明，养儿防老不过一厢情愿而已。广大农村的老年人直到他们衰老到躺倒那天为止，一直都在操劳，过着老死赖活的日子。像曹雪芹说的，“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女谁见了”！养儿防老的社会只能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当中去：自己没能力终老，还要养儿防老；生养既已出自私利，能力上又力所不逮，何以求得儿女的回报？养儿防老多半晚景凄凉，也是合乎逻辑的结果。
而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不寻求养老的社会化解决途径，却只想通过多生人口来供养自己的老年，这完全是缺乏自信、无能的表现！因为这个民族活着的人民，不要说为下一代积累足够的财富、让后人更快、更高、更好的发展，连自己老有所养的储备能力都不具备！这个民族也是缺乏智慧的人民，他们没有信心、也没有能力，通过完善的社会契约办法，解决养老人口问题。养老的社会化途径，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也是社会化服务上的，例如养老院、养老互助、社区义工等等。
如果说，拿人口红利说事，要求放开生育限制，是一个无耻的理由，那么，借口人口老龄化，希望多生孩子养老，则完全是一个无能的借口！
“不要，再编织美丽的哀愁；不要，再寻找牵强的借口......”（齐秦《冬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