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公元前202年—前157年），汉高祖刘邦第四子，母薄姬。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在代地（约今山西北部、河北西北部一带）被立为代王。公元前179年继位，是为汉文帝。一、出乎意料幸继大统刘邦皇后吕雉利用外戚专权，在其死后，大臣们里应外合，迅速剿灭诸吕。此时有个最为首要的问题摆在大家面前，就是拥立谁为刘氏皇朝的继承人。当时有个名义上的小皇帝刘弘，这是吕雉霸持朝政期间所立的傀儡皇帝。刘弘是惠帝刘盈之子，但生母不详，或许是被吕雉刻意隐瞒了。大臣们以此为借口，说刘弘本不是惠帝亲生之子，是吕雉“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后”。刘弘既然被认为不是刘氏后人，所以就被拉下了皇位。比照历朝的先例，刘邦的兄弟、子孙都可以成为继承人。刘邦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三，当时他的两位兄长已经去世，四弟楚王刘交还健在。如果按照“兄终弟及”的传统，刘交也可以成为继承人。刘恒在即位之前，也曾推举过刘交，但是没有被众臣采纳。大臣们首先想到的是齐王刘襄，刘襄之父刘肥是刘邦的庶长子，刘襄便是刘邦的长孙了。齐王刘襄也是发动讨伐诸吕的召集者，是拨乱反正恢复汉室的功臣。但大家认为刘襄母亲家族驷氏“恶人也”，担心会重蹈吕氏外戚专权的覆辙，于是就排除了齐王刘襄。当时，刘邦的八个儿子中有两个还在世，一个是四子代王刘恒，另一个是七子淮南王刘长。大臣们经过讨论，认为刘恒年长，“仁孝宽厚”，母亲家族“薄氏谨良”；而认为刘长年少，“母家又恶”。于是大臣们以“立长故顺，以仁孝闻于天下，便”的理由，把汉朝的皇冠抛向了刘恒。二、入乎其微谨慎即位刘恒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权杖，暗自庆幸的同时，也颇为担忧。他不知道大臣们是真心实意地拥立他，还是背后有什么阴谋。当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派人到代地来迎接时，刘恒便和代国的大臣商量。有人认为，这帮开国老臣足智多谋，刚刚还喋血京师，背后一定有更大的阴谋。建议刘恒“称疾毋往，以观其变”。也有人认为，刘恒“贤圣仁孝，闻于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迎立大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希望刘恒不要疑心。大臣们截然相左的意见，使刘恒无法定夺。于是他便和母亲薄氏计议，母子俩商量后还是犹豫不定，不敢轻易做出决定。当人的困惑无人能解的时候，往往会求助上天的旨意。于是刘恒“卜之龟”，通过卦兆分析，自己当为天子。有了占得吉卦的底气，刘恒便派自己的小舅薄昭去见周勃，打探他们的意图。得知大臣们是真心想拥立他为皇帝时，刘恒才动身前往长安。由于当时小皇帝刘弘还在宫中，为了以防万一，刘恒没有直接进长安城，而是停留在长安东北的高陵（今陕西高陵县），并派人前往长安观察情况。进入长安城后，刘恒在自己的官邸接见众臣，通过几番辞让，他最后表态，你们既然都认为“莫宜寡人”，没有人比我更合适了，“寡人不敢辞”，于是便接受了皇位。刘恒在即位前夕，内心是矛盾重重的，他通过一系列的方法进行判断，步步为营。退可守，继续做代王；进可升，可以成天子。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极其谨小慎微的人。三、心忧天下宽以为民尧舜禹时代的帝王注重德政，一直被后世歌功颂德，历来被公推为理想的朝代。汉文帝刘恒可以说是在此三代以后，第一个符合这种标准的帝王。刘恒认为“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如果犯人触犯法律，让没有罪过的“父母妻子”一起连坐，甚至被没入官府为奴，这是极为不合理的。官吏以不正之法害民，那就是官吏带头为暴，这样粗暴的法律是不能禁暴的。于是“除收帑诸相坐律令”，废除了连坐之法。当时的法律较为严酷，有黥（刺面并着墨）、劓（割鼻）、刖（斩足）、宫（割势）等肉刑。刘恒认为，舜帝时期世道祥和，处罚犯人仅仅是“画衣冠异章服”，而现在“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这是自己“德薄而教不明”造成的。何况肉刑以后肢体、肌肤不能重生，犯人痛苦，也不符合仁德。于是废除了肉刑。刘恒认为“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农民辛勤劳作还要缴纳租税之赋，这样是把农民和商人一样对待了。应该鼓励农业生产，废除农田的租税。这对于当时的农业社会来说，是极有积极意义的，也充分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在外交和内政方面，刘恒也一向坚持仁政。南越王自立为帝，刘恒却让他的兄弟显贵，南越王于是取消帝号，向汉朝称臣。汉与匈奴相约和亲，匈奴背约入侵，刘恒只命令边塞戒备防守，不发兵深入匈奴境内，不给百姓带来劳苦。吴王刘濞谎称有病不朝见，刘恒就赐给他几杖，以表示关怀他年纪大，可以免去进京朝觐。张武等大臣接受贿赂被发觉，刘恒就用金钱赐给他们，使他们内心羞愧，而不交给官吏处理。刘恒就是这样，“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四、克己奉公严以律己 自从有了世袭制的传统，历代帝王都会在接班人的问题上早做打算。对大臣请求早立太子的建议，刘恒总是搁置不理。他认为天下百姓对他的统治还不够满意，早立太子是“重吾不德”，楚王、吴王、淮南王等宗室“多贤及有德义”，都是他考虑禅让的对象。当然，在大臣的“固请”之下，刘恒最终还是确立自己儿子刘启为太子，但在这个过程中，还是表现出了一些大公无私的精神。为了知晓自己的过失，以及做得不够的地方，刘恒发布诏书，要求大臣“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把他们知道的、见到的、想到的告诉他，来补正自己的疏漏。为了鼓励大家尽情发布意见，刘恒还废除了“诽谤妖言之罪”，允许百姓私下议论自己，充分做到开言纳谏，开张圣听。 刘恒对自己的生活不作过高的要求，甚至可以说是省吃俭用。即位二十多年，宫室、园林、狗马、服饰、车驾等什么都没有增加。太仆掌管的马匹，只需留下一些够用的，其余都交给驿站使用。刘恒曾打算建造一座“露台”，预算要达“中民十家之产”，他便舍不得而放弃了。刘恒平时穿的都是质地粗劣的衣服，对所宠爱的慎夫人，也要求“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此来表示俭朴，为天下人做出榜样。刘恒还规定，建造他的陵墓霸陵，一律用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修高大的坟，“欲为省，毋烦民”。到了生命的最后，刘恒以平常心对待，认为“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他在遗诏中规定：哭吊三日就除去丧服；不禁止娶妻、嫁女、祭祀、饮酒、吃肉；参加丧事的人都不要赤脚；丧服的麻带宽度不超过三寸，不陈列车驾和兵器，不动员民间男女到宫殿哭祭；宫中哭祭的人在早晚各哭十五声，行礼完毕就停止；不是早晚哭祭的时间，不准擅自哭泣；按丧服制度应服丧九个月的只服十五天，五个月的只服十四天，三十六天的只服七天；其他不在规定中的事宜，都参照办理。另外他还规定，后宫夫人以下直至少使，全都让他们回娘家。这些人性化的规定，是刘恒一以贯之遵循简朴风尚的体现。结尾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帝王，刘恒不可能像现代社会那样，去弘扬民主、自由等理念。他能在当时的历史时期，一方面注重德政，为民解忧，另一方面注重个人的修养，提倡勤俭节约，不啻为一个合格的“人民公仆”形象。他和儿子汉景帝所统治的时期，被称为“文景之治”，是历史上有名的和谐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