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伐山戎是在鲁庄公三十年（公元前664年），《春秋经·鲁庄公三十年》记载：“冬，公及齐侯遇于鲁济。齐人伐山戎。”《左传》传述为：“冬，遇于鲁济，谋伐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史记·齐太公世家》：“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史记·燕召公世家》：“（燕庄公）二十七年，山戎来侵我，齐桓救燕，遂北伐山戎而还。”《史记·匈奴列传》：“当是之时，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为诸侯。是后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齐，齐厘公与战于齐郊。其后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
《史记》中山戎为上古北方部族的一支，《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而当今学者则结合考古资料做出了更近一步的解释。有认为其是北方民族的泛称，有认为其是北方某一民族的异称，本文为叙事方便，仍然将其视为当时游牧于农耕文明东北方向的某一部族，而此时期的山戎应是北方部族中较为强大的一支。前引《史记·匈奴列传》：“是后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齐，齐厘公与战于齐郊。”《十二诸侯年表》记此事于齐釐公二十五年（公元前706年），可见山戎在春秋早期的确是北方部族中频繁活跃的一支大族，且与齐国早有战端。毫无疑问，是山戎的入侵，导致了齐桓公借此机会进行讨伐。
山戎病燕是在鲁庄公三十年，即齐桓公二十二年，此时齐国在管仲的治理下，国力已经大大提升。“至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故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者，利有所并也。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者，谷有所臧也。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即准平。守准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臧，臧繦千万；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臧，臧繦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种饟粮食，必取澹焉。故大贾畜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桓公遂用区区之齐合诸侯，显伯名。”
且齐有天然的鱼盐之利，在西周时太公又将为周立的九府圜法移植到齐国：“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太公退，又行之于齐。”使得本来基础不错的齐国，在管仲改革之下得以首先发展：“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齐桓公七年（公元前679年）会诸侯于鄄，《左传》称“始霸”。
齐桓公始霸只是齐国强大的一个标志，但此时的齐桓公似乎还并没有后世所称道的“文治武功”，但以齐国的国力，“文治武功”似乎是呼之欲出。再看看当时的历史环境，自周平王公元前770年东迁以来也有百年左右，周王室日渐衰微，已谈不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旧秩序已名存实亡，此时以维护旧秩序为名的变式便应运而生。春秋时期的霸道政治是一种，东晋门阀政治又何尝不是另一种？
然而此时毕竟尚处于春秋初期，齐桓公为五霸之首，在他之前没有范例可循，他只能小心翼翼地摸索自己称心的霸道。故齐桓公行事在春秋五霸中较合周礼，此次伐山戎便跑去征求鲁国的意见，意在寻求同盟。“冬，遇于鲁济，谋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而鲁国出于现实也出于礼法考虑，并没有出兵。但这并未妨碍齐桓公的北伐。前引《齐世家》“燕告急于齐”，既然战事焦急，齐桓公自然不会耽搁，久等并不具有实质意义的鲁军。
齐桓公伐山戎时，《史记》记载“至于孤竹而还。”《国语·齐语》载“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管子·小匡》讲“北至于孤竹、山戎、秽貉。”。当代研究者中，有人认为齐桓公伐山戎未达到辽西，也有人根据《管子》断定是曾到达辽东的。且不论齐桓公是否到达辽东，此次征讨，受损最大的无疑是孤竹及其同类——游牧化的子姓邦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