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文
董宝瑞先生在近作《对“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的确当解释》中曰：『《史记正义》确实有“河，黄河也。山，华山也。从华山及黄河以南为中国也”的注释，但对“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碣”这一句，经过一番惯用的逻辑推导最后得出：『秦岭一带的山脉由华山一带越过黄河，向东北经中条山、太行山，到达燕山，在昌黎碣石山一带至于渤海而尽。』
唐代人在注释《禹贡》大都主张古黄河在碣石入海，这无疑是正确的，张守节也不例外，但在古黄河的入海地点上却产生了错误。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在解释九河碣石时误认为“古黄河从平州入海”。
如《史记.夏本纪》“冀州”【史记正义】注释曰：“黄河自胜州东，直南至华阴，即东至怀州南，又东北至平州碣石入海也。东河之西，西河之东，南河之北，皆冀州也。”显然张守节把黄河的入海地点搞错了，人为地向东北斜拉了五百余里。这样今昌黎境就占了大便宜，平州的河（假想黄河）南之地也可以算“中国”了（但应属兖州之域）。平州一的部分勉强可算“东河之西”（实际在假象黄河西北）的地域可算在冀州之内了，所以董先生就“冀州、冀州”起来了。但是黄河若从天津南、黄骅东入海，你还“冀州”得起来吗？孤竹，四荒之一也。
现在的科技知识已证明【史记正义】关于黄河入海的前提是错误的。古黄河入海口最北不超过海河下游，不可能到河北昌黎入海。所以《史记正义》『“言中国山及川东北流行，若南山首在昆仑葱岭，东北行，连陇山至南山、华山，渡河东北尽碣石山。”』中的“碣石”是指平州碣石，其结论必然是错误的。
【史记正义】的解释也有自相矛盾之处。董先生不妨看看这一段：
《史记.夏本纪》：“播为九河……入于海。”【史记正义】释曰：“播，布也。河至冀州，分布为九河，下至沧州，更合同为一大河，名曰逆河，而夹右碣石入于渤海也。”
你看，逆河在沧州，夹右入海也在沧州，毋庸置疑，那被逆河所夹的“碣石”也就必然在沧州。
同是唐代人，同注一篇《史记．夏本纪》，司马贞的【索隐】与张守节的【正义】也有分歧之处。如，《史记．夏本纪》“夹右碣石入于海”，【正义】因为前面已注在沧州夹右，所以此处无注释。而【索隐】注云“……此云‘夹右碣石入于海，当非北平之碣石’。”这不，把北平碣石给否了。
《天官书·第五》云：“及秦并吞三晋、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国。中国于四海内则在东南，为阳”。按此“中国”概念去定义西汉之辽西郡，那里算不算“中国”地域？还是按马恂的“不必繁称博引，即《禹贡》之文思之，可晓然矣！”此处，请即《天官书》之文思之，可晓然矣！
【史记正义】误以为黄河至平州入海，才误以为平州河阳之地属“中国”，为阳。既然已经证明这一前提是错误的，那结论也必然是错误的。用错误的结论来做论据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即便是【史记正义】把“陇、蜀”引申成“若南山首在昆仑葱岭”，把昌黎的山尖尖们与帕米尔高原联系起来，又能帮助说明什么问题呢。
董宝瑞先生在《〈山海经〉与〈禹贡〉中的碣石》文中说：『《禹贡》把大禹治水的传说发展成一篇珍贵的古代地理记载，……它把全国分为九州，假托夏禹治水以后的政区制度，对黄河流域的山川、土壤、物产、贡赋、交通等记述较详；其“导山”部分根据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山脉分布特点，自南而北归纳为东西向延伸的四大山系，并分别列举各山系所包括的主要山岳名称』
既然董先生自己明明白白『其“导山”部分根据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山脉分布特点，自南而北归纳为东西向延伸的四大山系，并分别列举各山系所包括的主要山岳名称。』怎么“导山”中黄河下游的“碣石”，就偏偏蹦到五百里之外的滦河流域去了呢？如何自圆其说。
董先生还在《碣石山的神话与传说》中还津津有味地引用：『《汉书·沟洫志》记云：“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析底柱，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性。”』
既然大禹治水“导河”要“破碣石”，那说明“碣石”是洪流之“当路者”，需要“破碣石”及其周围的障碍而疏导河水，显然，河水必然从“碣石”旁边流过，“碣石”也必然在“河”的岸边，就说明“碣石”在黄河流域。显而易见：龙门、伊阙、砥柱、碣石，并非必须就是“十分高大的山”。
董先生对《禹贡》研究造诣很深，本来是自己心知肚明的事情，怎么一说到昌黎碣石，就装起糊涂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