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峻、祖约既是朝廷命官,又是各自所统流民之帅。
咸和二年,由历阳内史苏峻发起,联结镇西将军祖约以讨伐庾亮为名,起兵进攻建康。于次年攻破建康执掌朝政,庾亮则与江州刺史温峤推举征西大将军陶侃为盟主,建立讨伐军反抗苏峻,同时,三吴地区亦有义兵起兵。
公元329年,多灾多难的东晋王朝终于平复了“苏峻之祸”。然而,还没出十年,东晋便开始大规模北伐。按说,此时的东晋刚刚经历过两段不堪回首的兵乱,更是险些在这两场动荡中覆灭,理应休养生息富国强兵才对,那么,为何会突然变得如此激进,还要疯狂的挑动战火呢?
更让人想不通的是,主张北伐的大臣竟然是庾亮,这个犯过严重政治错误的家伙,为何从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摇身一变成了北伐总司令呢?因为,在这十年光景里,东晋的几大支柱纷纷离世,他们的死亡也带走了中兴的东晋王朝。
而对于庾亮来说,这无疑是天大的机遇,山里的老虎全都死了,终于,轮到自己这个猴儿当家做主了。
这里,我们且来看看庾亮是怎么耍小聪明上位的:
叛军被赶出建康城时,全城的叛军都在忙着逃跑,仓促间竟连小皇帝司马衍都忘了。义军杀入内城后,纷纷开始寻找司马衍的踪迹。据说,当时曹据将军第一个找到司马衍,并及时将小皇帝抱到了安全的地方。大臣们听说小皇帝已脱险,争着抢着来到船上叩见司马衍。
一群人跪在皇帝面前痛哭不止,不少人脑袋都磕破了。庾亮姗姗来迟,连忙挤开众人跪在前面不住地谢罪磕头,直磕得鲜血横流仍不罢休。司马衍并未怪罪舅舅,反而将其扶起来,与陶侃等人促膝长谈,并安慰大臣们:“事情已经结束了,朕现下非常安全,你们全都是大功臣。”
若说庾亮第一天的悔过是发自真心,那么,第二天他的做法未免有些做作了。
庾亮第二天一早便进了宫,为了装可怜,在头上脸上涂满了污泥,来到司马衍面前再次请罪。并且,还递交了一份奏章,大概意思是:“臣已闯下弥天大祸,没有脸面继续侍奉皇上,请皇帝开恩,允许臣搬到深山老林中悔悟。”
东晋成帝司马衍只好再次安抚舅舅:“这是天下的浩劫,不能怪罪于你。”
谁知,第三天庾亮又来了,还写了一份篇幅极长的检讨书,从上到下反省了一遍,希望外甥能放弃自己,不要继续让自己做官了。
司马衍此时已有些不耐烦,为了安抚舅舅,他只好再次下诏:“苏峻就算今年不作乱,明年也会造反。舅舅在这次战争中亲自披挂上阵,立下了不世之功,千万不要再说过去的失职。”得到外甥连续三次的宽恕,庾亮这才松了口气,他才知道成帝根本没怪罪自己。
虽说,他已获得外甥的原谅,但是,庾亮的戏还没演完。
一个月后,成帝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舅舅竟带着全家离开建康,连个招呼都没打,看去向貌似是要出海。”于是,司马衍连忙派大量人手前去追赶,还快马通知沿途的地方官围追堵截,终于,将庾亮请了回来。
庾亮的目的终于达成了,此前许多大臣都在朝中议论纷纷,说庾亮的坏话。经过了这件事,再也没人对他指指点点,甚至,有人在成帝面前请求给庾亮安排新工作:“庾亮同志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这样的好同志,还是给他找个岗位吧。”
至于让庾亮担任什么职务,大家都没了主意。此时,庾亮恰逢其时地提议:“不如把温峤同志调到中央工作吧。”起初大家还摸不着头脑,后来,一琢磨庾亮的提议倒也合情合理。
首先,庾亮犯错在先,让他继续在朝中做官不太合适,不如将其安排在地方任职,这样也好让他将功补过。可是,在东晋治下,荆州是陶侃的地盘,扬州则是王导的地盘,徐、兖二州的刺史又是王导的亲信,而偏僻的交、广两州向来是流放官员的地方,不适合让庾亮前往。
所以,唯有让温峤回到首都参政,江州才会成为“无主之地”,庾亮就能走马上任,成为江州刺史。
那么,庾亮的小心计能得逞吗?大家显然他低估了温峤的智商。
温峤心里明白,被调到中央,从表面上看是一种升迁,但是,自己在建康并无势力,孤掌难鸣。况且,温峤并没有王导的经营能力,无法驾驭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唯有江州可以让温峤自由自在地生存,所以,温峤不论如何都不同意调往中央。
朝廷经过仔细考量,最终,想出一个相对妥善的办法,那就是:让庾亮担任扬州、江西、宣城等地的都督,负责当地军事,兼任豫州刺史。这些地方本来属王导的辖区,但是,王导在苏峻之乱中毫无作为,实属有罪。
此外,王导的势力太强,朝廷刚好借此机会削弱王导的部分权力。
话说,在叛乱爆发前夕,建康的政治由王导、庾亮和卞壶主导。镇压了苏峻后朝廷论功行赏:卞壶去世,姑且不计;王导先是投靠苏峻,随后持观望态度,最后,参与平叛,已功过相抵;而庾亮则是切切实实的戴罪之身。
最终,经过多方位的考量,成帝定下的功劳排名如下:
陶侃以一己之力笼络义军,居功至伟;郗鉴始终驻守在京口,在关键时刻扭转了战局,功劳仅次于陶侃;温峤作为最早响应义军的大臣,所以,功劳排在第三位。
从格局来看,温峤吃了大亏,这也是他执意要回江州的主要原因。
温峤、庾亮、陶侃就这样互呈掎角之势,分治沿江三州。从地盘来看,陶侃最为强盛,但是,他的治地距离建康最远;庾亮的势力虽远逊于陶侃,但是,地理位置极其优越,倘若,庾亮进军建康,根本用不了一天的时间,况且,建康城中还有他表弟作为内应。
从表面上看,陶侃因地理位置的原因无法威胁到建康,庾亮对朝廷来说是最大的威胁。然而,此时朝中的实权被王导掌握,王导又可制衡庾亮。从这个角度来看,东晋的内部格局已达到平衡。在此之前,王导独揽政权或庾亮一人之下的局面彻底消失。
这里,我再来看一下温峤的离奇死亡:
叛乱平定后,东晋要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重建首都。因为,建康迫切需求物资,所以,温峤将随军的大部分物资都留在了首都,并率军驻扎在建康。直到建康恢复治安,百姓稍微安定,这才携军队回到武昌。据说,在温峤返回武昌的路上,还发生了一件怪事。
军队路过牛渚时,路边有一池塘,池水深不可测。当地的百姓告诉温峤,池塘中有怪物,千万不能窥视。温峤非常好奇,便来到水边观望,谁知竟一无所获。温峤命人准备犀牛角若干,在池水边点燃,让犀角燃烧的光亮穿透池水,果然,发现有许多“怪东西”。
只见水里的生物像人一样,有穿着红色衣装的,有坐着马车的。温峤感叹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算是涨了见识。谁知,当天晚上,温峤梦到一个怪人咆哮着对他说:“我们本来就是不同世界的人,阴阳两隔,从未有过交集,为什么你要用犀牛角照我们?”
由此典故,还引申出一个成语“燃犀温峤”,用来形容某人洞察力强。不知是不是触犯了忌讳,温峤回到江州后没多久便离奇病逝了,享年42岁。当地的老百姓听说刺史大人离世后,就像亲人去世一样难过,自发前往温峤的家中吊唁。
温峤死后没多久,陶侃也故去了,此时,朝中仅剩王导、庾亮二人。
当时,正赶上赵王石勒病故,所以,庾亮便有了光复中原的想法。于是,便如前文所说,东晋在庾亮的倡导下,开始紧锣密鼓地谋划北伐大计。
当庾亮将北伐的计划上奏成帝时,成帝却有些犹豫,便请群臣商议此事。难得可贵的是,王导这时竟然与庾亮站在了同一阵营,可惜,其他朝官纷纷认为东晋物质资源稀缺,不适合北伐,这件事就这样搁置下来。
虽说,东晋按兵不动,后赵却在石虎的带领下先发制人。石虎率军进攻邾城,当地守将向庾亮请求协助。庾亮错误的认为邾城城防稳固,后赵军短时间无可奈何,并没有及时派遣支援。同年九月,邾城沦陷,守将战死,庾亮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最终,庾亮向晋成帝请辞,自贬三级,成帝念在庾亮劳苦功高,不久后,想让他官复原职,庾亮拒不领受,同年王导过世。公元340年正月,庾亮病逝,享年五十二岁。
最后再总结一下:
苏峻乱后,京邑灰烬,民物凋残,众议咸谓起因于庾亮,庾亮不能自安,求出外镇自效。于是,庾亮以豫州刺史出镇芜湖,以帝舅之尊,遥控朝政,因而,居内辅政的王导不能相安。这也导致庾、王两大士族的矛盾增加,延续十余年之久。
我们从历史资料上来看,东晋其实并没有一个非常强盛的实力,这个国家之所以能够维持百年统治,则完全是靠着长江以及两淮的天险,再加上,荆襄这两处的战略要地。东晋的中兴,要归功于王导联络南、北方的士族,取得中原士子支持。
虽然,南北大族为东晋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但是,南北双方却经常发生内斗,致使东晋政权动荡不堪。并且,自王导、陶侃、庾亮等人过世后,至此,东晋风云人物并起的时代走向终结,东晋中兴正式落下帷幕。
此时的东晋已无权臣能够平衡南北士族之间的关系,这也间接导致后来桓温等人接踵而起,东晋兵祸频发,最终,逐渐走向了衰亡。
参考资料:
【《晋书》、《苏峻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