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小冰河期”的到来加剧了自然灾害,使全国各地的粮食都普遍欠收;而此时大明王朝的腐败也已经深入骨髓、积重难返了,在天灾与人祸的交相作用下,一场历史大悲剧就此上演。
明末大灾难
根据《明季北略》的记载,明朝末年各种奇特的灾害层出不穷。从万历四十五年起,明朝的经济中心江南地区开始发生了“鼠异”,老鼠们成千上万的聚集在一起渡江而南,成片地糟蹋稻苗;天启三年,应天府发生了大地震,常州、镇江、扬州等地都被波及;同年陕西地区的山村也出现了成群的大老鼠,它们肆意偷吃谷豆,一有人驱逐,就飞快逃走。有人抓到这种老鼠后,切开了它们的肚子,发现里面含有黍、粟、豆等粮食,几乎有三斤重,可见去为害之甚。当时全国各地都饱受自然灾害的折磨,江北地区干旱异常,江南地区则洪涝泛滥。然而,大明王朝的统治阶级此时还忙于内斗,他们刚经历完国本之争,又卷入东林党与阉党的互相倾轧之中。魏忠贤把持朝政后,不是忙着救灾救荒,而是在各地建立生祠、歌颂功德。崇祯皇帝登基时,全国性的灾荒已经酿成了。六年后,山西地区爆发了鼠疫,波及其他各省,造成大量的病患。十四年传入京师后,大街小巷尽是尸骨,更是惨不忍睹。《明季北略》说:“夏秋之交,疫疬大作,万民凋瘵,兼之凶荒相继,殡殓为艰,枯骸暴露,几遍郊野。”
在这种背景下,名医吴有性(字又可)开始了《温疫论》的写作,他要把自己的一个发现昭告于众——瘟疫是一种新型的病种,它与伤寒有着天壤之别。
吴又可在医学上的革新
吴又可是明末瘟疫灾难的见证人,他在《温疫论》的自叙中就说:“崇祯辛巳,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然而当时人并不知道瘟疫究竟是什么东西,常常将它与伤寒混为一谈,并且用医治伤寒的方法来应对,造成了许多无谓的损失。对此吴又可说:
“始发之际,时师误以为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或病家误听七日当之愈,不尔,十四日必瘳,因而失治。”
在当时,人们对瘟疫还缺乏认知,只是根据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来诊断,所以没有对症下药,导致“枉死者不可胜记”。
根据古中医理论的说法,人只要能够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制,起居有常,身体自然能够调节,得享天年,故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如果人不能顺应自然,而是逆了春风、夏暑、秋湿、冬寒四节之气,那么体内的阳气就不能正常运转,无法抵御外邪的侵犯,造成疾病。在张仲景看来,触冒了冬时的严寒而生病,才被称为“伤寒”。后人依循此论,认为患病者必然是作息不规律、或者衣食失调才犯了病。没有意识到,即使是健康的人,就算保持自己的正常生活规律,也难以逃脱疾病的侵袭,因为在伤寒之外还有着一种传染性的疾病,叫作瘟疫。
吴又可认为瘟疫不是因为逆了四时正气而产生的疾病,他说:“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这种“异气”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细菌、病毒等。逆四时之气所生的病,不是温病就伤寒,前者多发生在春夏秋,后者则发生在冬天,而瘟疫却四季常在,并不一定非得在冬天才发生。如果恪守《伤寒杂病论》的方法,那就是用治疗伤寒的手段来治瘟疫了,此所谓“守古法不合今病”。这么治下去,患者要么死于疾病本身,要么死于庸医之手,可不慎哉!
因此,吴又可要写作一本专门研究瘟疫的书,填补《伤寒杂病论》以后的空白,这本书就是《温疫论》。
吴有性(1582—1644),字又可
什么是瘟疫?
大部分疾病都是时气所感的,例如忽然降温会导致伤寒、持续高温又会造成中暑,这都在“天地之常气”的范畴之内。瘟疫则不同,它是感于“天地之疠气”而生的,这种疾病具有传染性,“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这便是瘟疫与伤寒、中暑的根本区别。
人感染上瘟疫后,疠气就从口鼻进入身体之中,但它并不寄宿在脏腑,也不粘附在经络,而是“舍于伏脊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处在表里之间的膜原,故而既不属于外科,也不属于内科,增加治疗的难度。吴又可认为患上瘟疫或者是由于自己体内变异,或者是被传染而来,但病种都是一样的。
《温疫论》认为人的口鼻是用来通乎天地之气,所以只要本气充满,疠气就不容易进来,因而居地需要通风开阔,体力也要不断增强。对于较弱的疠气来说,传染是分对象的,例如有三个人冒雾早行,空腹者死,饮酒者病,而饱食者无恙,这是后者本气充满的缘故。但如果是强烈的疠气,则传染起来就不分对象了。
一般感染上瘟疫后,先是憎寒而后发热,过了一段时间便只发热而不憎寒了。最初的两三天里,患者会昼夜发热,头疼身痛。这说明疠气藏在伏脊之前、肠胃之后,当它浮于外时便有目痛、鼻痛等,当它深入内后,又会有厌食、胃痛等症状。医生们不能误以为是伤寒,而采用黄桂枝等药物来治疗,想要使患者出汗,结果反而损耗其身体内的阳气,发热不仅没有退减,还伤及了胃气。因此,应服用吴又可开出的《达原饮》。
吴又可治疗瘟疫的方法
在《辨伤害时疫》中,吴又可说伤寒患者必有感冒之因,他们或是单衣露风、或是不慎落水、或是临风脱衣、或是当檐出浴,冒了风寒后,会使肌肤粟起、四肢拘急,才染上疾病。之后一般是畏风畏寒,发起高烧,脉络浮起数条,很容易辨别。如果脉紧而无寒,那便是伤寒;反之,脉缓而有汗,就是伤风。瘟疫则不同,即使你穿得很厚,也从未顶冒风寒,只要平时饥渴劳碌、焦思气郁,防疫力便会下降,使得疠气能够趁虚而入。患者会忽然觉得很冷,之后又发烧,但不再畏寒,即使身体发汗,病症也不见好转,而且一天重过一天。
吴又可认为伤寒与瘟疫在传染性和潜伏期上存在区别,“伤寒不传染于人,时疫传染于人。伤寒之邪,自毫窍而入,时疫之邪,自口鼻入。伤寒感而即发,时疫感久而后发。”伤寒来得会很猛烈,之后逐渐好转,时疫则来得较为轻缓,然后再日渐加重。
从原理上来看,伤寒的邪气会穿过人的身体,“始终有进而无退”,所以只要能让患者发汗,导引邪气流出身体,便可实现汗解;瘟疫的疠气则会滞留在体内,根深蒂固,因此需要用药物来击溃它,然后再导引其出去。简单的来说,伤寒就像平缓的清流,只要善于挖沟引渠,便可将其导出体外;瘟疫则像夹带泥沙的浊流,如果不事先将沙土去除,则水就无法被引导出去。
因此,在治疗瘟疫时,吴又可反对像伤寒那样先用发散之剂,强求发汗,这样只会损耗体内的阳气,徒劳无益而已。他在《达原饮》中讲述自己的治疗方法:首先要用三种药品(槟榔、浓朴、草果仁)来协力作用,进入疠气潜伏的地方,将其驱逐出膜原、使其溃败,这个过程就叫“达原”。在疠气被驱出表里之间后,必然上浮或下沉,游散于诸经,所以要用药物来促使其升泄,实现汗解。如果无法出汗,则说明疠气还盘踞在膜原,此时万不可再用药来促使其出汗。而是要继续回到“达原”的过程,务必使疠气溃散后才促其出汗,这种治疗顺序不可颠倒。
具体的药方要看疠气的种类以及患者的情况而定,因此《温疫论》中列举了诸多病例、开了许多药物的名字,在此不详叙。
如何防止瘟疫的感染与传播
在《温疫论》的论述里,我们已经发了现如今依然通用的许多防止瘟疫的手段。
例如,《温疫论》中说倘若本气充满,疠气就不易传进来。所以只要人的免疫力强,能够正常的通风呼吸,保持空气流通,就不易感染上疾病;又如吴又可指出疠气是从口鼻进入人体的,不像伤寒那样从毫窍进来,所以相对更容易防范,只要带好口罩、护目镜等,不与重患者接触就不易受感染。
此外,保持温饱、放宽心态、注意清洁都有益于防止瘟疫的侵袭。根据《温疫论》的断定,瘟疫并不是逆四时正气才生的病,而是遭受外界疠气才引发的,所以远离人群,尽量不出门,不与人接触,从源头上切断疠气的传染源显得至关重要。在瘟疫盛行的时候,务必要做好隔离工作,从源头上遏制住传播的势头。
对于个人来说,如果身体发热,也可以根据症状来自我判定,看它究竟是伤寒还是瘟疫。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在于,伤寒在用发散之剂后会逐渐减轻,而瘟疫只会日益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