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阳,隶属于山西省晋中市,位于山西省东部,枕恒岳,络太行,居潇河中上游。巢肥运河是公元前6楚庄王即位后,任用鄙人出身的孙叔敖为令尹,因晋楚争霸战争以及北上会盟“问鼎中原”的需要,而开凿的荆汉运河和巢肥运河应当是见于《史记》、《水经注》等书记载的中国最早的运河,荆江运河把发源于荆山流入长江的沮水,与发源于郢都附近流入汉水的扬水连接起来。巢肥运河把淮河的支流肥水,与流入巢湖,经濡须水入长江的施水连接起来。由此可见寿阳与巢肥运河远隔千里,二者没有任何关系。综合考虑,此处应该是“寿春”,又名“寿县”。
寿春(今安徽寿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绵延,史不绝书。军事地位之重,显而易见。因为当时南北分疆往往以淮河为界,六朝偏安江东,除了以长江为天堑外,还必须以淮南为外藩。所谓“淮者,江之蔽也,弃淮不守,是为唇亡齿寒”(注:《宋史·王德传》,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而守淮重镇当首推寿春。
寿春北滨长淮,八公山、紫金山、硖石山等沿淮列布,形成一道天然屏障,有效地抵挡着北面来敌。更重要的是、颍二水从北而来,分别在它的东、西两侧注入淮河;肥水又从南而来经其西北入淮。三河入淮处称为口、颍口和肥口。六朝时期,北方的鸿沟水利系统尚未破坏,肥水南经合肥可通巢湖。这样,若从中原南下,便可沿莨荡渠折入、颍二水抵淮,再由淮河出肥水、巢湖和濡须水直达长江;或由寿春登岸,直指合肥和历阳。因此,就军事地理而言,寿春可谓北扼颍,南通肥巢,“外有江湖之阻,内保淮肥之固”(注:《晋书·伏滔传》。)。其次,寿春西南有芍陂水利工程。《水经·肥水注》:“(芍)陂周围二十里,在寿春县南八十里,言楚相孙叔敖所造…………陂有五门,吐纳川流,西北为香门陂。”芍陂是我国古代淮河流域最大的水利工程,它的开凿为当地的农业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魏晋南北朝各代都在这里绥集流散,广开屯田,积聚军粮,作为守淮的经济基础。由于以上原因,寿春进可以北伐中原,退可以固守淮南,可谓建康之肩髀,淮西之本源。与别的军镇相比,地位格外重要。三国魏于此置扬州,东晋南朝则为豫州治所。
为了确保寿春的战略地位,六朝政权在其周围设置了峡石、下蔡、马头三个军事要塞。硖石山在寿春西北,夹淮而峙。当时在山上筑东西峡石城,临淮守险。一旦硖石被克,寿春也就岌岌可危。如三国魏末,诸葛诞据寿春反,司马昭遂进军峡石以逼降。梁太清二年(公元548 年),侯景也是从涡阳(今安徽蒙城)走硖石,渡淮破寿春据之,进而直趋建康的。
下蔡城位于西峡石山东北的淮河河曲,三面环水,西南倚山,其险可想而知。东晋曾以此为北伐据点。升平三年(公元359年), 豫州刺史谢万受命北征,即屯军下蔡,溯涡、颍二水而上。南齐时,北魏屡屡南侵,为加强战备,齐将垣崇祖将下蔡戍内迁至淮河南岸。梁代又在东峡石山上建新城。从此,两座下蔡城隔淮相峙,分别成为六朝后期南北政权的边塞要地。
由于寿春对屏蔽建康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而每当发生南北战争时,江东政权都要不遗余力地保卫此城。最著名的当数淝水之战。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前秦大举伐晋,前锋抵达颍口,不久, 便渡过淮河,攻陷寿春。东晋前锋都督谢玄急遣北府名将刘牢之率精兵强渡洛涧,大败秦军于淝水,又乘胜追击至寿春西北的青冈,终于夺回寿春,保住了淮南。
宋明帝泰始三年(公元467年)失淮西和淮北地后, 寿春的边关地位更加突出。萧道成曾云:“贼之所冲,必在寿春。”(注:《南齐书·垣崇祖传》,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齐东昏以后,由于边将叛降,寿春或属南朝,或属北朝,处于拉锯状态,战事更加频繁。永元二年(公元500年),齐豫州刺史裴叔业以寿春降魏,魏即于此置扬州。梁天监十三年(公元5)和陈太建五年(公元573年),为阻止北魏和北齐军队南下,两次堰淮水、肥水灌寿春,淮河上游两岸数百里内都成泽国,战争给寿春人民带来了极大苦难。
寿春是六朝时期临淮守险的军事重镇,其作用都是为了御北敌,保淮甸,以为长江之外藩。六朝前期,三镇坚固,淮南无虞,建康得以安枕。六朝后期,尤其当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实力加强,遂频频南侵,边衅屡开。史言其时“胡马蹈籍淮肥,而常自战其地,梯冲之害,鼓掠所亡,建元以来,未之前有”(注:《南齐书·魏虏传》。)。至梁末,三镇相继陷落,江东政权的北疆也就内缩至长江,最后终于逃脱不了覆亡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