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历史激活
给这本书起书名，有很多波折，最终是用了书中一篇文章的标题《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有一次朋友聚会，大家酒足饭饱之后突然有点像行酒令一样，各自说觉得哪个朝代是最好的，可以评比一下。有人说唐代最好，有人说先秦最好，有人认为魏晋南北朝最好……后来我的结论让大家非常意外，我说明末最好。明末腐烂透顶，但明末也是思想相对解放的时代，出了我心目中最大的英雄之一王阳明。
我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发现，以前对历史的一些判断似乎过度单一了，比如老是注重皇帝的一些言行，或者注重上层的宫廷斗争，或者现在比较流行的是注重宫闱的内斗，如很多人特别爱看《甄嬛传》，看里面的宫女打来打去，勾心斗角。历史有很多不同的面向，不同的层次，体现历史中非常细微的状态。比如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一个清朝官员到底有多累》，就讲了历史的一些细微之处。我们现在一出门就打车坐地铁，到达目的地非常方便。清朝官员每天非常辛苦，可能三四点就要起来上朝，因为皇帝上朝的时间也非常早。但是由官员住的地方到他上朝的地点，可能要经过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坐着马车慢慢走，而且清晨尤其是冬天非常寒冷。所以他们走的这个过程是非常辛苦的事情。看到一些官员在日记里面写，上朝的过程中往往是最佳读书时间。我们有的时候上午工作两个小时就不错了。清朝官员却三点多就起床，四点赶到宫里，五点上朝，所以很多书都是在车里看的，像类似的细节非常有意思。还比如，古代官员在上朝的时候，皇帝赐个宴会是无比光荣的。我们想象可能是大鱼大肉满汉全席，其实有时候非常简陋。上朝之后自己铺个毯子，然后在前面给弄个小火锅，也就是一个白肉火锅，里面有点肉，有点菜，然后发给你两个馒头。还有的食品，叫馓子，满族的食品，用面食做的，有的馓子都很不新鲜，放了很多天，你吃完之后觉得很不舒服。赴皇宴的一个好处是，吃不了可以打包带走。当然打包带走也不是什么好吃的，剩下的一些羊肉什么的，羊肉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吃，做的也非常粗糙。
像类似的细节我们可以从官员的日记里面看到。日常生活史，或者叫文化史，里面表现出非常有趣的细节，实际上会填补我们对历史的一些认识。但是这些东西都不太适合用学术的方式来表现，可能更适合用随笔。用比较随意的方式来表现出日常生活的细节和过程，这也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方面。在写随笔的时候，我特别注意使自己的思路摆脱学术的限制，把它放到一个非常平实、非常日常生活的细节里缓缓展现历史的丰富画面，这也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所考虑的。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来看待历史，历史学应该向何处去，是把历史做成一个非常专门的、非常固定的、非常狭隘的一种研究呢？还是要把它放在更广阔的视野里去反省，通过反省历史、反思历史来跟现实进行对话？我觉得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以前有影射史学，好像史学就是专门为政治服务的。我想这样的一个史学，把历史的丰富度完全狭隘化了，恐怕大家也都不爱看。这样的历史，在“文革”时期非常多。但是现在也出现另外一种现象，就是把历史放在一个非常专门化的视野里去研究，我觉得这恐怕也是闭门造车，也是我所不喜欢的。怎么样把历史激活，通过反思历史来看待我们的现实，或者从历史中得到一些经验，这一直是我在思考的问题。
让历史跟现实对接或者对话，这在学术文章里是很难表达出来的。学术文章都有规范，前面做了什么，我自己要做什么，后面再怎么收尾，列了一大堆参考书，在一个知识的本身脉络里面，做这样的学问当然意义非常大。但是这类学问受众很少，如何把它变成一种面对大众的学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美国现在出现了一种叫公众史学的流派，主张史学在面对公众的过程中，要注意激发公众对它的兴趣，同时又使史学变成一个能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给我们以启迪和启发的资源和媒介。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没有想好怎么解决，但是有一种解决的办法，就是鼓励更多的历史学家来写一些通俗的文章，比如用随笔的形式来展现一些历史的多样内涵。当然现在通俗的东西非常多，我也想跟大家讨论，什么样的通俗作品是大家最喜欢最欣赏的，同时它也是最具启发性的。写好通俗的文章实际上并不容易，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展示历史的趣味性，沉迷历史的细节，往往就难以洞察到历史背后较深层的意义。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一个多元的、更多样的状态下来反思历史，使历史变成我们观察当下、体验我们自身世界的一种方式。
生活在清朝比较郁闷
给这本书起书名，有很多波折，最终是用了书中一篇文章的标题《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有一次朋友聚会，大家酒足饭饱之后突然有点像行酒令一样，各自说觉得哪个朝代是最好的，可以评比一下。有人说唐代最好，有人说先秦最好，有人认为魏晋南北朝最好……后来我的结论让大家非常意外，我说明末最好。明末腐烂透顶，但明末也是思想相对自由解放的时代，出了我心目中最大的英雄之一王阳明。那个时代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可以自由结社、自由讲会，自由地发表见解。
所以，每个时代各有它的弱点，也各有它的长处，主要是我们从哪个角度去看，对你来说其中什么是最重要的。现在网上有所谓“明遗”和“清粉”，大家互相吵到底清代好还是明代好。我不加入这个战团，但是我的书里面有几篇文章写到了，相对于明末，清代在文字狱方面，在人的思想控制方面，要远远比明代严酷。
书里面有几篇文章特别谈到清代糟蹋人、折磨人的一些技术，这些技术以后被反复地使用，被延续了下来。这里随便讲一个治理人心的技术，即清代的思想改造运动，最有名的就是曾静案。曾静这个人本来很反叛，投书封疆大吏岳钟琪鼓动造反，被抓起来送到雍正皇帝那儿，很多人说这个人大逆不道，应立即凌迟处死。但是雍正皇帝说不，杀死他很容易，但是让他真心归顺我朝太难了。于是雍正写了很多的谕旨，让曾静在狱里阅读、写学习体会。一开始曾静不服，因为他觉得雍正是篡位的，而且干了很多坏事。雍正也不反驳他，就一条一条地把自己怎么样来治理国家的谕旨经常发给他看。大约经过一段时间，曾静彻底服了。最后雍正命人做成一本书叫《大义觉迷录》，里面有皇帝谕旨，有曾静的悔过书、思想汇报。此书广泛发行，每个书院或者地方学校必须都要收藏，要求全国人民阅读。雍正皇帝派了两支宣传队，一支奔湖南，一支奔西北。湖南是曾静的老家，由他作为这个队的成员之一，跑到那儿宣传雍正怎么样来感化他，到处演讲，据说效果非常好。
其实清朝对人的控制的形式和计策是远远高于明朝的。明朝有一个比较残酷的刑罚叫廷杖，就是扒下你的裤子，把屁股打烂，血肉横飞。但是清朝已经不直接打你，是从心灵的角度去摧残你，使你最后变成自愿地去效忠，也就是练就一种思想自宫的本领。它是让我感到很不舒服，也觉得很郁闷的一个朝代。当然清朝有很多功绩，比如它的多民族一体的治理政策真正实现了“大一统”，它对疆域的控制，可以说超越以往，也为现代中国的版图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我这些文章所要描述的是，在一个郁闷的朝代中，我们作为一个人活着的尊严，是怎么样被一种高超严密的治理技术所扼杀而一点点丧失的。
一个朝代让人郁闷还是不郁闷，不完全在于它是否有绝世的武功和政治业绩，或者它的疆域有多么广大。人本身作为个体如何活得更有尊严仍应该成为我们评价一个朝代的重要指标。
现在小清新、正能量太多了，而洞察周边“灰暗”的能力，可能反而会使我们的眼睛变得更加明亮
历史有很多不同的面向，不同的层次，如何觉察人情世故中非常细微的状态，也应该成为历史研究关注的主题。比如书里有一篇《做一个清朝官员到底有多累》谈的就是官员处理政务之外的一些细节。咱们现在一出门就打车、坐地铁，但是清朝官员每天活得非常累，可能三四点就要起来上朝，路上要走一两个小时，坐着马车慢慢走，有时冬天的清晨非常寒冷。我们看到很多官员在日记里面写，坐车太无聊，上朝路上可能就是最好的读书时间，也就是在车里这两个小时。类似的细节非常有意思。还有，官员在上朝的时候，如果吃饭，我们想象可能是大鱼大肉满汉全席，其实有时候皇帝赐宴非常简陋——官员要自己铺个毯子，给你弄个小火锅，里面有点肉，有点菜，然后发给你几个馒头，有的馒头还不新鲜，里面长了虫。类似的细节我们可以从官员的日记里面看到，我们叫日常生活史，或者广义地叫文化史，其中所体现出的非常有趣的细节，会修正我们对历史的一些认知习惯。但是这些东西都不太适合用学术的方式来表现，可能更适合用随笔。
以前我们有影射史学，专门为政治服务；但是现在也出现另外一种极端现象，就是把历史放在一个非常专业化的狭隘视野里去研究，这恐怕也是闭门造车，也是我所不喜欢的。所以我们怎么样把历史的材料激活，通过反思历史来看待我们的现实或者得到一些经验，使它面对大众，一直是我在思考的问题。有一种办法，就是鼓励更多的历史学家来写一些通俗的东西。
当然现在通俗的东西非常多，但也流露出一种非常单调的感觉，只是展示历史表层的趣味性，或者沉迷于对猎奇式细节的偏好，而那些超越经验层面，具有历史观高度的理解，往往在通俗的作品中很难表现出来。所以在这方面我也想做一些探索，可能大家会觉得这本书并不太好读，肯定比当年明月要难读得多，或者比《万历十五年》要难读。
还有一个想法，什么是比较好的随笔？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小清新太多。小清新的写法基本给大家一种放松感，不时抖出某种小幽默，显得很小资，很温馨，用现在很不靠谱的说法叫“正能量”。如果用这个标准衡量，我这本书里可能包涵很多负能量，也许会给大家“添堵”。当然，“负能量”应该是打引号的，过去有句话叫“忠言逆耳”，我想里面的话未必中听，但未必不是另一种正能量。现在中国上空的空气并不清新，雾霾重重，你老是搞小清新，这不是有遮盖雾霾的嫌疑吗？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喜欢这种灰暗的色调，但是如果通过阅读来提高我们反思的能力，由此得到一些启发还是必要的。所谓灰暗，并不是说看完这个东西变得颓废或者消沉，其实恰恰相反，可能会使我们的眼睛变得更加明亮。
问答
提问：许多人讲历史，是讲自己需要的历史，而不是真实的历史。有本书说清朝的农民是全球最富裕的农民。您刚才说到清代的思想控制，这可能是对文人，但是对老百姓来说，他们的感受是不是有所不同？
杨念群：从后现代的角度讲，历史都是主观选择的结果，每个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照时代需要选取历史中的某些材料来为自己说话，这是任何历史学家都难以避免的。但这里面也需要做一些鉴定——你是出于什么样的需要？比如有一种是非常意识形态的党派的需要，政治利益的需要，除此之外好像别无选择，这才是我们需要反思、需要批判的一种状态。
在任何朝代里，老百姓有生活得好的，也有生活得不好的，什么样的状态活得更好，这点恐怕见仁见智。
提问：您怎么看待“微学术”？有些学者也通过微博、微信发布自己的一些观点。
杨念群：我不太同意你用“微学术”来定义“学术”，它不是学术，只是一种信息的筛选、传播。历史学注重证据，只有经过长期的积累，艰苦的封闭式研究，才能提炼出有价值的问题，一定要有非常充分的论据。搞历史学的人应该是非常孤独的，他不是完全拒绝网络平台，但是他必须耐得住寂寞，要长期的、十年、数十年的磨炼，才能做出一点点成就。我为什么拒绝开微信、微博，就是因为这个交流手段太迅捷，那些信息只是具备交流功能，还有的信息是误导，而很少有经过沉潜磨砺过的知识。也可能我对此有一点偏见，但我觉得这个界限还是要守下来的。当然我也要声明，我绝对不反对微信、微博和所有的网络媒体，我没有那么保守和狭隘。
提问：我高中的一个历史老师，一边骂着历史教材，一边让我们背。您认为我们的历史基础教育应该怎样？
杨念群：边骂边让你背，那是因为要应付高考，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觉得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历史教科书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解释框架都是一样的，很多现有的新的研究成果没有办法及时融入到教科书里面去。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过去我们迷信有所谓五种生产形态，从小就被灌输历史应该从原始社会经过资本主义社会，一直进化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样划分历史形态是很成问题的。比如中国虽然出现过奴隶，但是社会形态意义上的奴隶社会在中国根本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在中国历史上也很早就消失了。但这个现状我们也无力去改变，解决的办法是你可以多看教材之外的东西，现在有很多优秀著作可以阅读。
提问：如果“郁闷”可以理解为压抑的话，思想的压抑与思想的爆发之间有没有必然性的联系？如果爆发，会不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杨念群：压抑到一定程度必然要爆发。把这种爆发限制在一定渠道里面，同时又有利于社会本身的合理、完善，这需要有一种政治智慧。我认为清朝在设计舆论控制方式的时候采取了过度压抑的政策，没有给舆论渠道的疏导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做一个清朝官员有多累
著名学者杨联陞先生曾写过一篇短文《帝制中国的作息时间表》，他的看法是，作息有根本的重要性，一个人的工作和游憩时间的比率，是他在社会中所取所予的一个指数。杨先生发现，中国古代王朝越到后期官员享受的假日越少，如唐代到元代十天就有一次休假，到明清却完全取消了。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公务员处理的事务越来越烦剧，繁文缛节不断增加，二是皇帝权力高度集中，自己都忙得够呛，还能轻易放过手下的这些官员吗？
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是皇帝上朝时间之早令人惊讶，一般都在早上五点到六点，如果上朝时间延至七八点就被认为相当晚了。清代皇帝常在北京城外的颐和园视朝，许多官员为了准时到达，必须半夜起床。最近我读到曾在詹事府做事的官员恽毓鼎的日记，日记里对上朝时间之早的描述更加让人不可思议。如某次上朝要三点钟出门，因为道路泥泞，抵达东安门时天已黎明，光绪帝先到中和殿看祝版，所谓看祝版就是提前看一些官员写的文件，然后再召见官员。也就是说，从家里赶到上朝地点，中间可能要走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然后还要在朝房等候许久，如果遇到冬季雪天，道路泥泞，在车中颠沛不止，加之缺乏取暖设备，还容易染上寒气。怪不得恽毓鼎有一次见到光绪帝就感叹“天颜清减，深以为忧，竟无人敢以摄养之说为圣明告者”。言外之意，皇上脸色不好看都是让上朝过早给闹的，这声叹息颇似感同身受。如果是赶去颐和园上朝，就要起得更早。有一次给慈禧祝寿，恽毓鼎一点半钟起床，先到东宫门外詹事府帐篷歇息一阵，再向颐和园进发，此时的颐和园内灯火通明，光彩如昼，也验证了寿礼应是在黎明前后举行的。
在上朝和会客路途中由于时间充裕，官员可以在车中选读一些书籍，有时两天就可看完一本，可见在马车颠簸中阅读的时间不算短。
不过要想通过以上的描述断定清朝官员平日工作繁重累死不偿命你可就错了，因公劳累恐怕只是个假象，一个关键证明是早朝完毕后官员可各自回家不必坐班，睡上一大觉直到日落才醒也没人管，似乎远不及当今的打卡白领那般辛苦奔命。
就拿恽毓鼎的作息时间表来说，他的詹事府职务相当于史官，负责皇帝的起居注编纂，也就是记录皇帝的日常生活，也兼校一些官修史书，按理来说应该随侍皇帝近旁。但除皇帝举办例行仪式时起居注官应陪伴左右外，其余时间只偶尔光顾史馆，平常都是史馆派人把稿子送到家中交给他审阅，交还的日子好像也没有严格的规定。审稿范围包括《儒林》《文苑》这类官修史书的稿本，也包括审核校阅一些地方志。遇到上朝等公事，排班甚至可以自行协同商量，预先排定。如一八九八年年底詹事府规定有十二班，恽毓鼎自己选择四班上朝，其余班次即可免予参加。这四次上朝中，还有一次因起床过早，一点钟起来头晕呕吐，半路折回未去。到了一九○五年，对那些缺席早朝的官员好像也没有了处罚的规定，以致有时上朝陪侍的官员稀稀落落，让人感觉不成体统，在此之前，如起居注官有误班或缺席者，须告知御前大臣奏闻议处，所以每次遇到有不来上朝者，大家就会惴惴不安。
与上朝这类公事相比，恽毓鼎大量时间会花费在与科举同科或乡亲好友之间的团拜上，写一些私人应酬的书法也消耗大量精力。此外回复信函和闲逛琉璃厂淘旧版书也是重要的活动。其他一部分时间会用来悬壶行医。
表面上看，官员受公事牵扯精力并不像预想的那样多，但私事应酬确是如一张大网，常常罩得人喘不过气来。从日记上看，赶赴私人饭局几乎占去了恽毓鼎每天的大部分时间，几乎到了烦不胜烦的地步。恽毓鼎就自责说：“自去冬至今，会无谓之客，赴无谓之局，终日征逐，身心俱疲，求六时静坐看书而不可得，以致胸怀扰攘，往往夜不能寐。十余年所用心性工夫几全数放倒，若不亟自收拾，将为小人之归矣。”也就是说再这样消耗下去和小人没什么区别了，这可是相当严重的一个事情。有一次恽毓鼎络绎不绝地连续接待了十几位客人，搞得腿部疼痛不能举步，他不由自主地开骂起来，觉得自己“究竟无一正经之事，无一关系之言，费光阴，耗精神”，发出真冤苦的抱怨。
一九○六年二月二十日午前，恽毓鼎连续接待了五拨客人后就呕吐起来。于是发出了一阵感喟，说西人彼此见面时会就事论事，聚会后也不迎不送。宴会上谈论闲情私事，公事免谈。国人却恰恰相反，那些来访的人明明有想说的事，却先做无数浮泛的言辞加以铺垫，废去许多口舌后才进入正题。等到了该说之事，说起来又拉里拉杂，没完没了，听起来厌烦无比，其实几句话就能说清。如此下去，主人哪里会不困，哪里会不怕会客？
我们从一个清朝官员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里发现，处理公事的部分其实占很小的比例，大量的时间会消耗在私事应酬的漫长程式里，其中甘苦只有当事人自己才能感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