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月20日，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坐在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的礼堂里，台下是350名学生。当有人问到，你们是如何取得今天的成就时，巴菲特说道：
“成功与智商无关，关键在于理智。我一向将智商和天才看作汽车的马力，而最后输出功率的大小则取决于理智。许多人开着400马力的汽车却只发挥出100马力的功率。‘最佳状态’应该是：200 马力的车百分之百地发挥出200马力的功率。”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副董事长查理·芒格，曾这样评价巴菲特：“在我哈佛大学法学院那个班上有1 000 个人，我认识所有最顶尖的学生，但没有人能与巴菲特媲美。他的大脑就像一架超级理性、充满逻辑的机器，只要他一发声，你就能听见智慧在运转。”
理智是很多人经常会挂在嘴边的一个词，但投资者往往自认为非常理智的行动，在事后看来往往充满着荒谬和愚昧。人性的贪婪往往会带着“理智”面具，引诱投资者掉入万丈深渊。
如何才能够理智呢？巴菲特在《跳着踢踏舞去上班》一书中，就给了所有人很好的提示：良好的思维习惯能够强化人类的理智，从而避免贪婪的“腐蚀”。今天我们来总结一下巴菲特的思维模式，不管是投资，还是生活，相信你思考一下都会有所收获。
全局性思维
在做所有的投资决策之前，巴菲特倾向于先将整体市场的底层逻辑看清楚。
他说：“本质上，除了企业真正的利润，股票投资者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能从股票市场多赚一分钱。”只有投资者的回报来自于企业利润，股市这个才是使所有人能够获益的正和游戏，这正是股市存在的基础以及发展的根本动力。如果投资是在建立在市场的底层逻辑上，那么就相当于走在宽阔的大道上，而一旦投资者走惯了大道，就很容易屏蔽来自小道的诱惑。正确的市场逻辑是最坚实的“安全边际”。
当整个市场处于非理智状态，而投资者自身保持理智的时候，机会往往就到来了。巴菲特喜欢在市场整体估值水平很低的时候挖掘被低估的股票，因为这样会给与自己双重“安全边际”。巴菲特很重视市场估值水平的标准：股市总市值占GDP的比重。他认为，当股市总市值与GDP/GNP的比值在80%左右时，是进入股市的好机会。
历史性思维
不管是任何人，都难免受到“后视镜效应”的影响。我们在判断未来市场的走势时，我们总是会给赋予前面的情况太大的权重。如果现在的行情很好，我们就认为市场未来也会如此。
当市场处于大牛市时，巴菲特说：“大家早已变成俄国著名心理学家伊万·巴甫洛夫实验下的那条狗，只要听到纽约证券交易所早上九点半的钟响就知道有东西可以吃。”想要突破这种视野的限制，投资者必须要从历史经验中寻求帮助。
透过美国股市的历史，巴菲特挖掘出了对于投资者极为有价值的结论。通过对于美国股市总体回报率的深入研究，他发现股票其实是一种“特殊债券”。在扣除通货膨胀等因素，股票投资者的复合年回报率大概在7%左右。通过对于美国股市总体估值水平的研究，巴菲特发现了周期的现象。通过对于交易费用的研究，巴菲特发现投资者的回报中，有将近1/3被各类型的“帮手”拿走了。
通过分析投资者在汽车和飞机制造企业方面所获得的历史回报，巴菲特调侃道：“我在想，假设当初莱特兄弟的小鹰号第一次起飞时我也在现场的话，我很可能会极具远见地、充满公益心地（这点是为了未来的资本家）设法将它打下来。”这种独特的分析方法使得他坚决不进入科技行业。
数据化思维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一家子公司的负责人曾说，不要让巴菲特看到任何你不想让他看到的数字，因为他会记住的。在随便路过的一家时思糖果的门店时，巴菲特都能脱口说出其销售额，而巴菲特最喜欢的工作就是给保单定价。
数据化的思维方式，使得巴菲特能够轻易跨越投资品种的界限。不管投资股票、债券、外汇，甚至是收购公司，在他的思维里，都成了在未来获得的一系列现金流，根据对于这些现金流的折现就能轻易的算出，它们的价值是否被低估。
格兰托尔经纪公司（Gruntal & Co.）的马歇尔·温伯格在回忆一次与巴菲特在曼哈顿共进晚餐的情景时说：“他点了一个很特别的火腿芝士三明治。很多天之后，我们又一起出去吃饭。他提议说：‘我们还是去那家吧。’我说，‘可我们不久刚去过了啊。’他说，‘没错。所以为什么要冒险去另一家你不了解的餐馆呢？我们都知道自己想吃什么。’”
巴菲特对于数字和概率非常重视，但这种重视和那些执着于量化投资的人又有很大的不同。巴菲特在致股东的信中写道：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成功就取决于，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可以轻松跨过的一英尺障碍，而不是非要寻求跨越七英尺障碍的能力。”
可见，巴菲特寻找的都是那些通过简单的方法就能判断其概率的项目，如果没办法做到，他索性就放弃。量化模型则要复杂得多，而越复杂的东西越容易出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