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字内容上看，《书谱》采用六朝以来盛行的骈赋之体写作，为文渊雅深秀，恣肆宏美，且眼界宏远、思辨缜密，所论精辟入微，远过同时诸家所论，真正做到了“弘既往之风规，导将来之器识”(《书谱》句)，不仅为历代书论之翘楚与经典，于古代艺术理论中亦堪称杰构。可以说，系统的书法理论框架，自此才开始真正建立起来，《书谱》实为古代书法理论的奠基之作。但《书谱》行文讲究词藻、骈俪的同时，却不免有“腴词掩意”乃至“因词害义”之处，且在内容结构上不尽合理，芜蔓较多，不够明晰，此与《文赋》、《文心雕龙》等文学理论名著相比尤显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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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是相同或类似的论述出现在文中不同的位置，需要读者反复咀嚼才能将其联系在一起，但有时这种联系又易引起误解甚至歧义，因为这些论述都有其一定的语境，有上下文的逻辑关系，如果割断语义之间的联系而去独立理解某句话，是否契合孙过庭的原义又很值得商榷，如“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后世多将其作为临摹时应注意的手段，殊不知孙过庭在这里提出“察精”、“拟似”是建立在其“达其情性，形其哀乐”书法本体论观点基础上的，意思是说因作者性情的变化，而造成书法在风格上的微妙变化，需要鉴赏者、临仿者能够做到“察精”、“拟似”。清代包世臣就曾针对此问题，作《删定吴郡书谱序》，力删“浮言”达《书谱》30处之多，将原文从3700多字删到2300多字，篇幅超过1/3，虽有刻薄、狭陋之嫌，但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书谱》为文确实尚有圆融互通的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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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故，历代有不少著作都对《书谱》精义进行过阐发，从南宋姜夔《续书谱》、明代项穆《书法雅言》，到清代戈守智《汉溪书法通解》、冯武《书法正传》、朱履贞《书学捷要》、宋曹《书法约言》、梁巘《评书帖》、包世臣《艺舟双楫·论书》之《书谱辨误》、《自跋删拟书谱》、《答熙载九问》等，皆曾对《书谱》进行阐幽抉微，今人朱建新的《孙过庭〈书谱〉笺证》，广征博引，堪称研究《书谱》的集大成之作。本文即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试为梳理、阐述《书谱》奥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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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到底是什么?《书谱》首先从书法与汉字的关系入手进行解释。书法是以汉字为载体的书写艺术，二者关系紧密但又各有不同的功用，但古人经常混淆。《书谱》对此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它阐明文字的功用是记录语言，所谓“书契之作，适以纪言”，而书法不仅能“功宣礼乐”，还可“妙拟神仙”，具有欣赏和抒情的功用，这就是所谓“达其情性，形其哀乐”。书法艺术能够抒发性情，这符合艺术的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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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要达到这一层次，需要主体在艺术创作手段上，客体在审美效果上也应达到相应层次。对此孙过庭并没有语焉不详，而是明确了这一最高层次的归属，这就是《书谱》通篇都欲“取立指归”的“宗匠”——王羲之。文中先具体、形象地分析了王羲之的六篇书作:“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从而引出“涉乐方笑，言哀已叹”这一本体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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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谱》在这里借鉴了西晋陆机《文赋》“诗缘情”的诗歌理论:“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认为书法作品同诗歌艺术一样也是人的思想情感的流露，书风是人的精神的外化。这一观点极大地增强了书法艺术的生命力，因为“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书圣”虽然只有一个，但是后学者即使同在学习“书圣”的前提下，也可随着自己的性情，写出自己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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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谱》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书法的“表情”特性与中国古典诗歌、哲学联系起来，阐发为“岂知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此言被金学智先生称为“纲领性的主体论美学名言”，韩玉涛先生更是据此句将中国书法艺术从本质上定位为“一种写意的哲学艺术”。《书谱》可说是中国书论史上自觉揭示、阐发书法“抒情”特质的第一篇，也是《书谱》为何能在古代书论中脱颖而出，传诵千古成为经典的重要原因之一。
参考资料
《中国书法美学》
《中国书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