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形成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化。“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是魏晋南北朝时的两个著名的文人群体。
1.“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是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家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后来投奔曹操,地位发生了变化,才有了安定、富贵的生活。他们多视曹操为知己,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因此他们的诗与曹氏父子有许多共同之处。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中,又号“邺中七子”。
“建安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与“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一起,构成了建安作家的主力军。他们的诗赋创作各有个性,各有独特的风貌。孔融长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王粲诗、赋、散文,号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籍,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在诗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较刚劲有力,阮籍比较自然畅达。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应炀亦能诗、赋,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当然,他们的创作风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也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这种时代风格的具体内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2.“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是三国魏(240—249)七位名士的合称,成名年代较“建安七子”晚一些。包括: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七人常集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西北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其中,嵇康是“竹林七贤”中的精神领袖,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也就是什么规矩、传统这些都不要了,人活着就是潇洒、快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代表作《广陵散》;阮籍是唯一可以和嵇康比肩媲美的;山涛是著名的西晋名仕,将离选职时,欲召嵇康代之,嵇康致书与之绝交;阮咸是阮籍之侄,与阮籍并称为“大小阮”;王戎是历史上有名的“神童”,出人意料的是,这个“神童”长大后却变成了典型的吝啬鬼,变成了“算盘精”;刘伶宣扬老庄思想和纵酒放诞之情趣,对传统“礼法”表示蔑视,是“竹林七贤”中社会地位最低的一个;向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雅好读书,与嵇康、吕安等人相善,隐居不仕。
“建安七子”与“竹林七贤”这两个群体的形成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其共同之处为：一是他们有着爱好文学的共同兴趣，且在文学创作上都有很高的造诣。二是他们都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产物，而相“聚”的形式也大相径庭，都采取以文会友的形式。
其不同之处为：“建安七子”是为了共同的政治目标而聚到一起的，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人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后来投奔曹操，地位发生了变化，才有了安定、富贵的生活。他们多视曹操为知已，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
“竹林七贤则相反，他们是是为了避开政治旋涡，消极抵抗司马氏的“名教之治”才选择携手入竹林的，以喝酒清谈为乐，以逃避现实为趣，这实际是道家推崇的“出世”精神。“竹林七贤”与时政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总之，尽管“七贤”与“七子”同样生逢乱世，但是由于他们政治目标和处世态度不同，最终的结局也完全不同，后人对他们的评价也不尽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