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难念的经
文/刘庆邦
有人说，目前让人眼花缭乱的现实生活太丰富了，太复杂了，太精彩了，小说的写作已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已被日新月异、层出不穷的现代化故事抛到了后面。
有人甚至认为，现在不必费神巴力地去虚构什么小说，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千奇百怪的事情直接搬进小说里就行了，就可以叫好又叫座。
对这样的说法和看法，我不敢苟同。
文学的功能主要是审美的，有时并不需要太复杂，而是需要简单，越简单就越美。
小说主要表现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诗意，不需要过于离奇，越离奇越构不成小说。
更重要的是，小说是虚构、想象、创造之物，它是超越现实的，并不直接和现实对应。它建设的是心灵世界，而不是照搬现实世界。好比我们知道高粱里蕴含的有酒，但再好的高粱都不能直接等于酒，都不能当酒喝。高粱变酒的过程是历经磨练的过程，它至少要经过碾压、掩埋、发酵、蒸煮、提炼、窖藏等多道难关，最终才能变成酒。
还有人说，现在的文艺作品出现了同质化现象，一些作品与另一些作品似曾相识，基本上是重复的。欣赏者没有了新鲜感，变得有些厌倦。
的确，我们的现实生活是有雷同的地方，时间、时代、空气、环境、生活方式、交流工具，包括使用的语言和说话的口气，都大体相似。文艺作品的同质化固然与这些几乎相同的外部物质条件有关，也与电视、网络、微信等大众传媒带来的信息共享有关，与文艺作品对人的影响和塑造有关。人们模仿到处泛滥的娱乐化文艺作品，等于塑造了人的行为。
迎合潮流的文艺作品对塑造过的人的行为模式再行复制，就形成了同质化的循环。
其实在人的精神和灵魂层面，绝不会出现雷同的情况。
如同每个人与每个人都不一样，脸孔、手纹、天性等不一样，人的灵魂更是千差万别，在全世界恐怕都找不到两个灵魂完全相同的人。
我们的写作只要在精神层面做文章，只要写出了一个人独特的灵魂，就与别人的写作区别开了，就只能是打上自己心灵烙印的“这一个”。
托尔斯泰在他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妮娜》里一开头就说，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他是从家庭的角度说的，说的也是家庭中人的命运。同样的道理，幸福的人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我们中国人的说法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这个说法跟托尔斯泰所说的意思几乎是一样的，都强调了人的困境，强调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困境。首先是，家家都要念经，每家都有很多本经。
其次是，在很多本经中，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这个经，我们可以理解为日子，念经就是过日子。日子日复一日，比树叶还稠，我们是必须过的，不想过也得过。在众多的日子当中，必定有一段或多段难过的日子，忧伤的日子，甚至是痛不欲生的日子。这样的日子，无疑就是难念的经。
作家的写作，通常关注的不是幸福的经，好念的经。
因为这样的经是相似的，写了也没多大意义，亦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
有悲悯情怀的作家所关注的往往是痛苦的经，难念的经。只有知苦而进，知难而进，贴心贴肺地写出难念的经，才具有文学即人学方面的意义，才有可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古今中外的好小说，写的都是作家深切的生命体验，都是作家心灵深处最难念的经。
刘庆邦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当过农民、矿工和记者。现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北京市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届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红煤》《遍地月光》《黑白男女》等九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黄花绣》等六十余部。曾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北京市政府奖、《北京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等奖项；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首届林斤澜杰出短篇小说作家奖。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多篇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德、意大利、西班牙、越南等外国文字，出版有六部外文作品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