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名哲学史家、复旦大学哲学系原系主任黄颂杰因病医治无效，于3月9日4点53分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逝世，享年82岁。
黄颂杰先生生于1938年11月19日，上海市人，1965年复旦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1965年至1968年任复旦大学哲学系教师，1968年至1975年在西北大学从事国际问题研究，1975年起任复旦大学哲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先后担任复旦大学哲学系副主任、主任（1986-1995）。曾任《复旦学报》（社科版）原主编。此外，黄颂杰还曾担任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上海市哲学学会理事、全国高校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
黄颂杰先生长期从事西方哲学教学与科研，在西方哲学史领域取得巨大成就，主要成果有论着《欧洲哲学史讲话》《西方哲学史》《萨特其人及其人学》《当代西方学术思潮》《西方哲学多维透视》《古希腊哲学》等，译着《弗洛姆着作精选》《新哲学词典》《二十世纪欧洲大陆哲学经典文本》《哈佛教学用书哲学译丛》等。
黄颂杰先生还曾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辞海》、《哲学大辞典》等大型辞书编着撰写和修改定稿工作，任《哲学大辞典》常务编委、《外国哲学辞典》副主编、《辞海》和《大辞海》外国哲学分科主编。
本期公众号特推送黄颂杰先生《哲学：走向真善美的统一》一文，以资悼念。
哲学：走向真善美的统一
哲学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寻根究底的学问，它探究宇宙万物的源、根，追求能解释一切事物的终极真理，形成了哲学上特有的所谓本体论问题。哲学家们又致力于探究人自身的认识能力，追求知识的基础、根据，追求确定性，形成所谓的认识论问题。在本体论、认识论问题的探讨中，哲学家们又往往发展出一套伦理的、道德的、政治的、社会的观念来，尤其着力于探求人在宇宙、社会中的位置，寻求做人处事之道，即所谓“安身立命”之道，因而人生论亦成为哲学研究的论题和内容。哲学家们在对这类问题的探讨中，又把人的心理功能区分为知（理智和理性）、情（情感）、意（意志）三个部分，相应地形成了真、善、美三个范畴的科学、美学、伦理学三个知识领域。哲学家们以追求永恒的最高的真、善、美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和最终目标。在历史上，哲学有过辉煌的业绩。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变迁发展都与哲学这根精神支柱相关。哲学在诸多文化成份中常常占据核心地位，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许多哲学家把自己的哲学自诩为“科学的科学”、“第一科学”、“科学之王”等等，或者自认为是其它文化成分的“基础”、“根基”。
但是，随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各门学科知识日新月异，社会物质财富急剧增长，哲学越来越显得不相适应，它早已失去“科学之王”的地位，也丧失了作为文化的基础或根基的地位。在西方，科学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与哲学的落后形成鲜明的对照。本世纪初以来，许多西方哲学家以不同的方式谈论哲学的“终结”、“危机”，力图为哲学的发展寻求新的出路。在当代中国，经济的热潮与哲学的冷落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崇尚急功近利的人们把哲学视为无用之物，潜心于自身事业和专业的人们往往对哲学敬而远之。中国哲学家们也在为哲学的出路和发展苦苦思索。哲学发展之路成了当代中西方哲学家们共同的热门话题之一。
而无论西方哲学还是中国哲学，在寻求自身发展的努力之中都有力图使哲学面向社会生活，使哲学发挥实际作用的倾向，也都有使哲学与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相结合的倾向。打破脱离实际的封闭的哲学思想体系，使哲学面向现实，切合实际，这种情况在中西哲学史上可以说是屡见不鲜，尤其是在社会历史转折时期。问题在于，哲学家们能否把握时代、社会发展的方向、规律，能否正确理解哲学与实际相结合的真实意义。就西方哲学而言，20世纪在哲学舞台上充当过主角的分析哲学从本世纪中叶开始转向日常语言分析。日常语言是与人的行为连结在一起的，这种转向表明哲学家们试图改变分析哲学与社会实践相隔离的学究气。然而，所谓日常语言的分析只是停留在社会的表面现象上，丝毫未触及西方社会的要害和实质性问题，因而这种哲学仍然还是停留在大学的讲坛上和学术机构的围墙内。
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戈特洛布·弗雷格
德国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
数理逻辑和分析哲学的奠基人
与此相对的存在主义在本世纪中叶把现象学的理论和方法发展成为一种人生哲学。它认为，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虽然给西方人带来了丰裕的物质生活，但同时又使人沉溺于对物质的追求和享受，人堕落到物的水平，忘记了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实质上人己经沉沦、异化、人性失落、扭曲了，人失去本真的存在。它提出追问存在的意义，寻求人与存在的统一，就是为了使西方人从这种精神的困境、危机之中解脱出来，获得拯救，取得真正的自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存在主义确实触及了西方社会的许多弊病，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就此而言，它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较之分析哲学要胜过一筹。然而，它对西方社会弊病的分析只是立足于人性立足于人的意识活动，未能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本身所固有的矛盾中深挖其根源，因而也未能从根本上触动资本主义社会。表面看来，存在主义面向社会实践，实际上它未能把握时代、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脉膊，因而在理论上它并没有给人生的自由提供正确的途径，在实践上以失败而告终。
就中国哲学而言，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哲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事实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从而为哲学的发展开拓了路子。就近而言，七十年代末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就是哲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出色范例。这场哲学论争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为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提供了理论根据和思想基础。但是，我们在实施哲学与社会结合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多缺陷和不足。例如，把哲学过份地政治化倾向，甚至把哲学简单地理解为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工具，以致在民众的心目中搞哲学就是搞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又如，把哲学命题生搬硬套到具体问题具体事务上，企图以哲学命题取代具体学科知识，哲学似乎成了解决矛盾的万能钥匙，等等。
1978年《光明日报》刊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一般地说，哲学与社会实践的结合大抵包括两方面：一是哲学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制度进行论证，辩明其合理或不合理，二是根据各种社会制度的要求确定价值标准和观念体系，从而为社会成员确定行为活动的准则。这两方面又是紧密连结在一起的，因为只有辩明一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现实性和非现实性，才能据此确定价值标准和观念体系。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制度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决不可能是永恒的万能的。因此，论证辩护一种制度既不是单纯的颂扬，也不是简单的否定。哲学结合具体学科知识为经济等各种社会制度辩护论证必须判明其合理与不合理、现实与非现实、利与弊、正面与负面等等，进而揭示真善美与伪恶丑，并为人们的行为方式确立价值标准和观念体系。哲学最终是要从人类生存实践中寻求真善美的统一。
其实，人类生存实践活动说到底就是要寻求真善美的统一。人类要生存发展，就必须取得对外部世界及其自身的认识，求知求真才能取得生存权。人之为人必定结为社会，有社会就必须确定区分善恶的标准和行为规范，否则社会将动荡不定乃至崩溃。人之为人又必定追求美的享受，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求真求善求美是人类生存实践活动中不可分割的方面，随着文明的进步，这种追求愈加明朗。中西哲学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和内涵，但对真善美的追求是共有的，只有途径、方式、思路和判别的标准各有特色。西方哲学家从古希腊时代起就把追寻最高的真善美作为哲学的终极目标，并形成为西方哲学的传统。但是，哲学家们错误地把真善美看作永恒不变的终极实体，宇宙万物的最终原因，以为只要达到这一目标，便可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生存实践中的一切问题。尽管二千年来西方哲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这一终极目标却始终未能达到，因为这种终极实体只是哲学家们的形而上的设想。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哲学家开始怀疑、批判和抨击西方哲学的这一传统问题、目标和思路，到本世纪更成为一种思潮，大多数哲学家都具有这种反传统的倾向，但他们或走向主观主义、相对主义，或最后自己又回到了传统轨道上。
对真善美的追求是哲学的对象和目标。但是，首先，真善美不是彼此分裂的实体，对真善美三者不仅要看到它们各自的特点和区别，更应注意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统一。第二，真善美及其内在联系和统一，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对真善美的追求决不意味着要找到一个体现真善美的永恒不变的最高实体，因为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前进过程。正象绝对寓于相对之中、一般寓于个别之中一样，所谓最高的真善美正是体现在具体的历史的真善美之中。第三，对真善美的追求不能脱离当时代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因为具体的真善美都来源于人类社会实践，同时又必须回到人类社会实践之中。这种“来”与“回”都必须通过人类自身的心灵活动。因此，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必须投身于时代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中，通过具体的科学知识，把从中提炼到的真善美的养料渗透到社会成员的心灵之中，凝结为社会成员的内在的素养和能量，表现为人们观察问题、分析情况、作出解答时的一种立场、观点、方法，或者一种思路、途径、态度，一种分析思考的视角和思维能力。社会成员的这种内在素质和能量的高低优劣对于社会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发展至关重要。任何一种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演进都离不开哲学这一精神杠杆。人类的前途和社会的前程是美好的，哲学发展的前景也是十分宽广的。
来源：本文选自黄颂杰《哲学：走向真善美的统一》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1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
本期编辑：振 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