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期刊发表题为《可持续发展必须考虑全球性流行病风险》（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ust Account for Pandemic Risk）的文章，从环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协同、权衡和杠杆效率以及减缓新型传染病风险等3个方面对可持续发展需要考虑全球性流行病风险的观点进行阐述。
联合国（UN）启动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应对持续不断的危机，即人类压力导致的前所未有的环境退化、气候变化、社会不平等以及其他负面后果。这一危机主要源于人口快速增长、动物食品消费增加以及能源需求增长等导致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的急剧增加。人们日益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是相互关联的，不能孤立地考虑粮食生产、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减缓气候变化等优先事项。了解这些动态对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愿景至关重要。
1全球性流行病风险埃博拉、流感、SARS、MERS以及最近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nCoV）导致大规模的死亡和发病，破坏贸易和旅行网络，并引发社会动荡。当地方紧急情况导致区域性或全球性流行病风险时，其经济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SARS、H1N1以及—西非埃博拉疫情等造成的经济损失均超过100亿美元。当前与SARS密切相关的-nCoV爆发再次使世界保持警惕。文章撰写时，在发现第一例病例约6周后，已证实-nCoV影响25个国家的4万多人（>6000例严重病例），造成约1000人死亡。疾病和对疾病的恐惧已造成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一些国家对国际旅行实施了限制，对数千万人实行了隔离，旅游业急剧下降，食品、药品和制成品供应链中断，可能的经济影响估计已经超过1500亿美元。2环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全球环境变化与人类健康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气候变化造成的非传染性疾病后果、极端天气事件造成的死亡率和发病率、与污染有关的哮喘以及媒介传播疾病等，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尽管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环境变化与传染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很少有人关注环境变化与传染病之间的相互作用。大约70%的新型传染病风险与几乎所有近期的大型流行病都起源于动物（大部分发生在野生动物中），它们的出现源于野生和/或家养动物与人类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疾病的出现与人口密度和野生动物多样性有关，并受到人为因素的驱动，包括森林砍伐和农田扩张（即土地利用变化）、牲畜生产集约化以及野生动物的狩猎和交易增加等。例如，1998年马来西亚Nipah病毒的出现与果蝠栖息地热带森林边缘猪产量增加有关；SARS和埃博拉病毒的起源可追溯到被猎杀的蝙蝠或人类不断增长的栖息地。因此，缓解疾病出现的潜在驱动因素需要考虑社会经济发展的多个方面，包括针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3旨在“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降低全球性流行病风险是该目标的一部分，同时加强预防战略以识别预警信号。鉴于环境变化与新型传染病风险之间的直接联系，为实现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而采取的行动将对目标3的实现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预期与目标2和15之间的联系最为紧密。目标2旨在提高农业生产率以加强全球粮食安全，这可能导致农作物和牲畜生产系统的扩大或集约化。目标15旨在保护世界陆地生态系统，因为栖息地丧失在推动病原体传播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这对降低新型传染病风险具有直接影响。3协同作用、权衡和杠杆效率
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考虑疾病出现的相关驱动因素及其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利用协同作用来实现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例如，预计农田将随着粮食需求的增加而扩大，特别是在生物多样性和新型传染病风险高的发展中国家。促进可持续土地利用规划、减少森林砍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环境政策通过减少可能导致疾病发生的野生动物接触类型提供了辅助利益。这些政策可以在生产环境中促进“土地节约”战略，其目的是协调农业活动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同时也减少了人类和牲畜与野生动物的相互作用，从而降低新型传染病风险。
减少地方和国际不稳定对于防止疾病传播至关重要，即使对于处于灭绝边缘的传染源也是如此。同时，一些权衡问题需要考虑。例如，在发展中国家迅速扩大牲畜生产的努力可能改善蛋白质摄入和营养，但存在扩大野生动物与牲畜和人类接触的风险，这会造成病原体外溢，并可能导致与疾病相关的生产损失。作为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的战略，已提出将畜牧业生产重点放在单胃物种（如猪和家禽）而不是反刍动物上，但这可能会增加大型流行性流感出现的风险。恢复退化的自然栖息地有助于重建野生动物群落的自然组成和动态，对碳封存、淡水保护和干旱管理具有众多益处。然而，在森林砍伐和捕食者灭绝的循环之后，美国东北部的重新造林可能会增加人们患莱姆病的风险。
4减缓新型传染病风险的综合研究国家和地方机构可以利用国际组织采取现行政策和合作，更好地将人类健康纳入可持续发展规划。例如，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已经形成了一个三方合一的健康政策框架，主要通过提高农场生物安全和对动物和人的疾病监测来加强对流行病的保护。推进将新型传染病风险纳入可持续发展规划需要跨学科研究方法；疾病的出现涉及社会经济变化、病原体动态以及人类、野生动物和牲畜等生物和行为方面。解决生物多样性和新型传染病风险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有助于确定保护计划是否可能增加或减少疾病的发生。这将需要评估野生生物多样性的作用，不仅是根据给定地点的物种数量（或其丰度），还要根据物种组成的空间和时间变化（受人为环境变化影响的因素）。牲畜数量制图越来越精确和清晰，可以观测牧场的空间范围、牲畜头数随时间的变化、农作系统细节等因素，但这些因素与新型传染病风险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充分评估。更好地进行新型传染病风险综合研究的一个希望途径是社会经济情景分析，它被广泛用于可持续性、生物多样性和农业研究中。这个方法需要将生物和社会经济系统对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的反应进行预测，可以纳入环境和社会保障框架，以便从开发项目一开始就更好地预测和减轻疾病的风险和不利影响。这种综合研究将需要对疾病发生的复杂驱动因素有更深入的、机械的理解，并需要对新型传染病风险最高的区域进行更准确的、精细的评估。将此类分析与经济评估和发展规划联系起来，将有助于更明智地实现有利于公共卫生的可持续发展，并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关于平衡“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方面：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承诺。如果要防止而不是对人类造成潜在的巨大后果作出反应，则必须优先考虑实现这种综合研究和应用。
详细内容参见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资源环境科学动态监测快报》第05期。转载本文请备注来源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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