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农村人，都在生产队集体劳动过。在我的家乡，生产队的活计五花八门，从炎炎烈日下繁重的割麦，到顶着呼啸的北风收大白菜，几乎全是脏、累活儿；唯有每年一度的摘棉花，有些浪漫，有些诗意，叫人不能忘怀，甚至有点儿惦念。
我最初能去生产队里摘棉花，还是奶奶为我走的“后门”。
七十年代初，我刚上小学。那时，农村的学校都放六周长的秋假，以便让上学的孩子帮助队里和家里秋收、秋种。我记的九岁那年的秋假，老师给全班同学布置了任务: 秋假里，每个人至少参加集体劳动十五天。
我带着任务回了家。因当时只有九岁，生产队嫌我年纪太小，什么活计都不允许我参加，它只要十岁以上的。而我的同班同学大都大我一、两岁，他们便有资格参加队里的劳动。没有资格参加集体劳动，也就不可能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眼看假期将半，我自己心急如焚，总担心开学后没法向老师交代。终于有一天，在大人面前号啕大哭。我的哭起了作用。当天，奶奶便找到队里负责带领孩子们拾棉花的小组长，为我求情。他起初很为难，但架不住奶奶倚老卖老的缠磨，最后答应了。第二天，我便带上上学用的淡蓝色棉布书包，高高兴兴地跟随大孩子们去了棉花地，像模像样摘起了棉花。
那年秋天，我不但顺利完成了老师布置的任务，还从此喜欢上了摘棉花。从七三年起，直到八十年代初集体解散，我享受了八年给集体摘棉花的快乐。
在我的家乡，每年摘棉花的时段近两个月。它起于仲秋，经过晚秋，终于初冬。
在我稚嫩的心里，北国的秋天是最迷人的。从仲秋到晚秋，天气早晚清凉，中午燥热，没有炎夏酷暑的蚊叮虫咬，没有深冬严寒的皮皴体瑟。现在回想起来，孩提的我，每年秋天，无数次从村里步行五里到洼地摘棉花，更像学校组织的秋游。一路上，差不多年龄的孩子，吵吵打打，你追我赶地嬉闹。每天，我一个小人儿，站在棉花地里，凉爽的秋风从身上阵阵掠过，轻拂面庞，摘到手中的棉花雪白，软软的、暖暖的，给人一种难得的惬意。摘棉花的活计对我来说很轻省。大人身量高，摘时需要弯腰，他们弯腰久了，会感到腰痛；但我是孩子，无需一直弯腰；还有，多数时候带队组长按“日工”给孩子们计工分，摘得快与慢，书包里的棉花多还是少，都不大要紧，不需为完成多少定量而紧张。由于天气助兴，由于路上的肆意玩耍，由于棉花的温软触觉，还由于劳动量的无尺度，在我心里，总觉的摘棉花是一种享受。
摘棉花确实是一种享受。我们几十个孩子，大的十六七岁，小的刚十岁，头顶着蓝天白云，远望着南飞的大雁。大雁一会儿排成一字，一会儿排成人字，一队队的，总也飞不完。高兴了，我们会齐声大喊“大雁，大雁，你们要飞到哪里去？！”接着，大家行注目礼送大雁远去。没有大雁打搅的时候，我边摘棉花，边和左右的小伙伴讲着偶尔从大人那里听来的轶闻趣事。不同年纪、年级的孩子还会颇有兴致地给我们共同的老师起外号；有的孩子还会惟妙惟肖地模仿老师们讲课时的习惯动作。大家说到趣处，皆怪模怪样地笑，活似一群无拘无束的花果山猕猴。有的伙伴还能带来北京、上海等大地方的消息，我那童稚的心，总是随着他们的话语飞到天外……
棉花盛开在晚秋，那十几天，地里的棉花总是摘也摘不完，前一天刚刚被摘过的棉花地，两三天后，又是白花花的一片。孩子们眼看着盛开的棉花，心里也都着了急，往往不等组长下令，便自觉地进入棉花地摘开了。那些日子，大家的话少了，摘棉花效率高了，不一会儿，就要返回地头，把已塞满书包的棉花倒入大棉花包。孩子们年纪虽小，却都想让洁白的棉花，不要受到风雨的摧残，早一天被摘下，运至场院晾晒，送到收购站出售。因为大家知道，售出棉花所得的钱，是全队社员年终分红的主要来源。
初冬来了，大地一片萧瑟。一场寒雨连着一场西北风，不知不觉间，把数日前茂盛碧绿的棉田折磨得只剩棕黄色的枯柴。秋假早已结束，我已回到教室上课。一周五天半，我坐在硬硬的榆木板凳上，忍受室内无风的冷和因写错别字受到的老师的训斥与讥讽；我的心总会不安份地跑回无际的棉田，偷偷地重温快乐的摘棉时光。
星期天，孩子们还会加入到队里的摘棉大军。这时，队里的秋种早已结束，水塘已结薄冰，大部分的劳力转移到了棉田。我穿着厚厚的棉袄，头包围巾，在冷风中，一垄垄找寻迟开的棉花。最后，严寒决意不再允许棉桃开花了，大家便不得不把剩余在棉枝上的冻、残桃拽下来……
冬季的一天，我随家中大人，奔赴大洼棉花地，帮他们把按人头分到的棉柴，拔出、捆扎、装车，运回家。接下来，我这一年因摘棉花积攒的快乐，也就随着填入灶膛棉柴的灰飞烟灭而沉淀在了心底。
（-10-29 来源：破土网作者：人闲心不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