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南山隐士的现代转型
史飞翔
隐士是一个动态概念，它有一个历史嬗变的过程。最早的隐士是出于一种政治的因素而隐居于山林洞穴之中，如：巢父、许由、伯夷、叔齐等。这表明，隐士就本质而言，最初是一个政治概念，是一种政治不服从或不合作行为，是一种曲折的精神反抗。什么是隐士？隐士就是客观上有能力也有条件去做官，但主观上却偏偏不去的人，用《周易》的话讲就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事王侯”是隐士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同时也是隐士最可贵的一种精神品质。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隐士的概念逐渐发生了嬗变，相继出现了隐于地方官的“中隐”，隐于庙堂或朝市的“大隐”和隐于心灵的“心隐”。无论是“大隐”、“中隐”还是“心隐”，说穿了都只不过是一种中庸的、艺术的、平衡的“生存的哲学和智慧”，是一种无奈的、迫不得已的人生样式和痛苦的生命选择。朱熹曾说过：“隐士多是负气之人”。这话确是见道之言。历史上很多隐士都是“入世不彻底，出世不甘心”，一心处两端，异常痛苦。从“小隐”、“中隐”到“大隐”，从“身隐”到“心隐”，隐士经历了一个嬗变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就像佛教的中国化一样，就像禅宗的创立一样，是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隐士最初所孕育的那种犀利的、批判的、反抗的精神品质日渐萎缩、变形，乃至发生变异。变得更加温和、简易。隐士嬗变的过程说穿了其实就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隐士原有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淡，而心灵色彩越来越凸现。如今，隐士已从一个“政治概念”演变成为一种人生认同、一种价值观年、一种生活方式，乃至成为一种休闲方式。隐士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淡化了传统士人以道抗势的抗议精神，显示出精神化、世俗化的倾向，这反映了在世俗王权挤压下士人持守的道统的不断整合、调整和重新定位。隐士概念的这种嬗变不仅是隐逸形迹和地域处所的转换，更是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潮在士人心理上的折射，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
今天终南山里的“隐士”，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那种“隐士”。相对于农耕时代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政治色彩鲜明的隐士，今天终南山的这些隐士是一种变化了的、新型的“现代隐士”，他们说穿了其实只是一群厌倦都市生活，因而来到终南山中或体证佛法、或研习学问、或健身养生、或调剂生活，寻求精神放松、探索生命本来意义的“自然主义者”。准确地说，他们只是一群喜欢山居生活的“住山人”、“修行人”。
隐士可以从不同角度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从隐士产生的背景与追求来看，可以划分为政治型、宗教型和个人生活型。所谓政治型又包括因为厌恶险恶腐败的政治而辞官隐居的，因为政治斗争失败而被迫隐居的，因为王朝更迭不愿也不能继续为官的前朝忠烈之士，为了致仕而采取隐居的，因为官场环境的需要而办隐半官的，等等；所谓宗教型隐士，就是为了追求宗教解脱的目的，以隐居修行的方式达到某种超越性的目标，终南山这种隐士主要分属于佛教和道教，也有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的，部分儒士也曾经在终南山有过短暂的隐居经历。宗教型隐士在古代一直不断，今天的隐士则很少再有政治型隐士，而主要是宗教型隐士和生活型隐士。所谓生活型隐士，就是既不是出于政治的背景，也没有宗教解脱的目标，而是出于个人对原有生活方式的主动或被动放弃，自愿采取悠闲、自在、独立、朴素、淡静的生活方式。这种类型的隐士有的是因为感情的失意，有的是因为经济的窘迫，有的则是因为个人对原有常态生活的深刻反思。从隐居的程度与表现来划分，终南山隐士则可以划分为全隐和半隐等不同的形态，其中若从与仕途相关的角度看，则有完全归隐、先隐后官、先官后隐、半官半隐、忽隐忽官、似隐非隐、隐于庙堂、以隐求仕等等。因为隐居的关键在于心态，所以，后来也从内在的精神性隐居程度方面将隐士划分为大隐、中隐和小隐三种。所谓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
如今终南山中已经没有古代那种所谓的政治型隐士了。今天终南山的隐士主要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出于宗教信仰而来终南山隐居修道的佛道教的隐修者，他们占大多数。另外一类人则是生活型隐士。他们隐居终南，是出于个人精神追求，或者个人对原有生活方式的放弃，自愿追逐安宁朴素的生活。生活型隐士在外在形态上也往往是以和尚或道士（个别有例外，如诗人身份也有）的身份出现。他们生活在终南山的各个角落，大多数人是独自一人，也有三五人在一起，但人数不会再多。栖身之地或是隐士们代代修行后留下的年久失修的茅草屋，或是山民搬走留下的老屋，或是一间凄凉简陋的寺庙，只有老得无法照顾自己时才会回到一座稍具规模的寺庙中过丛林（集体）生活。他们大多靠小屋前后一块田地为生，或是由家人、居士供养。
与别的地方的隐士不同，终南山的隐士，是真正的隐士，他们隐居不是为了求官、不是为了发财。他们隐居是为了修身弘法，为了摆脱了世俗的纠缠和污染、获得了心灵的纯洁和宁静，为了了悟生命和自然的真谛，从而使灵魂得以净化和升华。问及他们来终南山的动因有的说是来学佛问道，有的说是为了练气养身，有的说是为了寻找人生真谛，有的仅仅只是想找一处清净之地来读书做学问。
正是因为目的单纯，今天这些终南山隐士虽然身处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但却依然能坚守历史上终南山隐士的那些代代相传的美好传统，比如住山，比如持戒。这些隐士吃得很少，穿得很破，睡的是茅屋，在山上垦荒，种菜，采松子或采集草药来自足。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才会下山去买些米面油盐等基本的生活用品。这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当下社会是多么的难得。
很多人可能无法想象今天终南隐士的日常生活。他们觉得这些人就像是风干了的动植物标本或是陈列在博物馆中的恐龙化石。其实终南山隐士的实际生活并不像世人想象的那样晨钟暮鼓、梵呗僧袍、念佛、坐禅，他们的生活要远比这丰富得多。隐士行吟山泽，啸傲山林，闲云野鹤。他们或在躬耕稼穑中寻求生活的诗意，或在理性王国中感受知性碰撞的乐趣，或在艺术天地中达到感性的迷狂，或在宗教圣殿中寻求形而上的终极关怀，或在自然山水中体味天人合一的仁山智水之乐。终南隐士的日常生活可简单地划分为禅定打坐、闭关修行、阅藏诵经、悠闲山居、作画写书等不同类型。就具体内容而言除了隐居而住山所必备的规定生活外，他们还常常：散步、习武、吟诗、写字、画画、品茗、酌酒、抚琴、弈棋、静思、游览。此外，隐士中的不少人爱书、藏书、读书、抄书、嗜书如命，留下了不少的逸闻趣事。
中国文人有一个特点，也可以说是一种传统心理，就是喜欢把生活艺术化，同时将艺术生活化，使人生与艺术统一起来。人生如文学，人生如艺术；文学是人生哲学，艺术是生活的艺术。他们喜欢将艺术的趣味灌注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使“蓬荜生辉”，使瓦石放光，使平淡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使寻常事物别有一番韵致，特别是他们喜欢将自己的人生置于一种艺术的境界之中，在人生旅途中“边走边唱”，自我欣赏，自我陶醉，即使现实的处境穷愁潦倒，他们也会将此种风雨飘摇的日子幻化成一种伤痛而又美丽的境界，拉开一种心理距离进行回味。这段话可以作为终南山隐士生活的一个注解。
隐士的生活一般说来是“去群体化”的，但这并不排斥少量适可的交往。隐士同外界的关系可以分为随缘与排斥两种类型。有的隐士拘谨一些，他们不大喜欢与人交往，尤其是在闭关期间更是一语不发。相反有的隐士则洒脱通达一些。看到游人他会热情接待甚至开怀畅谈。一位居士曾向笔者讲述了他自己所见闻的一些隐士的故事，特别是一些驴友在隐士居住地同隐士之间发生的故事，这些故事充分的表现了隐士与外界之间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隐士对外交往的不同心态以及他们鲜为人知的生活风貌与精神境界。
潜心做事，努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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