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首先遇到的事便是每个字篆法必须正确无误”。这是李刚田先生《漫说篆法正误》中的开场白。但就其文章内容来看，李先生没有谈“正”，通篇都是关于“误”的说辞。概括李先生关于篆法可以“误”的内容，大体分三点：一是没有明确的篆法；二是《说文》与许多古印文字不合；三是艺术的需要。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篆书，有没有“法”？
李刚田先生认为：“一般来说，要使一个社会井然有序，大概要靠两种力量：一种是法，是具有强制性的让人们必须遵从的律条，是他律性的；另一种是德，是靠人们自觉遵从的无形的律条，是自律性的。以此类比，篆刻中的篆法，并没有一个如国家大法一样明确的规定，它只靠人们的自律—按照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用篆方法而行之，这种约定俗成会因时代不同、印面不同、用途不同、创作者不同而存在着变数”。李先生的这个说辞，明显是错误的。不仅篆书有“法”，其他的书体都有“法”：各种《书法字典》就是“法”。单就篆书的“法”来说，就有《说文解字》、《甲骨文字典》、《新编甲骨文字典》、《古籀汇编》、《金文编》、《金文续编》、《古文字类编》、《篆字印彙》、《战国文字编》、《陶文字典》、《古陶字录》、《古玺文编》等等，甚至连地方性的篆书都有“法”：如《楚文字编》、《楚系简帛文字编》等等。虽然这些“法”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错误，但我们可以通过不断努力，一点点的修正、完善。虽然这项工作也很艰难，但不是不可以做，也不是做不到。
李刚田先生认为：“文字发展历史的复杂性、多变性，造成了入印篆法正误评判标准的模糊性、不确定性”。事实上，李先生忽略了两个基本点：造字原则和书写原则。也就是说，篆书无论怎么变，这两个原则没有变。而对于篆书来说，由甲骨文到先秦文字，再到小篆，这种变化就停止了。虽然后人由于自身审美情趣和书写习惯的不同，由此而产生了许多种风格，但造字原则和书写原则仍然没有变。这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输入法，虽然有诸如宋体、黑体、仿宋体等上百种字体，你可以或高或低、或胖或瘦地折腾，但点还是点、横还是横、竖还是竖……这些不能变。
二：有“法”，为何不依？
李刚田先生认为：“尽管如此，汉代许慎所着《说文解字》仍是今天评判小篆正误的主要标准。但如果我们用一部《说文》来做篆刻艺术创作用字的“大法”，就会发现古今有许多印文是与《说文》不合的。以存世的秦《泰山刻石》与《说文》作比较，就会发现晚《泰山刻石》三百年的《说文》中有些字已发生了变化，而《说文》至今又经过了两千年，谁能说篆刻用字在这漫长的两千年中就没有一点儿变化”。在这儿，李先生忽略了这样一条准则：在执法时，应以最新版本的“法”作为执法依据。《泰山刻石》是秦时篆书的“法”，《说文》是汉时篆书的“法”，两者相冲突时，当然按《说文》来执法啦。就拿“张根私印”的“根”字来说，这个写法在《说文》出现之前，我们没有理由说它“违法”；但在《说文》出现之后，如果还这么写，当然就属于“违法”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后世的许多书家，在“根”字的篆书写法上，是很“守法”的。那么，前人能做到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做到？
其实，在汉印中，同样有合《说文》的“根”字。那既然有正确的，又有什么理由不用呢？
三：对错，与艺术无关？
李刚田先生认为：“然而这两方全然不顾篆法正误的印，如今我们站在篆刻艺术立场上去看，却是两方妙趣横生的印，妙就妙在不拘绳墨，妙就妙在离经叛道”。很难想象，这样的话居然出自象李先生这样的篆刻家之口。李先生的话无非两个意思：艺术，是可以不讲“正误”的；没有“误”是成不了艺术的。李先生可能忘了：艺术是来源于生活，而又服务于生活的。即便是在当代，没有了“生活需求”，哪儿来“艺术”呢？更不要说是在古代了。事实上，在古人印章中，更多见的是“文字正确”的“妙”印，李先生怎么不提倡呢？
李刚田先生认为：“乱”是必然的。但李先生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乱”呢？原因就两条：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而象李先生这样既是“执法者”，同时又是“违法者”，对于“违法”不仅不制止，反而纵容、提倡，岂有不“乱”之理？
所谓“齐系” ------说说徐鬯《论齐系玺印的界定标准》
有关古玺文字考证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