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校长。
张斌副校长(资料图,非本次会议照片)
现代货币理论是以现代信用货币体系下发达经济体的金融与经济周期关系的研究为基础产生的,要重视现代货币理论在当前产生重要影响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转化为政策的适用条件。首先要思考的是,为什么传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失灵了?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归纳与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相关的背景变化:首先,国际分工格局发生了重大演变。冷战结束后一直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国际分工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全球布局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呈现出经济金融化、虚拟化和产业空心化的趋势,现代货币理论及其政策主张与这种国际分工格局和全球经济循环是什么关系?是否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其次,以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上台为标志,新自由主义兴起,在公平与效率的权衡开始向效率倾斜。如果以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作为了体现一个社会对收入分配态度的变量,里根政府上台后实施的大规模减税,将最高边际税率从70%降到了50%,1988-1990年一度降到了28%。近年来全球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导致消费需求相对不足,进而限制了扩大产能的对实体经济的投资,大量财富投向虚拟经济,加上放松管制和金融创新带来的衍生工具的发展,引发了资产泡沫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就财政政策而言,世界减税浪潮以及全球化带来的税收竞争,尤其是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税收竞争弱化了税收制度的收入分配功能,。另一方面,调节收入分配主要依靠财政支出政策。而福利性支出占支出的比重很大且难以削减。一方面政府的税收政策受到种种制约,难以向富人征税,另一方面又需要大量的福利支出来维持社会稳定和运转,由此导致债务融资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这是税收国家的困境。而不断攀升的债务余额和越来越沉重的还本付息压力,叠加国际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出现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相关政策主张。第三,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生产领域出现了的自动化的趋势,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变革带来的数字经济以及5G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带来了劳动报酬两极分化和劳动力市场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再加上发达经济体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财政支出压力,典型的如日本,这带来了“无条件基本收入制”等极具创新性的政策主张,如何适应技术变革带来的生产方式变革,应对这些巨大变革对工业革命以来建立起来的适应工业社会的基础性制度的冲击,这是未来我们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最后,财政赤字货币化是试图替代现有政策工具,解决当前的问题的尝试,但我们更应关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面临的深层次结构问题,切实推进“结构性”改革。在“世界面临百年未遇大变局”的背景下,以长历史周期的视角审视并应对公平与效率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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