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列邦竞争，图存图强，遂成人力资源的大市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无论你有勇力还是智力，都能把自己卖出去。
商鞅在秦国奖励军功，“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你如果没有这百十斤勇力，那么像苏秦那样闭门家中发愤读书，然后出门推销自己，一家不成，再去一家，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最终没准儿也能身挂六国相印（这是传说）。
但如果你舌头不太利落，根本不愿自己出门，只靠在家写书，也想求得富贵。那——那就要看你写的什么书了。
有一个人真是这样。《史记》说他“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着书”。这可能是他不愿像苏秦那样出门游说的原因。此外，他作为韩国的“诸公子”，虽然不像战国的“四大公子”——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和楚国春申君——那样有权有势，但总算出身公族，如果像苏秦、张仪那样折节屈身地到处推销自己，可能面子也不放不下来。
这就是韩非。
韩非虽然不善出门游说，但他写的书，正合权势者的胃口，不仅对如何强盛国家思虑甚深，更对加强君权谋算周到。按郭沫若先生的说法，他的思考是“君主本位”的。
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韩非子的批判》（1944年）中认为：通常人们认为韩非子是法家，其实他应当说是“法术家”。他既有法家一面，也有“术家”的一面。
《韩非子·说疑》篇说：“术也者，主之所以执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师也。”
郭氏解释：
“法就是有成文的国法，是官吏据以统治老百姓的条规；术就是手段，是人君驾驭臣民的权变。”
《尹文子》其实说得更透彻：“术者，人君之所密用，群下不可妄窥”。
——显然，这一套东西，无非权术、统治术。梁启超称之为“术治主义”，“术治主义者，亦人治主义之一种也。”（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
韩非不满足商鞅的一个方面，正是说他“言法而不言术，便是有利于国而不有利于君。” （郭沫若《十批判书·韩非子的批判》）
（少华按：文革期间崇法批儒，就不说韩非是“术家”了。因为确实不好听。）
从这一点来看，韩非与商鞅相比，更是为专制君主服务的思想家。
而他自己给君主提供统治策略，按郭沫若先生在《韩非子的批判》中的归纳提炼，主要有以下七种：
（一）权势不可假人；
（二）深藏不露；
（三）把人当成坏蛋；
（四）毁坏一切伦理价值；
（五）励行愚民政策；
（六）罚须严峻，赏须谨慎；
（七）必要时可以不择手段。
这是一套目标非常明确，价值非常单一的统治思想。它看起来毫不顾惜破坏社会中原有的其他价值。
王元化先生曾着《韩非论稿》（1976）提到：
“他主张极度扩张君权，把君主权放在一切之上，以建立君主的个人统治。照韩非看来，君主的意志就是法令，只要是君主说的，无论怎样荒谬悖理，都是不容指逆的‘绝对命令’。近年有人把清朝乾隆皇帝也列入法家，这自然不足为训，但如果法家指的就是君主本位主义，那么乾隆倒也可以归入韩非之列。”（《清园论学集》）
正是因为这个特点，所以，当秦王（后来的秦始皇）看到他的书之后，不禁叹道：“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但可惜，秦王虽然通过威逼韩国得到了韩非，却没有任用他。韩非还没有能够大展雄才，就被他的亲同学李斯陷害而死。
李斯与韩非的同门相残，是战国人力资源市场竞争最黑暗的一幕。它不是“百家争鸣”的一部分，而似乎只发生在法家一门之内。这一点颇耐人寻味。
韩非之论，当然不止于强固君权的权术。他还贡献了一些关于社会历史规律的深刻思考和对人性的洞察，以及“守株待兔”等用于说理的寓言故事。（以《五蠹》篇最典型）所以，他才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占得一个“子”的位置。苏秦、张仪，甚至商鞅等一时显赫人物，都没有这样的地位。
韩非的许多文章，都是为君主加强统治着想的，但《说难》一篇却是站在劝服者的角度考虑问题的。
“说难”，讲的是说服的困难。说服的困难是传播研究的命题，有一本书就叫做《广告：艰难的说服》。但韩非所言的说服的困难，则专指对君主的说服。
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叙述完韩非命丧秦国监狱的悲惨结局之后，司马迁非常感慨，忍不住在末尾的“太史公曰”之前就先对此发表了一番感慨：
“申子、韩子皆着书。传于后世。学者多有。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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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为什么这么说呢？韩非的着说《说难》与他自己的命运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我觉得司马迁的感慨是：《说难》这一篇似乎是对韩非自己命运的预言。他在这篇文章中想到了说服君主的风险，想到了走近权力的风险，想到了权力的多变和黑暗。而这一切，恰好应验到他自己身上。
比如，他在这篇文章中讲到一个故事：弥子瑕受到卫国国君的宠爱。按照卫国的法律，偷驾国君车子的人要受到把脚砍掉的刑罚。但弥子瑕听到自己的母亲生病时，便假托君命借用国君的车子看望母亲。国君知道后却不以为罪，反而称赞他孝顺。弥子瑕陪着国君游赏果园，吃到一个桃子觉得很甜，当即把没吃完的桃子献给国君，国君不仅不觉得他失礼不敬，反而觉得这是出于对国君的真爱。但是当弥子瑕姿色衰老，国君宠爱减退，便想起了自己那辆被弥子瑕偷驾的车子和被弥子瑕吃了一半还敢献上来的桃子，就要治他的罪了。
——这不是说君主反复多变吗？
在《说难》中，韩非还把君主比作喉头之下有逆鳞的龙，警告游说之士千万不要碰触龙（君主）的逆鳞，否会有性命之忧。
——这不是说君王暴虐无度吗？
他在《说难》中还讲到一个故事：
郑武公想征伐胡国，却把他的女儿嫁给胡国的君主。然后征询群臣：“我想用兵，哪个国家可以征伐呢？”臣子关其思说：“可以征伐胡国。”结果，这个聪明的关其思就成了倒霉蛋。郑武公说：“胡国是兄弟国家，为啥要征伐它呢？”——就把他杀掉了。胡国听到此事，遂不加防备，最后真的被郑国突袭占领了。
韩非讲这一个故事，想说的可能是君主无信而阴险，为了迷惑敌人，宁可牺牲忠臣。但我读后感到：这不正像是韩非自己给君主出的主意吗？他为了郑武公的权力，会在意关其思的生命吗？
《说难》的这些故事似乎都与说服本身看起来关系不大，但它们却揭示了特定的说服对象的凶险。
韩非深刻地理解说服权力者的这种风险。但他还是要冒着这种风险接近权力。他的思想不是要降低权力本身的凶险，而恰恰是增大那种权力。
比如，《韩非子·备内》篇说：“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
——君主只有对所有臣子，对所有人保持怀疑，才能巩固自己的权力。
按照这个逻辑，韩非自己就不应当受到秦王的信任。事实上，正是因为对韩国这样一位敌国来的知识分子的不信任，秦王才没有任用他。也正是因为不信任，秦王才接受李斯的谗言，将韩非下狱，最终导致韩非被李斯毒死在狱中。
与其说他死于亲同学的忌惮，不如说死于围绕着君主权力的凶险之境。
按照韩非为君主提供的那些原则，秦王这么对待他，完全没有问题啊！
这正是司马迁的感慨之处！
因为，他的思想所力图增强的那个无情、无信、无限的君主权力，恰好是他悲惨命运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