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有一句名言：我之所以看的比别人远些，是因为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
刚刚走出漫长中世纪，贫瘠的邦国与土地被宗教战争一次次践踏摧毁。此时的欧洲并不具备科学与技术的丰厚底蕴。显然，牛顿口中的巨人是存在的，但他言尽于此，不能多言。
晚年的牛顿沉迷于神学，并不是偶然的文化现象，它揭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事实：由于西方“科学”源头不是自然生长的，当文明需要追根溯源的时候，欧洲没有这个根，也没有这个源头。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希腊文件夹们承担不了解释出身的历史重任。于是只能把它归结为虚无，归结于上帝。所谓神学，不过是牛顿以鸵鸟埋首沙堆的无赖方式，来遮蔽与掩盖其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尴尬。
而被嘲讽为只有技术，没有科学体系的中国，却是从观天测地、量米称药的生产生活中一步步积累起标准工具与标准意识的。中国祖先的图腾，手持尺规的女娲伏羲，体现的就是这种科学务实的文化基因。始皇帝统一文字度量衡，更是这种科学精神的制度保障与体系支持。
相对于自成体系的原生文明，欧洲的文艺复兴更多停留在对技术、制度等方面的学习摹仿。“道德经”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宗教出版物的印刷品，但他们学习的并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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