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说到商鞅投奔秦孝公，基本上都是侧重于一个点，那就是商鞅终于可以施展自己的抱负，而秦国终于也迎来了属于自己时代。然而，我们却往往忽视了孝公的眼光。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商鞅是法家思想，但那个时代却不止商鞅一家奉法家，独以商鞅能够一展抱负，这个伯乐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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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公能够成为伯乐，有几个原因。
第一是渴望变法图强，这是最根本的原因。没有这一点，所有一切无从谈起。因为渴望，所以他率先在列国发布求贤令，给待遇、给官职，当然也给土地。一时之间，各国人才济济一堂，风云际会，商鞅也是在这个大形势下过来的。孝公变法，是时势使然。秦国多年交兵，老底子打的差不多了，国家版图已经退出了河西，加上土地贫瘠分配不均，生产力和战斗力没有被激发出来，国家疲惫。所以，孝公需要变法，使得秦国富强，在那个大背景下，论起变法的意志，没有哪个国君的决心和气魄可以和他相比。这一点十分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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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气场的契合。这一点常常在分析因素的时候被忽视，但恰恰是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但凡懂历史的人都知道，任何变法其主导者的性格禀赋都是左右变法的走向、影响变法的效果、甚至决定变法的成败。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看一看清朝末年慈禧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戊戌变法就知道了，也可以看一下历史上那些行百里半九十的变法。大家应该知道一点：商鞅之前是拿孝公开涮过两次的，前几次商鞅故意试探孝公，扯东扯西就是不扯变法，孝公虽然不满，但是考虑到商鞅远道而来，并没有怎么为难他。光是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孝公身上有两个闪光之处，一个是大度，二个是能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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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点，在改革中都十分重要。先说大度，改革中会遇到很多非难、甚至是责难，这个时候需要容人，如果君主容不下改革者、容不下批评和非议，势必影响改革效率、增加改革阻力；其次说能忍，这一点其实比大度还重要。必须看到法家思想作为国家主导思想，在春秋战国几百年历史，秦国是开了先河的。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一路改、一路试，一边成功一边失误的，能不能改革成功，能不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改革成果，这些，都是未知数。所以，可见忍耐难得了！
当然，也正是因为孝公能忍、心胸博大，商鞅又是大人才、大政治家，他们两人相得益彰、互相支撑，终于把秦国的面貌改革一新，秦国国力慢慢地又恢复到了穆公时期的强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