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约前145—？）其先祖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五帝之一的“颛顼”（黄帝之孙）时的“天官”重黎氏。那时天官的地位十分重要而神圣，相当于执掌星相历法、医药占卜等工作的大祭司、大巫师，负有人与天沟通的特殊使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著名史学家，有志于恢复自己家族神圣而光荣的传统，在武帝时官至太史令。他去世前拉着司马迁的手说，将来你接替我为太史，一定不要忘了我想完成的事情；自从孔子的《春秋》以后，就再没有人为人间的历史作系统记录向上天汇报了，你一定要牢记我们家族的使命啊。
司马迁后来继任了太史令。受父亲的嘱托和家族使命的召唤，他开始着手整理过往的历史资料。但是没过多久，他遭遇了“李陵之祸”，由此人生发生重大逆转。
李陵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孙子，为人正直又不贪财，能为国家奋不顾身。天汉二年（前99），汉武帝命“贰师将军”李广利带领三万军队，到祁连山一带进攻匈奴右贤王。李广利才能平庸，但他的妹妹李夫人受汉武帝的宠爱，汉武帝为照顾他，命李陵带五千人马出征去分散匈奴注意力，以免李广利承受太大压力。李陵在回程中遭到匈奴八万主力大军的围攻，他率领部队竭尽死力拼杀，苦战了八天，杀敌上万人，最后弓箭用尽、粮食断炊、兵士死伤过半，而还没有等到救兵。李陵不得已之下只好暂且投降，想等待机会再回汉朝。但武帝听说此事后，认为他是真投降，把他的家眷亲属都杀掉了。司马迁与李陵本没有私交，只因为替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武帝怀疑他为李陵辩解，意在中伤李广利，便把他下狱处以宫刑（去掉男性生殖器的酷刑）。
司马迁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李陵之祸”的残酷打击和身受宫刑之奇耻大辱并没有摧毁他，反而使他在悲愤中燃烧起更加强烈的使命感。作为史家的他知道：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出《周易》，孔子遇困境而整理出《春秋》，屈原被放逐而写出《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而有《国语》，孙膑受刑成为残疾人乃有《兵法》，吕不韦被流放编成《吕氏春秋》，韩非被囚禁完成《说难》、《孤愤》—他们都是心中有所郁结而难以抒发，最终才孕育出这些伟大著作的。司马迁不断用前人饱经磨难的经历来鼓励自己，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坚忍精神和毅力支撑了下来。他夜以继日地搜寻天下散失的旧闻，将上起轩辕黄帝、下至他身处的武帝时代的全部历史，写成八《书》、十《表》、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的我国首部纪传体通史著作（后人将之称为《史记》）。司马迁曾说，他的这部书是想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写成之后，“正本”要藏之名山（自古在名山祭天，以向上天汇报），“副本”则放在国家的首都（为人间的统治者提供指导和借鉴）；这些深意和良苦用心则需要后世真正能够懂得他的人才可以理解。
东汉时代的班固在《汉书》中曾评论说，司马迁的书中人物太多、太杂了，很多都是不应该出现的，没有按照儒家经典中的圣人之言来进行取舍：他论述大道，却先说黄、老而后说儒家；他写《游侠列传》，却让那些违法乱纪的奸猾之人出名；他在《货殖列传》里写那些有钱有势的大商人，则让贫贱的人感到羞耻。这些看法，是因为到了班固所处的时代，儒家经学的地位已经至高无上，而班固也不再有司马迁那种沟通“天人之际”的历史观念，他关注的范围已经完全落在人间，落在了儒家的一家之言里；所以他虽然距司马迁的时代不远，却已经不能理解太史公的心了。不仅是班固，后代的史家也基本不能再回到司马迁的世界中—如北宋时代司马光主持编成的《资治通鉴》，虽然也是一部史学上的传世经典，但正如书名所显示的，其主要目的在于为在位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借鉴—他们心中只有“人”而缺失了“天”。《史记》中还留下了很多后来失传的上古文献资料，弥足珍贵，而且叙事手法独到，文辞也极尽高妙，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鲁迅先生将《史记》称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