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
上一文中，我们说到沈从文小说中的白色象征之一：白色象征与虚构的苗乡，本文继续讲其二：白色象征与想象的城市。
“耶稣爱我白白脸，我爱耶稣大洋钱。”
这个讽刺教会的谚语被沈从文至少两次引用在小说中，一次是在《顾问官》中，一次是在《长河》中，也主要是用来揭露基督教神职人员的虚伪假面。但是谚语中“白色”所带有的嘲讽和贬斥意味却被沈从文迁移到了其他的小说中，而且，这类小说绝大多数都是城市题材。
沈从文作品《顾问官》
我们知道，沈从文的创作中一直都包含着城市和乡村两个空间，且无论是从具体内容还是表现手法上来看，二者都截然不同。在《八骏图》题记中，沈曾说，“读书人圈儿里”“大多数人都十分懒惰，拘谨，小气，又全都是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其实，不单单是读书人，这基本符合他对多数城市人的想象。与此相关的论文著作已不可胜数，笔者就不再赘述，我们将从另一个角度，即“白色”意象群与城市描写的丝缕联系中来窥探沈从文想象的城市。
沈从文作品《八骏图》
沈从文将“白色”与城里人相联系，较早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三三》，文中通过三三和其他乡下人的视角表达了他们对城市的懵懂认知。在他们眼中，城市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白，是从穿着到皮肤的“白色”。城里少爷初到村里，三三对他的印象书中是这样描述的：
“三三……头虽低低的，却望到那个好像从城里来的人白裤白鞋……”
“三三同管事先生说着，慢慢的把头抬起，望到那生人的脸目了，白白的脸好像在什么地方看到过，就估计莫非这人是唱戏的小生，忘了擦去脸上的粉，所以那么白……”
村中的妇人也说他：
“……脸儿白得如闺女……”
小说至始至终都没有提及城里少爷的名字，此后每次出场基本上均以“白白脸庞的人”、“城里白脸人”、“白脸人”等方式称呼，模糊其他而突出强调他的“白”这个特征。文中的另外一个城里女人的描写也是如此，“穿白袍戴白帽”，被叫做“白袍子女人”、“那个戴白帽子的女人”、“白袍白帽的女人”等等。这样刻意的处理显然不是无心或是偶然，作者在下文中便给出了答案：
“我怎么知道你是说谁？你说那姑娘，脸庞红红白白的，是说她吗？”
“……她心中出奇，为什么有许多人的脸，白得象茶花。她不知不觉又把这个话同母亲说到了，母亲就说，这就是他们称呼为城里人的理由，不必擦粉脸也总是很白的。”
“城里是什么样子，城里有些什么好处，两人本来全不知道。两人只从那个白脸男子、白袍女人的神气，以及平常从乡下人听来的种种，作为想象的根据，摹拟到城里的一切景况，三三因为听到那白帽子女人说过，一个城里看护至少就有两百，所以她梦到的，就是两百个白帽子女人的城里！”
“城市”与“乡村”在空间上的隔断阻碍了两方文化的沟通与交流，“乡下人”对“城里人”的“想象的根据”极其有限，所以，“城里人”的形象就不可避免地单一化了，沈从文更是将这种单一想象浓缩到一个“白”字上。但是，这里的“白”并不像第一部分所论述的那样有着洁白、圣洁的意思，而更多地指代一种病态、虚弱的特征。根据作者的设定，“城里白脸人”本就是来乡下养病的，“白袍子女人”是其看护，他的“白”是不健康的，是沈从文所说的“营养不足，睡眠不足，生殖力不足”的表现。另外，《三三》中对城市批判是相对隐晦的，而且，若我们仔细阅读文本会发现，本文的批判其实是双向的，文中的叙述笔调中确实有表现出乡村的宁静自然和乡民的善良素朴，但是，反过来看，难道不也是作者对乡村的封闭、蒙昧的自省吗？
沈从文作品《长河》
因为《三三》在严格意义上仍属于乡村题材，所以在谈及城市的时候也显得内敛、柔软许多。然而，当沈从文着力描写城市的时候，他的语言就变得辛辣、刻薄，充满了各种冷嘲热讽，表现城市的虚伪、市侩、颓废、堕落等等，揭露“城里人”的丑陋形象，撕下他们的道德假面。沈从文依然延续着他的“白色”象征，不过，整体上没有第一部分那样的大量集中。
沈从文常常通过两性关系的角度对城市文明进行嘲弄，所以，女性角色必不可少。除了苗乡女子，他也对城市女性着墨很多，在对这些女性的描绘中，也可以找到他的“白色”象征，比如《绅士的太太》。与《三三》类似，《绅士的太太》中的城里人都没有名字，而是充满讽刺意味地称之为“绅士”、“绅士的太太”、大小姐等等。绅士的太太“极其白嫩”、“白脸长眉”，姨太太们都有着“白白的手”，大小姐也是“白白的脸”……不同于苗乡中的女子，这些女性缺乏自然力与生命力，沈从文对她们的描写也是有章可循的。我们不妨来看看其他作品中的例子。比如《焕乎先生》中焕乎先生想象中的女人有一张“小小的嫩白的脸”，《春》中写到与医学生同行的女人有“白白的手”、“白白的脖颈，白白的手臂”，《自杀》中的教授太太有着“净白鹅蛋脸”和“两只纤秀的白手”，《我的教育》中“长眉毛白脸”的年轻女人……
这些女性角色描写的共同特点是，沈从文塑造的不是女性自身，而是小说中男性视角下的女性。《绅士的太太》中的太太小姐们是绅士和大少爷的太太小姐，《焕乎先生》中的女人是焕乎先生臆想中的女人，《春》中的女人也是没有名姓，基本上都是医学生眼中的女人……她们是男性角色的意淫对象，她们的白皮肤是为了迎合男性角色们的意淫需要，是与性欲相关的，但是这种两性关系带有很强的目的性，缺少了苗乡男女之间的自然纯粹而最终指向了他们的虚伪、萎靡等的“坏德性”。正如沈从文在《绅士的太太》的开头所表明的那样：“我不是写几个可以用你们石头打他的妇人，我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即他的创作目的就在于揭露，揭露“高等人”的龌龊内心。而这个又是可以通过“白色”象征委婉曲折地表现出来的。
沈从文短篇小说集
除了女性角色，沈从文笔下的男性角色也常常与“白”有所联系。比如：《老实人》中的“白脸少年”，《晨》里有着“小小白净瓜子脸”的小胖子老爷，《入伍后》中“白脸长身全无乡村气的一个人”，《都市一妇人》中“脸白身长”的年轻大学生，《来客》里“少年白脸绅士”，《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里“白白的脸庞”的年轻军官，《平凡的故事》里长着“白白的脸”、“肌肤白净”、“白脸体面年轻的”文科生，《寄给某编辑部先生》中“白脸长身衣冠入时的模范人物”……
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男性角色有两个共同特征，一个是都比较年轻，另一个是他们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知识分子、军官、绅士等），在这一系列角色身上，我们所看到的，与其说是沈从文对城市的批判，毋宁认为是他对“体面”的城里人隐隐的艳羡之情。出于个人的遭际与性格因素，沈从文虽然几经波折终于成为了城里的知识分子，进入了上流社会，但是骨子里褪不去的乡土性也使得他与这个阶层始终处在若即若离的紧张关系中，无法真正地融入到其中。所以，事实上，沈从文对城市的态度和心理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他确实感受到城市文化中虚伪、造作的一面，积极地进行批判；另一方面，他的潜意识里也暗藏着一份虚荣心，渴望得到平等的尊重和地位，也就是说，这里的“白色”象征中既有讽刺意味也包含着沈从文尚未完全实现的人生理想。我们甚至可以大胆猜想，某种程度上，沈从文是通过对城市的扭曲想象来达到心理平衡，获得一种假定的优越感。
沈从文故居
沈从文的城市想象是基于汉族对苗族的入侵以及城市对乡村的入侵这两个既定事实之上的。“城”与“乡”的关系其实非常像“殖民地”与“宗主国”。面对城市主动的文化压力，乡村显得被动而无所适从。沈从文运用“白色”象征将其呈现在读者面前，只不过，虚构的苗乡里，“白色”被赋予积极、明亮的文化内涵，而到了想象的城市中，它的象征义就相对消极、暗淡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