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风雨飘摇的明末清初，涌现出许多名将能臣，他们或多或少都顶有大明朝庭或南明小朝庭授予的头衔，而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位，虽无职爵，但抗清功绩之大，伤亡之惨烈、就义之悲壮，堪称当世英杰。可如今，除了当地人民还能想得起他外，似乎早已被人遗忘，他就是江阴八十一日中，被称为“民间抗清第一人”的阎应元。
阎应元，字丽亨，直隶通州人，于史无载，只知曾担任过江阴典史。典史何职？无品，未入流，严格来说，算不上官，只能称为吏。正是这个“不入流的典史”，率领江阴百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华夏反侵略史上留下光彩夺目的一页。那些投降的将军、大学士、总督、巡抚们，在阎应元这小小的“典史”面前，应当羞愧至死。
抗清三公（阎应元、陈明遇、冯厚敦）
顺治二年(1645年)，清朝摄政王多尔衮，趁着南明小朝廷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之时，派豫亲王多铎率兵南下，两个多月时间就干翻江北四镇，攻克南京，活捉弘光帝。
明朝降臣钱谦益为多铎献策：“吴下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无须用兵”。大意就是说我们这儿的人吴侬软语，性格柔弱，您不用大动干戈，发个告示，语气温柔点儿，大家自然就听话了。
钱谦益（1582年-1664年）
多铎认真考虑了钱谦益的建议，觉得不无道理，怀柔为上，于是发布公告：“大军南下，百姓勿扰，各自安居乐业即可。至于穿着风俗，绝不强迫，愿剃头的听从安排，不愿意的绝不勉强”。
事件至此，原本大家可以相安无事，坐下来一起喝喝小酒，听听小曲，谈谈人生；但是事情往往事与愿违，偏偏在这时候蹦出这么一个人—孙之獬。
孙之獬是天启年进士，做过翰林院检讨，后来因站错了队被革职为民。清军入关后，他被召入京。当时清廷对于汉人剃发的要求还不是很严格，然而这位仁兄为了讨好他的新主子，便上疏提议：“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意思差不多就是：“如今是大清的天下，大清的江山，万事百废待兴，与时俱进。但是看看现在老百姓的穿着打扮，民风习俗还是前朝的样子，长此以往，八旗子弟是要被同化的，很危险的”。多尔衮看了看孙之獬，微笑的点了点头，采纳了他的建议，并让他做了礼部右侍郎。
孙之獬（1591年—1647年）
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多尔衮颁发“剃发令”：“全国官民，京城内外限十日，直隶及各省地方以布文到日亦限十日，全部剃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七月颁布“易服令”规定“官民既已剃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几千年来“衣冠束发”成为汉人的外在标志，剃发严重伤害了汉人的感情，使他们失去了作为汉人的外在标志和不做奴隶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人们奋起抗争，悲壮激烈的反剃发斗争风起云涌。清廷的“剃发易服”，前后一共持续了三十七年，据不完全统计，大约一千万人直接或间接死于剃发易服。孙之獬行为的卑劣，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即使是以卖祖求荣而闻名于史的吴三桂，也曾当面劝阻过多尔衮剃发令的实施。
次年秋，山东爆发农民起义，孙之獬正巧衣锦还乡。农民军攻入淄川，将其活捉，五花大绑示众街市，人们在他身上遍刺针孔，插上毛发，以惩罚其献媚清廷首创剃发残害同胞的罪行，然后斩首市曹，暴尸通衢。这个以出卖祖宗和灵魂为代价来换取荣华富贵的恶棍在风光了几年之后，终于落得个遗臭万年的下场。
忠义之邦—江阴
公告发布后，江阴遂降清。知县林之骥解印去职，方亨继任，循例颁布剃发令。六月二十八日江阴人民请愿，希望可以留发，方不允。众人辱骂县令方亨：“你身为大明进士，头戴纱帽，身穿圆领，来做鞑靼知县，不知道羞耻吗？”方亨羞愧不已。
苟活还是尊严，这是自古以来就面临的两难命题，面对这个抉择，很多人都会凭自己的一腔热血选择后者，这次也不例外，众人在明伦堂共同立誓：“头可断，发决不可剃！”次日，方亨被擒杀，推典史陈明遇为首，以“大明中兴”为旗号，自称江阴义民，正式反清。
江阴，从未如今日这般，所有的畏惧，所有的私心杂念，统统抛却一边，男人们到处寻找着武器，妇女儿童们修城墙，挖工事，就连那些平时一毛不拔的老财们也慷慨解囊，一夜之间，将这座小县城变成了铜墙铁壁的大兵营。
剃发易服
这一日，是公元1645年闰六月初一。
很快，第一场战斗来临了，毫无疑问，清廷严重轻视了这座不起眼的小县城，只从常州派了三百人前来围剿。秦望山初战告捷，全城军民欢声鼎沸。然而此时，只有陈明遇是清醒的，他知道，下次来的就会是三千甚至三万三十万，他也知道，他的才能并不足以指挥一支大军，于是他想起了昔日好友阎应元。
七月五日，陈明遇派人请阎应元出山，主持大局。在阎应元的领导下，江阴很快就做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各方面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对城中过往行人严加盘诘，肃清内奸。清兵攻城不利，又起劝降之念。刘良佐亲作《劝民歌》，希望江阴投降，应元不从。
十四日，阎应元利用清军劝降之机，派城中老者出城诈降，以奉送“降礼”为名，将火药暗藏在放银子的木桶底层，等清军升帐纳降时，火发炮裂，当场炸死清军3000余人，其中亲王一人、大将二人，清军为之三军挂孝。与此同时，江阴城头也响起了悲怆的炮声，那是在为慷慨赴死的父老乡亲们致哀…
十七日夜，阎应元挑选勇士千人出南门劫营，或执板斧，或执短刀，或用扁担，突入敌营，伤千余人。此役之后，刘良佐后撤，扎营在十方庵。后刘良佐以清廷召谕相示，再次劝江阴士民接受招安。应元怒道：“有降将军，无降典史。”
阎应元抗清
豫亲王多铎闻知江阴久攻不下，极为震怒，他先派恭顺王孔有德“率所部兵协攻”，接着又派贝勒博洛和贝勒尼堪领兵二十万携红衣大炮前往攻城。小小的江阴县城，阎应元和六万人的智慧发挥到了极致。三十六计中能用上的计谋，差不多都用上了：诈降、偷营、火攻、钉炮眼、草人借箭、装神弄鬼、小股出击、登陴楚歌…他们冷静地迎战铺天盖地而来的敌人，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场结局早已注定的战争，但却无人动摇，他们坚守着，五十多天过去了，江阴还是那座江阴，傲然屹立。
八月初，博洛久攻不下，心中焦急，多次劝降，称江阴军民可不用剃发，只要在四城竖大清旗四面，便立刻退兵。阎应元情知有诈，不应。后摄政王多尔衮晓谕招安，博洛命人用箭射入城中，言明已亡，何苦死守？阎应元命人在书后补上：“愿受炮打，宁死不降！”
二十一日，二百五十余座红衣大炮被全部搬到花家坝，城破，义军与清军的巷战一直持续到黄昏。城破之时，阎应元端坐于东城楼之上，要了一枝笔，在门上写道：“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题讫，带着千人上马格斗，杀死清兵无数，欲从西门突围而不得。他环顾从者道：“为我谢百姓，吾报国事毕矣！”自拔短刀，刺胸血出，投在前湖中。未死，后被刘良佐所擒，囚于栖霞庵，当夜，寺中僧人不停听到“速杀我”的声音，天明时，终遇害。
阎应元遇害后，家丁犹存十余人，皆因不降而被杀。江阴县衙，男女大小共四十三人举火自焚，典吏陈明遇自己持刀与清兵血战，身负重创，握刀僵立，死时，身子倚在墙边，屹立不倒。训导冯厚敦自缢于明伦堂，妻与姊投井死。中书戚勋、诸生许用举家自焚而死。
二十二日，博洛下令屠城三日，百姓或力战到底，或坦然就义，都以先死为幸，妇女多贞烈，投河而死。七岁孩童毅然就义，“竟无一人降者”。
据《江阴城守纪》：“满城杀尽，然後封刀。……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隐僻处及僧印白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是役，守城八十一日，城内死者九万七千馀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馀人。”
江阴抗清，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
江阴公祭
都称得上是一个奇迹，在清军八旗二十四万大军兵临城下，民族危亡之际，阎应元率领三千壮士和六万义民，拒敌于城下，孤军奋战八十一昼夜，斩杀清军七万五千余，折损三王十八将，为我大汉民族谱写了一首昂扬的正气之歌。当最后的结局降临之时，倒塌的是江阴城楼，耸立的是英雄傲岸塑像，无怪那个连李白杜甫都不放眼里的赵翼，在面对阎应元的画像时却也不得不肃然起敬，由衷的佩服，感慨“何哉节烈奇男子，乃出区区一典吏”。
明史无其踪，清史无其名，清朝历代对此耿耿于怀，忌讳莫深，千方百计地将其湮灭，不为后世所知。历史对阎典史也实在是吝啬得很，虽然中华英烈灿若繁星，然而这位小小的典史却一直只能出现在江阴的地方志上。这种遗之青史的不公平，常使人扼腕叹息。
数百年过去，烟云已散尽，和平已久，但谈起这段历史至今依然令人气血贲张，感慨不已。每年江阴公祭，来自全国各地的汉族同胞以及社会各界人士自发汇聚到江阴文庙缅怀英烈，缅怀那段被刻意埋藏的壮阔历史，追忆在乙酉江阴之变中全城殉节的华夏同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