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初夏的一天早晨，瞿秋白在冯雪峰的陪同下访问了鲁迅，这是他们两人的第一次会见。两位平日话语不多的人却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彼此放弃午睡，直到夜色催人才依依分手，且用饭时破例喝了酒。他们虽第一次见面，之前却实有联系，彼此可以说心心相印。
1931年5月，瞿秋白在冯雪峰送来的《前哨》上看到鲁迅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十分赞赏，认为“写得好，究竟是鲁迅。”可见在此之前，瞿秋白先生就对鲁迅先生有相当了解，看过他不少的文章。对于瞿秋白，最初引起鲁迅关注的是他的理论和翻译才能，“我们抓住他！要是他能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那是最合适不过的了！”鲁迅在《铁流》一书的编校后记中提到他们未曾谋面的合作，“这书虽然仅仅是一种翻译小说，但却是尽三人的微力而成，----译的译，补的补，校的校，而又没有一个是存着借此来自己消闲，或乘机哄骗读者的意思的。”这“补”者是瞿秋白，“校”者当然是鲁迅。
1931年年底，鲁迅先生翻译的《毁灭》一书刚出版，即给瞿秋白送去一册。瞿秋白读完即给鲁迅写了一封长信，开头称呼“敬爱的同志”，“我也许和你自己一样，看着这本《毁灭》，简直非常的激动：我爱它，像爱自己的儿女一样。咱们的这种爱，一定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精力增加起来，使我们的小小的事业扩大起来。”“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鲁迅很快回信，“我真如你来信所说的那样，就像亲生的儿子一般爱他，并且由他想到儿子的儿子。还有《铁流》，我也很喜欢。……不过我也和你的意思一样，以为这只是一点小小的胜利……”在鲁迅所有通信中，惟一一次使用“同志”的字眼，“敬爱的J.K.同志”，共同的事业追求，共同的人生志向。
而始于1931年底的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共同论战中，更加深了鲁迅与瞿秋白之间的战斗友谊。胡秋原在《文化评论》创刊号发表《真理之檄》、《阿狗文艺论》等文章，大谈“我们”是自由的知识阶级之类……瞿秋白在《“自由人”的文化运动》中批驳道，“当前的文化运动是大众的----是为大众的解放而斗争的，脱离大众而自由的‘自由人’，已经没有什么‘五四未竟之遗业’。他们的道路只有两条----或者来为着大众服务，或者去为着大众的仇敌服务。”随后杜衡以苏汶的笔名在《现代》杂志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提出了“第三种人”的观点。瞿秋白继而写了《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认为苏汶同样作为“反对阶级文学的理论”，他是比胡秋原进行得更巧妙，更彻底的。鲁迅在论争接近尾声时发表的《论“第三种人”》中指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面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而当鲁迅发表于1932年12月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遭到的来自革命战线的围攻时，瞿秋白写了《慈善家的妈妈》和《鬼脸的辩护》等文章给鲁迅予以支持，认为鲁迅的文章是“提高文化革命斗争的任务的”。
共同战斗经历，使他们初次见面即一见如故，过后往来亲密。1932年9月，鲁迅带着许广平和海婴回访了瞿秋白。此后，1932年11月下旬、1933年2月上旬，以及1933年夏天，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曾数次避居鲁迅家中，以摆脱敌人的追猎。第一次避难期间鲁迅和瞿秋白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朝夕相处，瞿秋白有诗赠鲁迅，“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新五丰醉眠”，瞿秋白向最知心的朋友坦露了自己内心“颓废”与“脆弱”的一面；归去不久又有诗赠鲁迅，“不向刀丛向舞楼，摩登风气遍神州。旧书摊畔新名士，正为西门说自由”，对帮闲文人进行了抨击，明显化用了鲁迅作于1931年2月“怒向刀丛觅小诗”诗句。1934年1月初，瞿秋白离沪赴中央苏区，4日晚到鲁迅家当面辞行，年届53岁的鲁迅，执意把床铺让给35岁的瞿秋白睡，两人作竟日长谈，直到第二天夜晚，瞿秋白才依依不舍地辞别。1月9日，鲁迅收到瞿秋白临行前写给他的信。28日，又收到瞿秋白将要到达苏区时在途中写来的信。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罗汉岭被反动派枪杀。当年11月，鲁迅抱病为亡友于编印了他自己人生的最后一本书----《海上述林》，以此表达深切的悼念。
鲁迅与瞿秋白，两位革命的同志间的友谊，用鲁迅1933年春写给瞿秋白的一副联句可以作最好的总括：“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人间大寂寞莫过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