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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后眼下已人到中年,事儿渐渐多了、杂了,心情也多了,忙忙碌碌后也有点心累,总想找个清静、没干扰的地方,好好歇一下。人都说四十不惑,有些事的确是想明白了,但终究还是有些事儿,你往死里想都想不明白。这也正常,都是红尘俗世的饮食男女,难逃七情六欲、贪嗔痴妄,想不明白,余生慢慢想吧。或者干脆不想,倒能落个轻松。到了中年,人有时候总爱犯个毛病,没话题了,就扯扯从前的那些事儿,扯扯小时候的那些事儿,一白话起来就挺热闹。农村娃娃的故事似乎更加精彩非凡。那就说说吧,看你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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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中后期的农村,基本还很穷,记得只是刚刚解决温饱。记得每天早上起来,就看见娘守着灶火往锅里贴饼子、玉米面饼子,贴饼子是个技术活儿,面活的软硬,锅热的程度,技术不好的,往往就都滑到锅里成玉米粥了。谁能贴的好,这算是家庭主妇的一项本事。我最喜欢的事儿,是等饼子出锅儿,没出息地挨个儿把每个饼子金灿灿的“嘎巴”都揭下来吃,馋呀!说实话,那时候,没零食,就过年、过八月十五,或谁家有娶媳妇的才能吃着糖、点心、月饼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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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面馒头也不是常吃,主要就是大窝头,那时候没炒菜,唯一的佐料好像记得就是咸菜疙瘩,最好吃的是闷的芥菜疙瘩,吃起来像红烧肉一样香。再就是谁家打算盖房,要打坯,给家里打坯的人干活儿累,要主家送“贴晌”,多半是油饼、火烧,被派送“贴晌”小孩儿,多半会在路上从篮子里偷拿出一块来吃,吃的贼快,生怕被人发现。还有就是有亲戚家娶媳妇,跟着大人去“坐席”,比过年吃的还丰盛,七个碟子、八个碗的,是最幸福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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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坐席”,我还写过一些小文章,大家似乎都很喜欢看。看来关于吃的幸福事儿,基本都能触动人心。人吗,离不开个吃。不过这段时间持续的似乎并不长,没几年,人们就都吃上白面馒头了,因为村里打了井,有了水浇地,粮食增产了。但人们的生活水平还是没那么高。那时候的零食几乎为零,只记得到冬天,有到村里串乡卖糖葫芦的,但也只有少数稍微富裕一点的家庭才给孩子买,多数眼馋的孩子只是眼巴巴羡慕地看着。还有卖“脆糖”的,所谓“脆糖”就是最早期的膨化食品,应该是玉米面做的,长长的一根,卖2分钱,后来卖到5分、卖到1毛,再后来就没卖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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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是冬天有崩爆米花的,一家拿一茶缸子玉米去崩,摇啊摇,不摇了一脚踹,小孩儿们乱抢,你懂的,不多说了。夏天里有卖冰棍儿的,那时候没雪糕,就是冰棍儿,又硬又凉,那点甜味儿都是糖精做的,但吃起来,还是爽甜爽甜的,便宜的5分、贵的1毛,“过麦”的时候卖得最多,大暑天、干活累,人们似乎觉得只有这种时候才能奢侈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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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收麦子累呀,多数都是用手拔、用镰割,然后打捆,套着牲口(多数是牛)车拉到村边的场院里晒,用三股叉、四股叉翻场,晒干了再套上牛拉着碌碡一圈圈地轧,然后拾场、扬场,把麦粒扬出来。那活儿,一道道程序麻烦着呢,累人着呢。再后来,才慢慢有了拖拉机,小型的收割机,用“镇压器”轧场,就快多了。对于小孩们来说,最烦的事儿是叫大人赶着上地里拉麦子,天气又干又燥,麦芒扎的胳膊生疼。或者跟着在场院里翻麦子,太阳毒的晒得脑浆子疼,浑身皮都发紧。不过也有惬意的事儿,到了晚上看场,热气渐渐消散,躺在麦秸堆里看星星,那叫一个舒坦,松软新鲜的麦秸味儿很好闻,比被子都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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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主食以外的吃食,基本都是自家地里种的,花生、枣,山药红薯,基本都是应季吃,没反季这一说,不像现在,你啥时候想吃啥时候都有,不过味道差了一些,看来还是跟着自然规律走,才能真正享受到地道正宗的味道。麦子快熟的时候,撸几把麦穗烧着吃,也是不错的美味。收玉米的时候煮嫩玉米或者烧玉米吃,都挺香,现在市面上卖的叫老玉米,我一直琢磨不明白“明明是嫩玉米,干嘛偏偏叫老玉米。再就是打“野食儿”了,夏天晚上,去树上摸“知了猴儿”或者抱一堆柴火,去树底下燎“知了”,点起火来就玩命地踹树,傻不拉叽的知了就往火里飞,等我们觉得飞来的差不多了,就把火灭了,用木棍从火堆里扒拉出来吃,往往吃了一嘴黑,但腮帮子嚼得还蛮带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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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饭店里卖的油炸知了猴儿都不算便宜。对于知了投火这件事儿,小时候想不明白,现在也想不透彻,不过知道的是,有光亮不一定是好事儿呀,所以别急着前去投奔,没准儿就是火坑、陷阱,自取灭亡。再就是晚上就拿着手电去房檐底下逮麻雀,然后用泥糊起来,扔到灶火里烧,火候差不多了,把火一灭,把一个个“泥球球”晾凉了,把泥皮儿一扒,羽毛都沾泥上了,就露出烧得又嫩又香的肉球了。秋天,到地里逮蚂蚱,烧蚂蚱的事儿,也干过,不再求饱,就在个瞎闹玩着高兴。再就是应季的黄瓜、西瓜、脆瓜,都特别香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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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孩子都挺淘的,夏天不睡觉,都会去淘气,爬瓜溜枣的事儿基本都干过。我记得一件印象最深的事儿,是上小学一年级,我们几个小伙伴儿商量着一起去爬瓜,还是下雨天,说下雨天没人看着瓜地,那家儿的窝棚漏了,这样我们应该不会叫人家逮住。于是,我们几个就冒雨爬瓜去了,每人爬了一个后,我们就慌慌张张地跑到村后一家新盖的还没有上门,也没有院墙的房子里,然后兴奋地吃,结果,吃了一口,大家就都吐了,难吃的不行。于是我们失望地都扔了,跑回各自家去。到第二天,那个老太太在村里骂街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偷的根本不是西瓜、甜瓜、脆瓜什么的,而是北瓜、南瓜、西葫芦那些,生着不能吃。后来说起这事儿来就笑得肚子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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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小孩子穿的衣服记得多数是用大人的旧衣服改做的,既没款式、也没新颜色,要不就是哥哥姐姐穿了、弟弟妹妹穿。哥哥姐姐穿的常常裤腿短,就像现在的九分裤、七分裤,弟弟妹妹穿的往往腰肥裤腿拖地,因为穷呀,只有过年才有添新衣服的待遇。那时候最喜欢穿绿色的衣服,尤其是旧军装改的,觉得穿上特牛,特威风,谁要是再有顶军帽、有个红五星,那你基本能当孩子王了。那时候对当兵的穿的衣服就是感觉有一种神秘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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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七八岁的小孩不上学,大夏天里好像基本不怎么穿衣服,都是光着腚在村里晃悠,也不觉着丢人,鞋也不穿,穿布鞋热,买凉鞋贵,索性都光着脚丫子,谁也不笑话谁,因为都一样。要不不上学了,就半天半天地泡在村后的水坑里,那时候雨水大,几乎每村都有水坑,孩子们基本都能自己学会游泳的本领。不过也有出事儿被淹死的,于是大人、学校里都开始管。头上课老师检查,用手指盖在你腿上划,要是划不出白印儿来,就是你去水坑里洗澡了,就要拿竹板打手心,打的还挺狠的。但打归打,洗还是去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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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们基本上没有玩具,没有旱冰鞋、没有滑板车,没有漫画、没有游戏机、没有奥特曼、熊出没、喜羊羊,我们的娱乐基本靠自己解决。在村街上踢瓦片儿跳房子,拿几个小石子“走顶”、“走北京城”、“天下太平”。光着膀子爬上院外的柳树折一段树枝用斧头笨笨地削成的尜尜、打尜尜;用废旧自行车链条自行组装的洋火枪,那时候因为这个总挨骂,一个是老盼着自家的自行车链子或者车内胎坏得不能用了,好有做洋火枪的原材料,再就是费洋火,一天打好几盒洋火,大人气得追着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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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最喜欢过年放炮仗,但种类挺单一的,主要就是二踢脚和小鞭儿,最高级的好像有一种叫“闪光雷”,包装是彩色的,小孩子可以拿在手里冲着天放,也有淘气地,冲着墙或冲着谁家的狗放,吓得狗“嗷嗷”的直叫唤,看着那丧家犬落逃的样子,哈哈大笑。也有不少因为放炮仗点着柴火垛的事儿。还有过了年四处去捡炮仗筒的,主要是去寻那些哑炮,倒出里面的火药来,点着玩,燎了头发眉毛的事儿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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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没电视,多数家都有收音机,农村人叫“匣子”,小孩儿们那时候最喜欢听评书《杨家将》,刘兰芳播讲的,听的入迷的程度是放了学,就玩命儿地往家跑,生怕错过开讲,接不上上回的茬儿,不像现在,你可以在电脑上打包下载,想听多少听多少,想看多少看多少,但是事儿总是很奇怪,现在倒不如那时过瘾,仔细想想,人可能就有犯贱的劣根,改不了。那时候学校都在自个儿村里,离家近,好在不用跑个十里八里。听了评书之后,还学着比划,谁谁谁最厉害,小伙伴儿在一起表演、干仗,谁也不服谁,爱憎分明,都想当好人,没一个愿意当坏人。还有《岳飞传》,也挺热闹,秦桧儿、金兀珠、哈鼻赤都成了骂人的话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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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接受的影像资料就是露天电影,公社里的放映员骑着车子或摩托来村里放电影,在支书家吃饭、喝酒。每家也早早做饭、吃饭,急慌慌地拿着小板凳、马扎去抢最好的座位。去的晚的就有上柴火垛的、上墙头的,看得津津有味,好像记得演过《卷席筒》、《七品芝麻官》,这种我们小孩子都不爱看,我们爱看打仗片和武打片,但武打片好像少,模糊的记得有个《金镖黄天霸》,到底是不是,不太清楚了,反正记得里面的主角挺牛,让我们血脉喷张。有时候,外村演电影,我们就拿着手电跑外村去看,有时候连饭也不吃,怕晚了赶不上开场,从半截看,有时候演两个片,看到半夜才回来。看电影时最扫兴的是电影演了一半,村长讲话,讲计划生育,哎呀,讲的那个啰嗦劲儿呀,真想揍他。但村长不能揍,村长也是一级国家干部。再说了,那时候在村里当村长的都是兄弟们多的,只能是他揍别人,别人一般不敢揍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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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村村都有小学。我们的村子很小,只有不到30户人家。学校是和邻村一块办的,只有三间屋子,据说还是以前的土地庙改就的,拆了祖辈曾虔诚供奉的泥像,垒上几排土台子作课桌,再找来一块长方的大木板,刷上黑漆就成了黑板。上课的铃挂在教室前的那棵歪脖儿枣树上,那是生产队废弃不用的半块铁犁,钢性却很好,用一根光滑的硬木棍一敲,当当作响,清脆悦耳。那时候,谁要是被老师派了敲铃的差事,便像是得了“大权在握”一般,无上的光荣。过了有一两年,条件大抵是好了一点,土台子拆了,换成从各家自助搬来的桌椅,当然大小不一,五花八门。记得当时我家没有桌子可以搬到学校,便被安排坐在一个大方桌上,占据了小小的一角。书包是用碎布头儿缝制的,但却不难看,因为拼出了漂亮的图案。只是这书包并非为我特意而制,而是不知是小叔还是小姑用过的。书包很小,只可以装下一本数学、一本语文外加一个练习作业合二为一的本子,正面写语文,反面写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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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要是有个军用书包是很了不起的事。文具盒?那真是奢望,四个年级也没有几个同学有。有的、大都是从乡村赤脚医生那里要来的装注射药水的纸盒。一杆没有外漆的铅笔差不多要用一个多月,好在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的作业。小刀班里也不多见,我每每都是借别人来用,要不就是在家用娘铰布的剪子来削,但往往轻易会削断笔芯儿,就算自己不心疼,也免不了被大人骂。做作业做得分外的认真仔细,不是听话,而是怕一做错了,不好涂改,因为没有橡皮,通常是一不小心写错了,要恳求人家借用一下橡皮,欠下人情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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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到五年级,去邻村上联小,好几个村共同组成了高年级学校,只有五六年级。好几个村的孩子聚到一块儿,人多了,热闹也多了。老师基本都挺厉害,学习抓得也紧了,因为面临升学。上学也去的早,有时候冬天去早了天又阴又黑,就用墨水瓶改的煤油灯照着写作业,常常熏了一脸的黑。那时候记得常常捣蛋,男生跟男生捣就是打架干仗,有时候升级到一个村跟一个村干,不过好像不怎么动家伙儿,都是约好了去地里“开坷垃杖”,有狠的会用半砖头,一边呼喊一边投坷垃,像打仗一样,但是只要谁的脑袋被砖头开破了,就全吓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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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跟男生也干仗,互相攻击,有调皮的男生气的女生哭,有性子烈的女生也能把男生制服。但深究起来,应该都没什么真正的过节儿,小孩儿一转脸儿就忘了。那时候,农村的思想似乎还挺封建的,男生和女生不怎么亲密的说话,谁要是跟谁说了,会被人认为是在搞对象,现在想来,都是小屁孩儿根本不懂那些事。长大后,渐渐明白,其实那时候男生跟女生捣乱,或许就是想引起女生的注意,并没恶意,小孩子慢慢长大,总要一步步明白些事儿的。再后来就上了初中,去镇上的初中上学,那真是慢慢长大了,学习也紧了,不过该玩儿的还是没头没边儿的玩,还玩出好多花样儿,事儿也不少,留着下回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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