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原创作者润泽讲历史，专注原创文章创作。
70后眼下已人到中年，事儿渐渐多了、杂了，心情也多了，忙忙碌碌后也有点心累，总想找个清静、没干扰的地方，好好歇一下。人都说四十不惑，有些事的确是想明白了，但终究还是有些事儿，你往死里想都想不明白。这也正常，都是红尘俗世的饮食男女，难逃七情六欲、贪嗔痴妄，想不明白，余生慢慢想吧。或者干脆不想，倒能落个轻松。到了中年，人有时候总爱犯个毛病，没话题了，就扯扯从前的那些事儿，扯扯小时候的那些事儿，一白话起来就挺热闹。农村娃娃的故事似乎更加精彩非凡。那就说说吧，看你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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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中后期的农村，基本还很穷，记得只是刚刚解决温饱。记得每天早上起来，就看见娘守着灶火往锅里贴饼子、玉米面饼子，贴饼子是个技术活儿，面活的软硬，锅热的程度，技术不好的，往往就都滑到锅里成玉米粥了。谁能贴的好，这算是家庭主妇的一项本事。我最喜欢的事儿，是等饼子出锅儿，没出息地挨个儿把每个饼子金灿灿的“嘎巴”都揭下来吃，馋呀！说实话，那时候，没零食，就过年、过八月十五，或谁家有娶媳妇的才能吃着糖、点心、月饼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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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面馒头也不是常吃，主要就是大窝头，那时候没炒菜，唯一的佐料好像记得就是咸菜疙瘩，最好吃的是闷的芥菜疙瘩，吃起来像红烧肉一样香。再就是谁家打算盖房，要打坯，给家里打坯的人干活儿累，要主家送“贴晌”，多半是油饼、火烧，被派送“贴晌”小孩儿，多半会在路上从篮子里偷拿出一块来吃，吃的贼快，生怕被人发现。还有就是有亲戚家娶媳妇，跟着大人去“坐席”，比过年吃的还丰盛，七个碟子、八个碗的，是最幸福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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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坐席”，我还写过一些小文章，大家似乎都很喜欢看。看来关于吃的幸福事儿，基本都能触动人心。人吗，离不开个吃。不过这段时间持续的似乎并不长，没几年，人们就都吃上白面馒头了，因为村里打了井，有了水浇地，粮食增产了。但人们的生活水平还是没那么高。那时候的零食几乎为零，只记得到冬天，有到村里串乡卖糖葫芦的，但也只有少数稍微富裕一点的家庭才给孩子买，多数眼馋的孩子只是眼巴巴羡慕地看着。还有卖“脆糖”的，所谓“脆糖”就是最早期的膨化食品，应该是玉米面做的，长长的一根，卖2分钱，后来卖到5分、卖到1毛，再后来就没卖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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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是冬天有崩爆米花的，一家拿一茶缸子玉米去崩，摇啊摇，不摇了一脚踹，小孩儿们乱抢，你懂的，不多说了。夏天里有卖冰棍儿的，那时候没雪糕，就是冰棍儿，又硬又凉，那点甜味儿都是糖精做的，但吃起来，还是爽甜爽甜的，便宜的5分、贵的1毛，“过麦”的时候卖得最多，大暑天、干活累，人们似乎觉得只有这种时候才能奢侈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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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收麦子累呀，多数都是用手拔、用镰割，然后打捆，套着牲口（多数是牛）车拉到村边的场院里晒，用三股叉、四股叉翻场，晒干了再套上牛拉着碌碡一圈圈地轧，然后拾场、扬场，把麦粒扬出来。那活儿，一道道程序麻烦着呢，累人着呢。再后来，才慢慢有了拖拉机，小型的收割机，用“镇压器”轧场，就快多了。对于小孩们来说，最烦的事儿是叫大人赶着上地里拉麦子，天气又干又燥，麦芒扎的胳膊生疼。或者跟着在场院里翻麦子，太阳毒的晒得脑浆子疼，浑身皮都发紧。不过也有惬意的事儿，到了晚上看场，热气渐渐消散，躺在麦秸堆里看星星，那叫一个舒坦，松软新鲜的麦秸味儿很好闻，比被子都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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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主食以外的吃食，基本都是自家地里种的，花生、枣，山药红薯，基本都是应季吃，没反季这一说，不像现在，你啥时候想吃啥时候都有，不过味道差了一些，看来还是跟着自然规律走，才能真正享受到地道正宗的味道。麦子快熟的时候，撸几把麦穗烧着吃，也是不错的美味。收玉米的时候煮嫩玉米或者烧玉米吃，都挺香，现在市面上卖的叫老玉米，我一直琢磨不明白“明明是嫩玉米，干嘛偏偏叫老玉米。再就是打“野食儿”了，夏天晚上，去树上摸“知了猴儿”或者抱一堆柴火，去树底下燎“知了”，点起火来就玩命地踹树，傻不拉叽的知了就往火里飞，等我们觉得飞来的差不多了，就把火灭了，用木棍从火堆里扒拉出来吃，往往吃了一嘴黑，但腮帮子嚼得还蛮带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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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饭店里卖的油炸知了猴儿都不算便宜。对于知了投火这件事儿，小时候想不明白，现在也想不透彻，不过知道的是，有光亮不一定是好事儿呀，所以别急着前去投奔，没准儿就是火坑、陷阱，自取灭亡。再就是晚上就拿着手电去房檐底下逮麻雀，然后用泥糊起来，扔到灶火里烧，火候差不多了，把火一灭，把一个个“泥球球”晾凉了，把泥皮儿一扒，羽毛都沾泥上了，就露出烧得又嫩又香的肉球了。秋天，到地里逮蚂蚱，烧蚂蚱的事儿，也干过，不再求饱，就在个瞎闹玩着高兴。再就是应季的黄瓜、西瓜、脆瓜，都特别香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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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的孩子都挺淘的，夏天不睡觉，都会去淘气，爬瓜溜枣的事儿基本都干过。我记得一件印象最深的事儿，是上小学一年级，我们几个小伙伴儿商量着一起去爬瓜，还是下雨天，说下雨天没人看着瓜地，那家儿的窝棚漏了，这样我们应该不会叫人家逮住。于是，我们几个就冒雨爬瓜去了，每人爬了一个后，我们就慌慌张张地跑到村后一家新盖的还没有上门，也没有院墙的房子里，然后兴奋地吃，结果，吃了一口，大家就都吐了，难吃的不行。于是我们失望地都扔了，跑回各自家去。到第二天，那个老太太在村里骂街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偷的根本不是西瓜、甜瓜、脆瓜什么的，而是北瓜、南瓜、西葫芦那些，生着不能吃。后来说起这事儿来就笑得肚子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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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小孩子穿的衣服记得多数是用大人的旧衣服改做的，既没款式、也没新颜色，要不就是哥哥姐姐穿了、弟弟妹妹穿。哥哥姐姐穿的常常裤腿短，就像现在的九分裤、七分裤，弟弟妹妹穿的往往腰肥裤腿拖地，因为穷呀，只有过年才有添新衣服的待遇。那时候最喜欢穿绿色的衣服，尤其是旧军装改的，觉得穿上特牛，特威风，谁要是再有顶军帽、有个红五星，那你基本能当孩子王了。那时候对当兵的穿的衣服就是感觉有一种神秘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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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七八岁的小孩不上学，大夏天里好像基本不怎么穿衣服，都是光着腚在村里晃悠，也不觉着丢人，鞋也不穿，穿布鞋热，买凉鞋贵，索性都光着脚丫子，谁也不笑话谁，因为都一样。要不不上学了，就半天半天地泡在村后的水坑里，那时候雨水大，几乎每村都有水坑，孩子们基本都能自己学会游泳的本领。不过也有出事儿被淹死的，于是大人、学校里都开始管。头上课老师检查，用手指盖在你腿上划，要是划不出白印儿来，就是你去水坑里洗澡了，就要拿竹板打手心，打的还挺狠的。但打归打，洗还是去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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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们基本上没有玩具，没有旱冰鞋、没有滑板车，没有漫画、没有游戏机、没有奥特曼、熊出没、喜羊羊，我们的娱乐基本靠自己解决。在村街上踢瓦片儿跳房子，拿几个小石子“走顶”、“走北京城”、“天下太平”。光着膀子爬上院外的柳树折一段树枝用斧头笨笨地削成的尜尜、打尜尜；用废旧自行车链条自行组装的洋火枪，那时候因为这个总挨骂，一个是老盼着自家的自行车链子或者车内胎坏得不能用了，好有做洋火枪的原材料，再就是费洋火，一天打好几盒洋火，大人气得追着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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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最喜欢过年放炮仗，但种类挺单一的，主要就是二踢脚和小鞭儿，最高级的好像有一种叫“闪光雷”，包装是彩色的，小孩子可以拿在手里冲着天放，也有淘气地，冲着墙或冲着谁家的狗放，吓得狗“嗷嗷”的直叫唤，看着那丧家犬落逃的样子，哈哈大笑。也有不少因为放炮仗点着柴火垛的事儿。还有过了年四处去捡炮仗筒的，主要是去寻那些哑炮，倒出里面的火药来，点着玩，燎了头发眉毛的事儿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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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没电视，多数家都有收音机，农村人叫“匣子”，小孩儿们那时候最喜欢听评书《杨家将》，刘兰芳播讲的，听的入迷的程度是放了学，就玩命儿地往家跑，生怕错过开讲，接不上上回的茬儿，不像现在，你可以在电脑上打包下载，想听多少听多少，想看多少看多少，但是事儿总是很奇怪，现在倒不如那时过瘾，仔细想想，人可能就有犯贱的劣根，改不了。那时候学校都在自个儿村里，离家近，好在不用跑个十里八里。听了评书之后，还学着比划，谁谁谁最厉害，小伙伴儿在一起表演、干仗，谁也不服谁，爱憎分明，都想当好人，没一个愿意当坏人。还有《岳飞传》，也挺热闹，秦桧儿、金兀珠、哈鼻赤都成了骂人的话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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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接受的影像资料就是露天电影，公社里的放映员骑着车子或摩托来村里放电影，在支书家吃饭、喝酒。每家也早早做饭、吃饭，急慌慌地拿着小板凳、马扎去抢最好的座位。去的晚的就有上柴火垛的、上墙头的，看得津津有味，好像记得演过《卷席筒》、《七品芝麻官》，这种我们小孩子都不爱看，我们爱看打仗片和武打片，但武打片好像少，模糊的记得有个《金镖黄天霸》，到底是不是，不太清楚了，反正记得里面的主角挺牛，让我们血脉喷张。有时候，外村演电影，我们就拿着手电跑外村去看，有时候连饭也不吃，怕晚了赶不上开场，从半截看，有时候演两个片，看到半夜才回来。看电影时最扫兴的是电影演了一半，村长讲话，讲计划生育，哎呀，讲的那个啰嗦劲儿呀，真想揍他。但村长不能揍，村长也是一级国家干部。再说了，那时候在村里当村长的都是兄弟们多的，只能是他揍别人，别人一般不敢揍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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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村村都有小学。我们的村子很小，只有不到30户人家。学校是和邻村一块办的，只有三间屋子，据说还是以前的土地庙改就的，拆了祖辈曾虔诚供奉的泥像，垒上几排土台子作课桌，再找来一块长方的大木板，刷上黑漆就成了黑板。上课的铃挂在教室前的那棵歪脖儿枣树上，那是生产队废弃不用的半块铁犁，钢性却很好，用一根光滑的硬木棍一敲，当当作响，清脆悦耳。那时候，谁要是被老师派了敲铃的差事，便像是得了“大权在握”一般，无上的光荣。过了有一两年，条件大抵是好了一点，土台子拆了，换成从各家自助搬来的桌椅，当然大小不一，五花八门。记得当时我家没有桌子可以搬到学校，便被安排坐在一个大方桌上，占据了小小的一角。书包是用碎布头儿缝制的，但却不难看，因为拼出了漂亮的图案。只是这书包并非为我特意而制，而是不知是小叔还是小姑用过的。书包很小，只可以装下一本数学、一本语文外加一个练习作业合二为一的本子，正面写语文，反面写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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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要是有个军用书包是很了不起的事。文具盒？那真是奢望，四个年级也没有几个同学有。有的、大都是从乡村赤脚医生那里要来的装注射药水的纸盒。一杆没有外漆的铅笔差不多要用一个多月，好在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多的作业。小刀班里也不多见，我每每都是借别人来用，要不就是在家用娘铰布的剪子来削，但往往轻易会削断笔芯儿，就算自己不心疼，也免不了被大人骂。做作业做得分外的认真仔细，不是听话，而是怕一做错了，不好涂改，因为没有橡皮，通常是一不小心写错了，要恳求人家借用一下橡皮，欠下人情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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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到五年级，去邻村上联小，好几个村共同组成了高年级学校，只有五六年级。好几个村的孩子聚到一块儿，人多了，热闹也多了。老师基本都挺厉害，学习抓得也紧了，因为面临升学。上学也去的早，有时候冬天去早了天又阴又黑，就用墨水瓶改的煤油灯照着写作业，常常熏了一脸的黑。那时候记得常常捣蛋，男生跟男生捣就是打架干仗，有时候升级到一个村跟一个村干，不过好像不怎么动家伙儿，都是约好了去地里“开坷垃杖”，有狠的会用半砖头，一边呼喊一边投坷垃，像打仗一样，但是只要谁的脑袋被砖头开破了，就全吓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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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跟男生也干仗，互相攻击，有调皮的男生气的女生哭，有性子烈的女生也能把男生制服。但深究起来，应该都没什么真正的过节儿，小孩儿一转脸儿就忘了。那时候，农村的思想似乎还挺封建的，男生和女生不怎么亲密的说话，谁要是跟谁说了，会被人认为是在搞对象，现在想来，都是小屁孩儿根本不懂那些事。长大后，渐渐明白，其实那时候男生跟女生捣乱，或许就是想引起女生的注意，并没恶意，小孩子慢慢长大，总要一步步明白些事儿的。再后来就上了初中，去镇上的初中上学，那真是慢慢长大了，学习也紧了，不过该玩儿的还是没头没边儿的玩，还玩出好多花样儿，事儿也不少，留着下回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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