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前排中）在平壤嵋谷合作农场采访时与农场的工作人员合影，（前排右一是翻译小崔）供图/沈大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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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 “谜之国”的人们
大约总是认为朝鲜人严肃、刻板，然而，深入接触之后会发现，他们不过是普通人，其生活中的很多情形，是我们三四十年前习以为常的，而最近几年，生活在这个被世界认为神秘国度的人们，也因为与世界的接触越来越多，正在发生悄悄的改变
4月，我第四次从朝鲜结束拍摄离开。那天清早，坐在中国造“金杯”面包车开出羊角岛国际饭店，在平壤市区里拐了几个弯，向北边四十公里外的顺安国际机场奔去。
一路上，摄制队同事一直在和女翻译小崔聊天，对话的内容，说出来读者可能不大相信，是美容。连续多天和我们一起在外面跑，小崔晒黑了，脸上现出小雀斑，她很担心。摄制组虽是全男班，已足够和一位爱美的朝鲜女生谈论这个话题了。
男生们热心而努力地用结结巴巴的普通话，教小崔平时怎么用草莓加牛奶、黄瓜或者柠檬来护肤。听着小崔一声声惊讶的低呼，我忍不住加入，说起了小崔听不懂的广东话：“别说了，草莓柠檬在这里可是奢侈品，说不定还是‘战略品’，用来敷脸，说得轻易，人家会怎么想？”
车厢陷入了沉默。四年来，四入朝鲜，对于这个谜一样的国家，和这里的人们，我渐渐有了些感受：在外界眼里，他们可能严肃、刻板，甚至还有些愚昧，但与他们深入接触后会发现，他们也不过是普通人，其生活中的很多情形，是我们三四十年前习以为常的， 当有的国人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心态去看待朝鲜人民时，其实是忘记了我们自己如何走过来的。
但最近几年，生活在这个被世界认为最神秘的国度里的人们，因为与世界的联系正越来越多，也正在悄悄地发生改变，但我们自己，也许有许多方面却还停留在过去。
小崔
小崔全名崔心惠，四年来每次来朝鲜，都是她做翻译。一开始，我们叫她崔小姐，熟了后就叫小崔，她显然更喜欢这个显得年纪小的称呼。
第一次见到小崔是在4月，那也是我第一次赴朝鲜拍摄纪录片。在顺安机场接机大厅，一位脸圆圆的、在朝鲜人中算有点胖的女生在人群中向我们挥手，她看起来岁数不大，但一身臃肿的大红呢子西服套装、长及小腿的厚实裙子，看起来像一位中年妇女，这就是小崔。在随后十余天的拍摄中，小崔都穿着这套“行政套装”，我相信这是她能接待外宾的最得体衣服了。当然，这是。
她30岁出头，毕业于平壤外国语大学中文专业，曾经在北京大学深造过两年，那是她唯一的出国经历。回国后被分配到朝鲜之声中文台当女主播，负责对华广播，住在中国东北靠近朝鲜的人，也许就在收音机里听过小崔的声音。
第一年合作，小崔很警觉。她虽是凤凰摄制队翻译，但也和上司“金老师”、开车的“金司机”严密地看管我们的一举一动，不该去的地方绝不让去，至于哪儿“不该去”，他们自有一套我们无法了解的准则，“犯规”时才可能知道居然是红线的内容。例如，吃完饭自己跑到餐厅门口溜达，小崔马上会追出来，因为到这里来的目的是吃饭，除了吃饭，不许做别的。
两部摄影机分开工作时，小崔会紧跟其中一部，站在摄影师旁边，警惕地盯着观景器。她的责任是监督我们不要拍到“不美好”的画面，甚至在拍摄一些单位的大门外景时，小崔会把那些蹲在门口休息、穿着不那么光鲜的朝鲜同胞“劝”走，她如何劝解我们听不见，只能看到对方每每惊讶地看看我们，然后顺从地走开。
一次雨过天青，摄影师想拍一个路面积水中的城市倒影，小崔立刻上前挡住镜头，她认为积水的画面“不美好”，是影射朝鲜道路破破烂烂，有损国家形象。
还有时，红线设制的理由我们怎么也想不通。
在板门店拍摄期间，主持人在板门阁录串场词时手里拿着一张门票想要说明：在这个南北对峙最紧张的地方，双方也有合作默契，轮流安排各方游客进入会议室参观，刚说到“在北边，外国游客只要花几欧元，买张门票，就能进去听人民军介绍，感受战争的恐怖以及和平的可贵……”镜头外的小崔突然冲上去，一把把主持人手上的门票抢下来，说：“这个就不要拍了！”我们都惊得目瞪口呆。
朝鲜对于“美好的画面”的要求有些苛刻，即使是国营的路边摊档、旅游景点的售票处、或者国营农场里的农民特写，都禁止拍摄，并认为这些画面被传到外国，有可能被用来贬损朝鲜作为一个“纯粹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他们很不理解，外国记者为什么一直想拍朝鲜人觉得不好的一面？为什么外国媒体在强调客观真实的时候，对那些“好”的真实不感兴趣？
但人就是这样，越是被规定只能拍什么，就越勾起我们对那些不许拍摄内容的好奇和猜度，在得不到合理解释时，“好”的事物也失去说服力，对“坏”的猜度很容易被放大、衍生出各种负面解读。在四年的接触中，我们反复向他们解释这一点，不知是沟通起了作用，还是朝鲜国内气氛的缓和，后来几次去，可以明显感觉到朝鲜方面的限制越来越宽松。
摄制组和朝方陪同人员之间，最初只是谨慎的客气，谁也没想到，由于一宗意外，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亲密起来。一天晚上，结束拍摄回到酒店，小崔的手指在下车时被车门狠狠夹了一下，指甲被夹爆、指骨变形、鲜血直流，痛得她眼泪直飙。大家也急了，但不知出于什么隐情，小崔就是不肯去医院。
回到房间，我翻出备用的一小瓶云南白药，送去给她。应门的是“金老师”，门只开了一条缝，她绷着脸，几乎是挤出门缝来，又立刻把门掩上。但听完我的来意、仔细交代药的用法后，金老师脸上的线条渐渐变得柔和，还一再道谢。
小崔的手伤成为大家接连几天关心的话题，并都对她照顾有加，这份人与人之间简单、纯粹的关怀，慢慢开启了大家的私人交流。
小崔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条件不错，也许这是她比一般人略胖的原因。她有个独生子，那时两岁，我女儿那时也刚一岁，父母聊起儿女经都喋喋不休，一行人纷纷加入讨论。我们问小崔，朝鲜既然鼓励生育、福利又好，为什么不多生几个？她的回答我们深有共鸣：“工作很忙很累，养育孩子太辛苦了。”撇开意识形态，这个神秘国度的人，即使是国家干部，也面临同样的工作生活两难。令小崔最惊讶的是，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楼价、教育、医疗居然那么昂贵，在她的生活中，这些都是国家包办的。
能分享的私人话题，也是有边际的。小崔的丈夫是一位人民军军官，在机关里工作，什么机关呢？小崔脸上现出神秘的笑容，我们也就知趣地没再追问。
在此后几年中，小崔保持着很微妙的变化，比如，她每次的穿着都比前一次更新潮，相比于的红呢子套装，之后每一年都比前一年更年轻化，剪裁更得体，质料也越来越轻盈、更现代。时，她甚至告诉我们，她要开始减肥，“想要变得美些”。
这也和平壤街头的变化相符。平壤市面上的行人，衣着的色彩越来越丰富。以前朝鲜人只有三装——军装、西装、劳动装，现在这恐怕只适用于男性了。去拍摄时，有个场景我印象特别深刻。一天，我们被安排去瞻仰金日成遗容，在肃穆的锦绣宫广场上，许多朝鲜学生列队拍照，在一式一样的校服下，女生们都穿着十分新潮的鞋子：松糕鞋、网球鞋、跑步鞋，甚至连鳄鱼鞋也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