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船到达长崎港卸货情景。 广东船，见于日本长崎（17）《唐船之图》。
深圳晚报特约撰稿 陈振杰
中国人很早就对世界的海洋有所了解，可以追溯到秦汉以前，而且对西太平洋、印度洋早有了解并熟悉，但史籍文献记载中关于这几片地区内的海洋名称却很混乱。同一海区，在不同时期名称不一致。直到唐末五代时期，才产生了“东洋”与“西洋”的概念。文献中东南亚至印度洋海区的命名也逐渐统一，并在民间一直沿用到清代。
唐末，中国把东南亚至印度洋中诸岛国划分为“东洋”和“西洋”。古代中国航海家赴东南亚有两条主要航线：一条是从福建、广东沿海港口出发，渡东海到达台湾或吕宋，顺菲律宾列岛而南至婆罗洲。这条沿西太平洋诸岛的航线所经诸地，被称为“东洋”。一条是从中国沿海出发，顺大陆海岸南行，过印度支那半岛航行所经诸地，被称为“西洋”。东洋、西洋之间的分界区域是中国的南海，南海以东为“东洋”，南海以西为“西洋”。因此，“东洋”与“西洋”主要是指距中国大陆不远的南海一带。后来，在不同的时代，“东洋”与“西洋”的含义和范围也有变化，高丽、日本也属“东洋”范围。而后又在“东洋”与“西洋”概念的基础上，产生了“南洋”的概念和名称，南洋，主要是指东南亚地区。明末以后，随着西方近代地理知识的不断传入，中国人慢慢了解了西方人对世界大洲大洋的划分和命名，并用以取代了中国对它们的传统名称。
日本：东洋航线重要贸易国
日本，是明清时代中国丝绸亚洲市场的传统市场。早在宋代，日本就已经发展蚕桑丝织业，明清时期逐渐走向成熟。16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逐步结束战国混乱，归于统一，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16世纪末，日本白银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25%，社会购买力有了很大提高，对丝绸的需求与日俱增。当时日本从中国大量输入生丝和丝织品，仍不能满足国内需求。明代大学士徐光启（1562~1633年）在其《徐光启文集》卷一《海防迂说》中曾提到，日本“百货取资于我，最多者无若丝……通国所用，辗转灌输，不厌多也”。
中国丝绸在日本广有市场，每年从中国输入的数千万素色或刺绣天鹅绒、缎子、薄纱与各种衣料，都可销售一空。日本学者研究表明，在日本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值中，生丝及丝织品占70%，日本江户幕府初期，每年输入生丝达数十万斤，其中绝大多数来自中国。据16初荷兰驻日本平户商馆馆长干布斯调查，日本每年进口生丝约3000担，约合180吨。葡萄牙人掌握进口总数的一半，另一半由日本商人从中国商贾处购得。
欧洲人从西方到东方来，是以海盗式的殖民者方式进行的。虽然伴随着血腥的屠杀和破坏，但殖民者以通商为目的向东扩张和全球性的殖民活动，也极大地推动了世界贸易的进程。东来的殖民者很快发现了中国丝绸在亚洲市场具有良好的销路，便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先进航海技术和星罗棋布的海外殖民地优势，极力挤入亚洲丝绸贸易市场。欧洲商人在中国东南沿海采购到大量的中国丝绸，并非全部运回欧洲售卖，而有相当一部分被他们转运至其他亚洲国家贸易牟利，用获取的利润维持他们在东方殖民地的统治。据荷兰干布斯调查，日本需要进口大量中国生丝，尽管葡萄牙人和日本商人垄断了进口，但每年还有约250万荷兰盾的生丝容量。如果荷属东印度公司能占领这部分剩余市场，可获利200万荷兰盾以上。这些利润足以充作荷属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其他地方活动的经费。
明末每年都有数艘大陆商船到台湾向日本海商贩丝。1624年荷兰殖民者入侵台湾，在台湾建立了“热兰遮城”，作为海盗活动和远东贸易基地。荷兰商人极力排挤日本商人，台湾成为荷商获取中国丝绸的最重要的据点。荷兰人在东方获得的中国丝绸首先输往日本，以与葡萄牙人展开竞争。同时荷属东印度公司极力招引华商到巴达维亚、马六甲、暹罗等设有荷兰商馆的地方进行贸易，以获取更多得到中国生丝的渠道。
因此，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大型商船也和中国大型商船一样，常年往返于日本的贸易港口。即使在日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留长崎一港对外贸易的禁海时期，中国的“唐船”，荷兰的“阿兰陀船”，都是日本港口的重要风景，并在长崎港口逐渐形成了中国商馆“唐馆”和荷兰商馆“荷馆”。
来往于日本港口的“唐船”
长崎，地处日本的九州西北部，原本是个小渔村，16世纪70年代，这一带被葡萄牙籍的耶稣会传教士所看中，他们发现此处的地理条件极佳，遂将之开辟成商埠。此后，“商贾通殊域，繁华冠九州”，长崎逐渐取代了周围的其他港口，成为九州一带最为重要的日本对外通商贸易国际码头。
1603年（明万历三十一年），德川幕府建立，开始了日本历史上的江户时代。江户时代日本实行锁国政策，只开放长崎一港。此后，长崎成为日本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虽然，德川幕府其时也通过萨摩藩所控制的琉球国与中国展开间接贸易，并在对马和松前港口与朝鲜及俄罗斯有所交流，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日本正式的对外窗口只有一个，那就是长崎。
日本九州一带，很早就有中国商人的活动。晚明时担任万历年间内阁首辅的朱国桢在其《涌幢小品》（16成书）中记载：“有刘凤岐者言：自三十六年（1608年）至长崎岛，明商不上二十人，今不及十年，且二三千人矣。”可见，德川幕府建立以后，明朝商人纷至沓来，人数愈益增多，在不到的时间内，便已增至二三千人（华侨刘凤岐，是一位在长崎活动的日方唐通事，即翻译）。
对于明清时期往来于日本的中国商船船型，现藏于日本长崎县平户市松浦史料资料馆的《唐船之图》可作为考证史料和说明。当时从中国前往日本进行商业贸易的船型，主要有南京船、宁波船、福建造南京出船、台湾船、广东船、福建造广东出船、厦门船、广南船等，进出长崎港的还有欧洲荷兰商人的荷兰商船“阿兰陀船”等。《唐船之图》是1603～1867年间日本江户时期画家绘制的前来日本长崎进行商业贸易的中国帆船，是由日本江户时代长崎平户松浦肥前守笃信，为答复德川吉宗对唐船（中国船）走私以及日本船与唐船的优劣所在的垂询而专门聘请画家绘制的。画作“均以写实的手法绘制而成，细致而合比例，且加文字说明”。每艘船都标注有详细的尺寸，比例精确，工笔重彩绘制。学者研究推断这些“唐船之图”大约绘于17（清康熙五十九年），绘制者不详。日本长崎县平户市松浦史料资料馆收藏的《唐船之图》，宽57厘米，长982厘米，藏青色纸装裱，图中共绘有12幅由中国和荷兰远航到日本长崎港的船图。此图明治时代绘本藏于长崎市立博物馆，墨尔本国立美术馆则收藏有江户时代的摹制品。藏于该馆的《外国船具图》，宽27.8厘米，全长650厘米，共绘有16幅图，是《唐船之图》的附图。《唐船之图》所绘之船，对一般在吃水线以下看不见的部位也作了描绘和尺寸标示，具有造船工学意义。1971年英国李约瑟博士建议请日本大庭修教授专题汇集研究形成《平户市松浦史料资料馆藏唐船之图——江户时代的中国商船》专著，1972年结集出版。9月，中国学者朱家俊遵照厦门集美大学教授陈延杭嘱咐，拜访日本大庭修先生，获得翻译该篇专著的许可，并将该篇专著翻译成中文，由中国海洋出版社结集为《唐船图考证·中国船·中国木帆船》，于9月出版。
中国在长崎的“唐馆”
明末清初，以长崎为中心的中日贸易仍持续发展。虽然清政府推行海禁政策，如实施迁海令，让滨海各省的居民内迁。在这种背景下，前往长崎的中国商船数量一度急剧减少。不过，及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王朝收复台湾，海宇奠安，翌年便开放了海禁，鼓励内地商船前往东洋通商贸易。此后，抵达长崎的商船成倍增长。这些中国商船履危涉险，将中国的图书、生丝、砂糖、陶瓷、中药和书画古玩等输往日本，并从东洋带回了日本盛产的白银、洋铜以及海参、鲍鱼、海带等。
《唐馆图兰馆图绘卷》，为日本长崎著名画家石崎融思绘画。石崎融思（1768~1846年），相当于中国清代乾隆、嘉庆和道光年间的日本画家。《唐馆图兰馆图绘卷》原收藏于长崎县立美术博物馆，后经日本学者原田博二解说，由长崎文献社出版。唐馆，指从中国来日本进行贸易的中国商人所居住的馆舍；兰馆，指从欧洲荷兰来日本进行贸易的荷兰商人所居住的馆舍。在日本江户时代，日本担心本国资源外流和外来宗教文化进入，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日本对外开放的港口，只留长崎一港，并只允许中国的商船和荷兰的商船进出长崎港进行贸易，还对中国商人和荷兰商人进行强制性的监督管理居住，划分为“唐馆”和“兰馆”限制区域。
《唐馆图兰馆图绘卷》，以写实的绘画手法，为我们保留了基本准确的明清时期中国商人和船员水手在海上丝绸之路上与国际贸易交流中的生活情景、形象。这在国内历史文献上是不多见的，也是我们当代人较少见到的历史图画。这对深入了解研究古代中国人“走出去”开辟海上丝绸之路并与世界各国进行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中国在长崎的“唐馆”与世界东西方各国商人在广州建立的“十三行”商馆，都是我们研究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经济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历史的见证和考证研究史料。
